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我自己的留学生活——裘法祖

【编者注:本文是裘法祖先生自传《写我自己》的节选,记录了裘老70多年前留学德国的经历。裘法祖是中国著名外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教授从事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60余载,发表医学论文200余篇,主持编写医学教材40余本,2008年6月病逝于武汉。】

裘法祖,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

从上海到德国慕尼黑

二十世纪30年代要去欧洲,没有飞机,也不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去,只可走海路,即乘船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到欧洲。在轮船上我们住的是经济舱,两张上下铺,一张小桌。海上的生活是无聊乏味的,虽然每到一个大港口,例如香港、孟买,可以上岸去片刻观光,但这是有钱中国人的享受;我们没有钱,只好站在甲板上遥望港口的车水马龙。那几个有钱的中国人,白天打麻将,住得好、吃得好,我们一想就来个白天睡觉,晚上向他们借来麻将牌打麻将。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航行,轮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意大利威尼斯。下船的那天,在早餐后看到餐厅的侍者站在餐厅门口收小费,有钱的人给的是50或100美元;我们没有钱,谢毓晋说:只给10美元,我们是学生,过去的时候不看他的面孔就是了。就这样我们挺过去了,那个侍者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吭出来。回忆起来,实在有趣。
Dr_Qiu_Fazu




威尼斯是一座美丽的水城,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名城。上岸后,我们买了一些桔子来吃,当我们剥开后,发现里面都是像血一样的,以为坏了,就全部丢掉了,后来才知道它是名贵的血桔。我们无暇浏览水城的全貌,只有稍作逗留,便离开了威尼斯。当我们到达奥地利维也纳的时候,当地的学校已经开学2个星期了。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所有的商店按常规都关了门,连面包都买不着。我们都很饿了,只好多花钱去餐馆用餐。

第二天我们便乘火车前往慕尼黑。到达慕尼黑后,谢毓晋便提出,我们几个应该分开,不应该再在一起,因为只要我们在一起便会讲中文,这对我们学习德语是很不利的。于是他去了弗莱堡(Freiburg)。盛澄鉴也认为在一起不利于学习语言,便离开我们去了柏林。我和过晋源比较保守,二人没有分开,留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继续后期(临床)学习。当时同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之间有广泛的合作关系,只要再通过一门拉丁文初级考试,就可以注册入学。幸亏我们在国内已取得那张拉丁文初级考试的证明,免考了,也就顺利地注册进校学习了。

慕尼黑是英语munich的译语,德语叫München(明兴),是德国继柏林、汉堡的第三个大城市,是Bayern州的首府,当时人口约120万。德国人称慕尼黑是德国的“天堂”,靠近阿尔卑斯山区,周围环景非常优美,又是德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中心。1919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组成了国社党,是纳粹主义的发祥地,所以在希特勒执政时期,慕尼黑也称为“政治运动首府”(Hauptstadt der Bewegung)。慕尼黑大学创建于1472年,至今已有500余年历史,是世界著名大学之一。我能就读于此大学,并在此大学毕业,感到自豪。

我一到慕尼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住处。德国有不少家庭,由于节约就空出房间出租,在大门口挂出一张牌:“这里有住房出租”;出租的房间备有简单实用家具,包括床上被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医院、研究所都集中在一个区内,我就在这个医学区内找住房。第一个住房在Walther街,每月30马克,连供早餐。房东是一位老太太,非常和蔼。我的住房在一楼,光线不足,读书的桌在窗口,而窗口正在院子里行人道边,虽然有白色薄薄的窗帘,但不断地来往人影使得我无法集中思路。此外,一到晚上9时房东老太太就来打门,说:先生可以睡了。

我住了一个月,无法再住下去,尽管房东老太太热情地挽留我,我还是迁到第二个住房,在Häberl街;每月28马克,少2马克,也供早餐,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我也只住了一个月,由于房间在二楼,楼下正是一条汽车通道,从早到晚不断地有卡车来往;另一个原因是房东夫妇经常吵架,男的打女的,女的大哭。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第二次迁居,搬到Frauenlob街,房租每月30马克,也供早餐。房东也是一对中年夫妇,住房在四层楼,对面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皮肤科),环境非常安静。住房中还有一个房客,住在我的隔壁,是一位兽医,叫Mayer先生,他在附近宰猪场工作,一个典型的德国南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巴伐利亚人。他经常穿着巴伐利亚人的服装,头戴绿色呢帽,帽上插上一根羽毛,羊皮制的短裤,厚厚的毛袜子,重重的皮靴鞋。他下班总在夜晚11点钟左右,走上楼梯的脚步震重,铿铿有声;开门时钥匙在门孔口乱插,然后砰的一声关了门。一到房间就将二只皮靴先后撬出来,砰砰二声,接着就发出鼾声。我也习惯了,不在乎了。问题是房屋很冷,有壁炉但没有煤炭,我只好将所有的衣服穿上御寒。房东女主人Frau Schachtner非常善良,有一个女儿,每晚总嘱我将皮鞋摆在门口,她会擦干净;每星期日早晨,她总送上自己做的蛋糕。我很乐意住下去,一直住到我毕业到1940年。

我的经济状况很紧,特别是在1939年开始,由于日军侵略到上海、杭州,二姐已无法再寄钱了;她已前后五次共资助了我4200美金。我每月只用70马克,其中30马克付房租,剩下来的40马克用于吃饭和买书,幸而德国读书是免费的。早餐是由房东供给的;中餐就去专供学生用的饭店吃,每餐60芬尼,加上小费是65芬尼。晚上就吃黑面包,抹上一点果酱果腹了。果酱可以在小店里自己拿空瓶子去另买。由于租屋里没有洗澡设备,每周约好过晋源同到公共浴场去洗;衣服就送洗衣店秤重后付钱,一周后去取。这样,三年大学生生活渡过来了。

在国内我自己认为德文是很不错了。但到了德国却变成了聋子和哑巴了。慕尼黑人讲话很快,又带有地方口音,实在难懂。过了半年听和讲才好了一些。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将“您”和“你”分得很清楚。“您”(Sie)是尊称,“你”(Du)是亲密称;对家人、对16岁以下的孩子都称“Du”。一次到公园里散步,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男孩,我就问他,您几岁了;他忽然大笑着转身去告诉他的母亲说:他称我Sie呀!我才明白,“您”和“你”是有分别的。好朋友都相互称Du;对与长者或老师或不熟悉的人,都称Sie。如果有朋友,感情较深,也要长者先提出Du称,然后相互就用Du称了。

在我读完医科第一个学期后,在1937年秋天,我忽然发现在直肠下端长有一个长蒂的息肉,当时我就去外科医院手术。德国大学生的医疗费是全免的,而医学生病了都是由外科主任或副主任亲自手术的,这是传统,教授对学生是非常关心的。虽然我是中国医学生,并且刚刚开始学业,仍然享受着这样的优待。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回到我自己的住处,当时正是深秋,满地铺着褐黄色的树叶,冷风迎面吹来,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街上,想起了祖国,想起了家乡,不禁哭了!此情此景到今日还深深地印在记忆中。

1939年,我获得了二个奖学金,都是我的博士导师Borst教授亲自签字推荐的。一个是Wolf奖学金,三个半月,共420马克;另一个是洪堡奖学金(Humboldt-Stiftung),每月150马克,共两年七个月。这样大大减轻了我的经济压力,不但完成了我三年的学业,并开始了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生涯。

在慕尼黑当时只有一家中国饭店,在Augusten街,老板姓徐,温州人。我和过晋源有时也去吃一次中国饭,每餐1马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可以见到几个中国留学生。当时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约有20人,其中有马节(经济学)、徐维铸(经济学)、庄孝德(细胞生物学)、徐邦裕(制冷工程学)、许巍文(化学)、江希明(生物学)和他的夫人徐瑞云(数学)以及当时在慕尼黑进修军事的蒋纬国。记得还有几位学医的女同学,一位叫李淑家,一位叫叶景恩(同济大学李国豪校长夫人),她们都住在慕尼黑大学特设的女留学生宿舍;她们会做中国菜,有时也请我们去吃饭。

在慕尼黑的中国留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有时还一起去慕尼黑近郊Stamberg湖游乐。这些情况都在二战开始前,1938年、1939年期间。等到二战开始后,气氛紧张,大家都钻于学习和工作,彼此的交往几乎中断了。过晋源在毕业后也去维也纳大学医院工作了,而我则忙于手术,且经常和我妻子在一起了。


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

1937年2月我开始在德国攻读临床医学(医科后期),前后共三年,到1939年冬毕业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医学学制由一年二个学期改为一年三个学期(Trimester),这样,就等于缩短了一年学习时间,我遂于1939年冬比在国内的同班同学提前一年毕业了。

德国临床医学的课程与国内的课程不很相同,三年内要学完14门必修课,方可参加毕业考试。14门必修课是: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和卫生学、局部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皮肤性病学和法医学。由于上课的地点分散在不同的医院或研究所,我和过晋源各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在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赶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上课。例如早晨第一课在内科学院听课,接着就去病理研究所听课。好在这14门必修课的听课和见习时间完全可以由学生自己来安排,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散安排在三年中的八个学期中,完成上述所有课程的听课和见习。

临床学科的上课完全不同于国内情况,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启发式”地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例如上外科第一课,老师先介绍了几本教材,供学生阅读参考,接着就以示范的方式授课。国内老师的授课是按教材系统地讲授,只见书本,不见病人;而德国则是联系典型的病例进行示范授课。今天是一位胃癌病人,明天是一位颅内肿瘤病人,而后天是一位上肢骨折病人;老师简述了病史,提示了X线片,也可能就在课堂里施行复位。总之,要学生自己去阅读书本,自己去思考,上课只是示范一些典型常见病例。

每次上课要叫四个学生下来问答,问答一些基本知识。在一个或两个学期中上完了一门课程,就可取得一张听课证明,等到14门课程读完取得了14张听课的证明,就可以到大学去申请毕业考试。如果不勤奋,或不去上课,就无法报考,只得延长学习时间。我遇到几个德国同学已经读了5~6年,还未读完,一年一年拖下去,人们都称他们为“老学生”。

一次在上妇科课时,我可进手术室观看手术;当教授自腹腔中取出小儿头大的子宫肌瘤时,我忽然晕厥过去,手术室护士(修女)立刻抬我到走廊里吸氧,我恢复了,但我很伤心,看来我作不了“外科医生”。

德国的大学里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大学生自由”(Studentenfreiheit),也就是不但学习时间的长短由大学生自己来掌握,而且可以转到其他的城市学习,例如柏林大学的大学生可以转到慕尼黑大学来继续学习,也就是德国北方的大学生来到德国南方来读书,或者相反。不少大学生喜欢这样转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名胜古迹。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上临床医学课的场面。讲课的老师都是各学院或研究所的第一把手,教授或主任。他们都很讲究仪表,熨得平直的白大衣、白长裤、白的领带、白的皮鞋,后面跟随着一大批助教、讲师,一样是衣着整洁,也同时站着在教室的两边听课。大学生不起立致敬,常是用手敲打桌子表示欢迎;如果有不同意的情况,学生就拖擦鞋底来表示。记得有一次,第一内科学院院长、血液病著名教授来上课,在他的白大衣口袋中的电筒还亮着,学生就拖擦鞋底表示有意见,当时那位教授搞不明白,幸而一位助教提醒了他立即关闭了电筒,学生立即敲打桌子,表示高兴。

著名的教授上课时,庞大的梯形教室坐无虚席,连站立的空间都满了。记得1937年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Lexer教授上课时,就是如歌剧院一样的场面。Lexer教授在上课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外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这句话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并影响了我一生的外科工作。

我和过晋源学习非常勤奋,上课时总抢着坐在第一排。寒假、暑假也不休息。三年中我们没有去旅游,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寒假、暑假时期,上午都去医院见习,下午就准备博士论文课题,极力争取按时完成所有必修课程的听课和见习,按时报考、按时毕业。

三年的刻苦攻读我坚强地挺过来了。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惊奇自己竟有如此持久的动力。特别在最后一个月考试阶段,我经常失眠。由于我的住处离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广场很近,每晚在睡前就去那里跑步一圈,这样才使我得以入睡几个小时。

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德国可以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所谓Rigorosum,也就是写一篇论文,参加四门临床学科的考试,就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我与过晋源商讨,决定放弃这种优待,要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德国的国家考试非常严格,都是口试,分四人一组进行,必须在一个月中考完上述的14门课。每门考试要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例如病理学的考试,上午口试,先考问人体病理标本,继而要看五张病理镜片,作出诊断;下午还要自己做一个尸体解剖。我在一个月(1939年9月)里完成了所有14门课考试,除了2门课是“II”(病理学、儿科学)和1门课是“Ⅲ”(药理学)外,其他11门课都是“I”,因而获得总成绩“I”(最高分),但精神却疲劳到极点,体重也减轻了5公斤。随后,在同年11月再参加了博士学位答辩。由于我的病理学博士论文在两个暑假(1938、1939)期间己完成,因而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

外国留学生在德国读博士学位,不用参加国家考试,只参加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Rigorosum”,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这在国内是不清楚的,以为都是“医学博士”,而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只有通过了国家考试,才有资格获得医师执照,在德国可以做医生。因此,如果现在我回到德国去,仍然有资格做医生。另外,我在1945年12月获得了德国“外科专科医师”的资格证书,这是一项不很容易获得的荣誉。

1938年我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病理研究所拿到了博士生的课题,导师是世界著名的病理学家Borst教授,具体指导老师是讲师Höra博士。研究的课题是“肥大性阑尾炎的病理机制”。该研究所接收了一个成人拇指大的阑尾,不是肿瘤,也不是一般的炎症,病理诊断不明,因而Borst教授认为是一种毒性较低的结核杆菌所致的病变,但没有证据,必须要在标本里找到结核杆菌。我查阅了不少文献,也有类似的报道,但仅仅是一种推测,没有证实。我就在病理研究所自己动手,将标本作了许多的切片,用不同的染色方法,终于用Ziehl-Neelsen染色法找到了一条结核杆菌。诊断明确了,导师很高兴,就要我写成论文,作为博士论文发表。实际上这是一个病例报道,可是工作量还是不少的。当然,同现在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太简单了。但在70年前的时期,已经算是一篇博士论文了。

我的博士导师Max Borst教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德国政府授予他为“国家顾问”(Geheimrat)称号。他身材不高,较稳健,经常结一条红色领带。他撰著的《病理组织学》是一部经典著作,有几个不同文字的译本。他热爱古典音乐,担任一个医生交响乐团的指挥。Borst教授的性格开朗,富于幽默。医学生都知道国家考试中的病理学考试特别严格,考试中要看五张病理镜片,并作出诊断。这对一个医学生来说,确实是困难的。

因此,在病理研究所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考试前去找一位老技师,他的身材有些像Borst教授,给他5马克,就可以拿到五张镜片和诊断;在考试时也由这位老技师递给Borst教授这五张镜片。1938年,从另一个城市转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参加国家考试前也去病理研究所寻找那位老技师。恰巧在研究所的大厅里遇到了Borst教授本人,这个学生认为他就是那位老技师,就给Borst教授5马克,Borst教授接受了,也给了这个学生五张镜片。

第二天,我们上课时,Borst教授一开始就说,在座哪位同学,我要还他昨天付我的5马克。这件事引起了整个教室的学生长时间敲打桌子;表示高兴和赞扬。今天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不禁要失声大笑。Borst教授不幸于1946年因车祸去世。1979年我去德国访问时,见到了Borst教授的儿子,Hannover医学院的著名胸心外科教授,通过他我到慕尼黑拜访了Borst教授夫人,我的师母,受到她的亲切接见。

过晋源的博士生课题是有关维生素C的作用,他的导师是维生素C的开拓者,叫Stepp教授。过晋源每日喂养大鼠,非常辛苦。他的论文成绩获得“I”,而我的论文成绩是“II”。相反的,国家考试我的成绩是“I”,而他的是“Ⅱ”。这样算来,我们两人各有长短,实际是拉平了。




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我的大学毕业和博士学位证书上的名字是按德语拼音:TjiuFa-dsdu;回国后改为英语拼音:Chiu Fa-tsu;解放后一律按现代汉语拼音:Qiu Fa-zu。我的生日也有了改动,当时我只知道我属虎,冬天出生。按中国老的习惯,生日都不记年月日,只记生肖;出生后到第一个春节就是一岁,也就是生日,因此我算一算是在1915年生;为了容易记住,我自己写了生日是1915年11月15日。回国后我问了父亲,他查了年历本,我的真正生日是1914年12月6日,在德国所有证书上写的都错了。

我们在三年的临床医学学习时期,最使我不高兴的是同学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记得有一次,大学生学生会组织一次去慕尼黑郊区一个温泉地区参观,晚上开会时我和过晋源进入会场,大家喊着:欢迎日本人。当然,我非常不高兴,我鼓起勇气走上台阶说:我们不是日本佬,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也能够在慕尼黑大学留学!当时,会场一阵哑然,接着是一阵掌声。今天,祖国强大了,富裕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只有我们老一辈的留学生才有这样的亲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