在北京工作的第二代华人自问:我是中国人吗?

黄淑琳,《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实习生

“你不觉得太对不起中国人吗?你的中文太差了!”上周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这样批评我。其实,这个司机态度很友好,但我还是无语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吗?师傅,难道您认为,凡是长得像中国人的人都必须会说流利的中文吗?凡是白人就一定讲英文吗?

黄淑琳曾经获得过澳大利亚总理亚洲奖,得到总理吉拉德接见。




作为一个第二代澳大利亚华人,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我不断跟各种各样的中国人进行这样有趣的对话:

“你回国了!很好,你可以看一看祖国发展得怎么样!”

我回国了吗?如果我从没有来过中国,我可以“回国”吗?

“澳大利亚人对咱们华人怎么样?”

澳大利亚人就不包括华人吗?如果我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澳大利亚,难道我还不是澳大利亚人吗?

身份认同危机

不能只怪中国吧。所谓的身份认同危机很久以前就在我身上出现过。

不久之前,我妈妈让我想起,小时候我问过她:“妈妈,我为什么不像我的朋友和同学一样?为什么没有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小学六年级时,因为语法考试考得不好,我们班的老师竟然当着所有同学的面直接跟我说:“淑琳,因为你来自华人的家,你永远学不会最标准的英语。”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觉得多么不公平:我爷爷三十年代从福建迁到马来西亚,爸爸妈妈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我爸爸的方言是福州话、妈妈的方言是潮州话,因为难以用方言交流我们在家里都说英语。对我而言,英语就是我的母语。我之所以招致老师的偏见,是因为我有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而且,我是这个班里唯一的华裔。

来中国以前,我一直把那些事深藏在心里。但在中国认识来自各国的华裔后,我常有机会与他们聊我们小时候的经历。有一天,一位阿根廷籍华裔朋友跟我说,她在阿根廷上幼儿园时,老师会把她的玩具偷偷拿给别的小朋友玩。

她的妈妈很无奈,但又不会说西班牙语,只能把他们家开的快餐店里最好吃的盒饭送给那位老师。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没想到在我疯狂地学语法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一个和我一样的华裔女孩也在承受着相似的痛苦。

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它吸引众多华裔的原因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裔“回”到了中国。但根据我的个人经历,我身边绝大部分华裔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答案。对很多华裔而言,他们希望这些由成长,由金黄色头发的同学、语法考试、幼儿园老师提出的问题能在这里得到解答。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太‘华’了”

因为有一张华人的面孔,我以为来到中国之后,可以很快解决所谓的身份认同问题。然而,结果恰恰相反。2007年,为了找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我在北京四处奔波。三十几个面试之后,我放弃了,毫无选择之下去了湖南农村教书。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刚刚高中毕业,一点经验也没有,也难怪没有人想录用我。但是,我的很多华裔朋友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况,我们都明白这其中的“规则”:不管这种对“纯正”的外教的期许来源于学生、家长还是学校自身,对很多学校而言,招聘外教时,肤色比教学能力更重要。他们更愿意录用一个母语是英语、但没有华人面孔的外国人。

在旧金山长大的华裔任丽娜说:“在理论上,如果想在中国找实习,会说中文的华裔应该占优势。但是我认识几个华裔朋友,因为他们的面孔,不但没有这个优势,反而跟不太会中文的非华裔比处于劣势。”

她也提到,在中国的外国人杂志上可以看到专门招聘白人职员的广告。这样一来,公司可以让一张白人的面孔出现在公司网站上、让这个白人陪他们去开会,显得公司地位高。我有一位白人朋友从一个中国教育机构辞职,因为被录用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大部分的工作不是管理,而是一个“performing monkey”(被耍的猴子)。

不仅是工作,就连娱乐放松时,这张华人的面孔也给我们带来过不愉快的经历。一个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华裔何志荣告诉我,某天晚上跟几个白人朋友到三里屯MIX夜店玩的时候,他成了唯一需要买门票的人。

遭遇过类似情况的不只何志荣一个。今年,澳大利亚籍华裔谭若思去北京一家叫Latte的夜店时,门卫让五个澳大利亚籍白人直接走进夜店里,却让他出示身份证。

“我没有身份证,我不是中国人。”

门卫一再坚持道: “给我看你的身份证。”

最后,六个澳大利亚人选择去了另一个地方。又过了几个星期,因为北京清理“三非”外国人的一百天行动,警察让谭若思出示他的护照。这次,他的待遇就和他五个白人朋友一模一样了。谭若思说:“说白了,作为一个华人,我太外国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太‘华’了。”

一个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华裔陶钧说,某次他在三里屯打车,可是路边的司机却拒绝搭载他。直到他硬是打开车门,与司机攀谈之后说明自己是澳大利亚华裔,司机才说:“哦,我以为你是鬼子。我不拉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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