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于2015年12月17日去世，享年87岁。本文作者降边嘉措是藏族作家，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人，专门撰写此文纪念王尧教授去世一周年。降边嘉措1960年正式开始创作生涯，经过20年的反复修改，于1980年发表了中文长篇小说《格桑梅朵》，2年后又将其译写成藏文。后来从事格萨尔王传和藏文化研究。曾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格萨尔》工作小组组长等职。降边嘉措的代表作《格桑梅朵》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降边嘉措还为班禅和达赖当过汉语翻译，为周恩来、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过藏语翻译。】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王尧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是，王尧先生的音容笑貌，举止谈吐，连他那不算明亮却充满智慧和机敏的目光，他那特有的手势，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恍如昨日，挥之不去。从我认识王尧先生，到他不幸逝世，整整60年，是一个甲子。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的事，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感慨万千，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关于王尧先生的学术成就，他的同事和学生，多有论述，讲得都很好，我就不再赘言。仅就记忆所及，回顾我与王尧先生的一些交往过程，以表达我对王尧先生深深的怀念之情。
初次相见
我与王尧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6月—7月，我们一起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翻译任务。那时还没有成立民委翻译局，而民族出版社人手不够，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从全国各地抽调翻译人员，有蒙、藏、维、哈、朝、彝、傣等几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人员，而最多的是藏语组。喜饶嘉措大师被聘请为藏文翻译组顾问，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蒙古族）兼任组长，平措汪杰任副组长，藏文室的全体成员，他们当中有昂旺格桑、黄明信，还有曲洛拉（汉名李春先）、郭和卿等guomindang时代在南京mengzang委员会担任过翻译的老翻译家。此外聘请的专家有中国fojiao协会的法尊fashi、巨赞fashi等人，青海的桑热嘉措（省教育厅副厅长）、才旦夏茸，四川的木格桑登、扎西泽仁（时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即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党委宣传部部长）等zangqu有名的专家学者。中央民族学院参加翻译的有于道泉教授和王尧。于道泉是著名教授，而王尧当时还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我们西南民族学院被调来参加翻译的有格桑悦希老师、戴贤和我三人。还有西北民族学院的高炳晨老师和五、六个学生。
当时西藏尚未进行minzhugaige，公路也刚刚修通，交通不便，没有请西藏的专家，只有两位参加，一位是彭哲同志，他是张经武将军的专职翻译，另一位是邦达多杰的秘书多吉杰博，张经武和邦达多杰是人大代表，直接参加会议，彭哲和多吉杰博就被派来参加大会的翻译工作。可以说是全国翻译工作者的一次大聚会。之所以要调集那么多人，除了为二次会议翻译，还要继续完成一届一次会议文件汇编的翻译出版任务，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
整个翻译组被安排在东四宾馆，这座宾馆至今还在，地址，名称都没有变。每次路过这座宾馆，都会引发我很多联想，有一种宾馆依旧，人事全非的感慨。王尧我俩也曾多次谈论过这些话题。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个故事，都是一部历史。
在整个藏文翻译组，最年轻的是戴贤我们俩，那一年我们俩都只有17岁，其次就是王尧，他比我们大几岁。当时我们都是新手，不能担任主要翻译，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如校对、核对、抄写。那时没有藏文打字机，更没有电脑，要用铅字排印，而排字工人都是汉族，他们不懂藏文，看不懂楷书，更看不懂草书，而老专家们只会写草书和小楷，就由我们这些新手抄写成工工整整的正楷藏文。抄完了要校对；工人排了版，又要校对，而且要反复校对多次。要求很严格，工作量很大，而又繁琐细致。当时参加抄写、校对的，有十几个人，还忙不过来，常常加班到深夜。抄写藏文正楷，似乎不是王尧的强项，他也没有兴趣。戴贤我俩写得很认真，第二年我俩被调到民族出版社，从事翻译、编辑工作，一写就写了24年，直到1981年初离开出版社，那时才有电脑，有藏文软件，再也不用铅字排版，铅字印刷。开始了藏文印刷的电子排版时代。我们经历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后来的同志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当时王尧给我的感觉是热情、好学，好交友。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文班第一期学员都是很优秀的，被称为“黄埔一期”，后来大部份都成了我国藏学界和教育战线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在几十名学员中只选王尧一个人，跟于道泉教授一起来，说明学校领导也十分看重他。王尧喜欢用一切机会与来自各地的专家和翻译人员交流，而且他尽量用藏语。那时他的藏语说得还不流利，词汇量少。他学的是拉萨话，而且会一些敬语。在与人交谈时，他能够把自己所知道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充分加以运用，用得恰到好处，给人一种懂得很多的印象。这一点给我很深的印象。王尧勤于学习，也善于学习，而且能够把自己懂得的知识发挥到极致。以后学习英语，进行国际交往也是这样。这种特点和优点，贯穿了王尧一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
一起搜集、整理和翻译新民歌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民委翻译局，1956年格桑悦希老师、戴贤和我也被调到北京工作。1958年在毛主席亲自推动和关心下，全国开展了“新民歌yundong”。“新民歌yundong”是“文化dayuejin”的一个重要内容，而“dayuejin”又是“三面红旗”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的领导同志对新mingeyundong非常重视，决定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caifeng活动”，藏族地区是一个重点。对于1958年的“xinmingeyundong”，文艺界和社会上有各种评论，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到1959年下半年就停止了。但是，促进和推动了少数民族民歌和民间文艺的发展，却是事实。当时，中宣部做了两个意义深远、影响至今的决定：
第一、在全国zangqu开展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争取尽快搞出一部分成果，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鉴于当时西藏还没有进行民主gaige，责成青海省有关部门负责。
第二、编写《藏族文学史》，责成中央民委负责。中央民委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央民族学院。那时王尧他们都已毕业，并留校工作。学校指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马学良教授担任编写组组长、成员有佟锦华、耿予芳、徐盛（多吉）、王尧等同志。民委还责成民族出版社负责出版。社里又指定图旺和我担任责任编辑。这样，我与王尧等同志就有了正式的、直接的工作关系。
当时是“dayuejin”时代，dayuejin的思维和“大bingtuan作战”、群众yundong的治学方式，也影响了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三个月就写出一部洋洋一百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并以此来pipan胡适搞了大半辈子，才写出几十万字的“半部文学史”。虽然早在1955年我们到北京参加翻译时，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pipan“lianghu”即胡风、胡适的yundong，但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胡适是何许人。王尧却很熟悉，给我们讲胡适，讲北大dayuejin的经验。当时大家都认为，《藏族文学史》以dayuejin的速度，用“大bingtuan zuozhan”的方式，很快就可以完成。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王尧很积极，热情很高，马学良教授也很器重他。同学中，他的汉文最好，文笔流畅，他主动担任藏文典籍的汉译工作。《sajia格言》是他们学藏文时的课本，马先生就让王尧先翻译《sajia格言》，作为《藏族文学史》的第一部资料本，总结经验，再全面铺开。
不久，1959年3月，拉萨发生“san10”事件，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发布命令，决定实行minzhu改革。民院的学生都被派到西藏去参加minzhu改革，同时继续进行“caifeng”，搜集minzhu改革后新产生的新民歌。佟锦华、耿予芳、徐盛（多吉）、王尧等同志都参加了新民歌的搜集、翻译工作。中共西藏工委和中央民委对这个工作都非常重视，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由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将军亲自撰写前言，以《藏族新民歌》做书名，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出版。西藏开始pingpan改革后，翻译任务很重，图旺的事很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就由我担任。这是西藏jiefang后出版的第一部民歌集。
大家知道，1959年之后，西藏pingpan改革的任务很重，而国内发动“大yue进”，接着是“三年jingji困难”，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连吃饭都发生困难，《藏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实际上就停下来了。1958年根据中宣部指示开始编写的《藏族文学史》的实际成果只有一本《藏族新民歌》。而王尧翻译的《sajia格言》后来他自己以个人的名义、自己找出版社出版了。这件事也引起同学们、同事们的不满和非议。从那以后，王尧退出了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自己“单干”，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种“单干”，是“个人主义”、“mingli思想”、“成名成家”的典型，受到批评。而其他同志则继续坚持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并作为终生的事业。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王尧的个性和他与其他同学的差异。
研究敦煌藏文文献
文革十年，民院是重灾区。王尧因种种原因，作为“只zhuan不红”、“走bai专道路”的典型，受到的冲击和伤害比其他同志更多更大，自不待言。教学和科研基本上都停止了，很多教职人员的业务都荒废了，生疏了。但是，在民院藏文教研室有两个另类，那就是王尧和庄晶。王尧则打着编写《藏族文学史》的名义，潜心研究藏文历史文献，重点是敦煌藏文文献；庄晶则专心研究仓央嘉措，翻译《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些学术工作，几近“地下活动”，只能偷偷地进行。
从1960年民族出版社的书刊质量检查yundong之后，上级明确规定我们民族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与党和国家重要的文献，不准出版其他读物，更不能出版“封、zi、修”的东西。wenge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上级领导批准，出版社开始放开图书限制，允许适当地出版一些其他方面的读物。我当时是藏文室图书组组长，他们两位都找到我，要求出版。那时还实行军管，有geming委员会，我就去找刘主任汇报。刘主任是一位很厚道的“老八路”，他不懂藏文，也不熟悉出版业务，他说：“你就当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吧，好好把关，你看没有问题就出版吧，我来签字，出了问题我负责。”出版社一直严格实行三审制，上级早就明确规定：所有shezang图书都要经出版社领导审批签字，才能够印制出版。
这样，在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王尧和陈践老师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庄晶老师的《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得以正式出版。这是王尧老师发表的第一部重要的藏学著作。也是我在出版社24年编辑出版生涯中，出版的最后一批著作。
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的第一位兼聘副研究员
1980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并被录取。1981年1月8日，我到院里报到。不久，院里任命我担任藏族文学室主任，同时担任全国《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后来改为“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名称不小，任务很重，但实际上只有几个人。当时院里有一个政策，可以在社会上招聘科研人员，给予相应的职称。那时民族学院也开始评职称，佟锦华、耿予芳等老师都被评为副教授，他们都是党员。唯有王尧和庄晶没有评上。庄晶老师愤而离校，移居澳门，找亲戚去了。王尧来找我，要求聘为副研究员。那时我们民族文学所和民族所实行社科院和国家民委双重领导，社科院任命贾芝为所长，民委派马学良担任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向两位所长汇报，王尧是马先生的学生，对王尧和学校的情况十分清楚，对王尧很关心，很同情。他说：王尧的学术水平很好，完全应该评为副教授，之所以没有评上，是几十年来同学们之间的矛盾太深，我们所可以聘请他。贾老很尊重马先生的意见。于是我就去院部，办了手续。王尧成为我们所第一位兼聘副研究员，也是我们整个社科院第一批兼聘的高级职称。
后来我们所又聘请佟锦华、耿予芳担任副研究员。按当时的政策，兼聘人员，与工资不挂钩，不占正式编制。但有学术身份，可以参加研究所和院里组织的所有学术活动，可以承担研究课题，可以使用科研经费，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王尧以我们文学所副研究员的身份，先后与我院民族所、历史所等有关部门联系，并成为他们的兼聘副研究员。
1981年上半年，经院领导批准，我们所邀请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格萨尔》专家石泰安来华访问。当时我正在西藏调研，所里催我回京接待。我说我正在拜访扎巴和玉梅等著名说唱艺人，建议请王尧接待，所领导同意了。王尧的英语用上了派场，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与法国的有关藏学机构建立了联系。
石泰安教授不仅是我院邀请的第一位藏学家，也是我国邀请的第一位藏学家，开始与guojizangxue界建立了联系。
几年后，学校评正教授时，王尧又遇到了困难，佟锦华、耿予芳等人都评上了，王尧却没有评上，理由是，他参加社会活动太多，上课时间太少，课时不够。敦煌文献等著作，属于历史学，不属于文学，他也没有参加文学史的编写。我院也取消了兼聘的政策。经民院领导协调，王尧到历史系评正教授。由于是跨学科评职称，学校担心有人会议论或攀比仿效，通过马先生要我写一份推荐信，理由是：
第一、王尧的重要学术著作《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我是责任编辑，要我说明这部著作的价值和意义，王尧在zangxue研究领域的贡献和影响。
第二、说明王尧是我们所的兼聘副研究员，参加了两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一个是《藏族文学史》的编写；二是《格萨尔》的研究。这两个课题都与藏族历史密切相关。
实际上自聘为我们所的副研究员后，基本上没有参加这两个课题，一是没有兴趣，二是与其他老师不和。
但是，王尧先生知识面广，外语也好，口才好，信息量大，汉语、藏语都讲得很好。我之所以强调一位汉族老师汉语讲得好，是因为老一辈藏学家们大部分是西北西南地区的人，普通话讲得好的没有几个，他们讲的话口音很重，一般藏族朋友听不明白，王尧也是南方人，他却能够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他讲的汉语和藏语藏族同志都听得明白。在讨论藏族文学史和《格萨尔》时，他旁征博引，论证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对有关领导理解我们的研究情况，关心、支持我们的课题，很有好处。我按照学校的要求和马先生的提示，做了尽可能好的评价。
这样，王尧先生在民院历史系评上了正教授。
到日本参加guojizangxue会
1989年6月，第五届guojizangxue会议决定在日本成田举行，他们正式邀请多杰才旦、东噶•洛桑赤烈、（西藏还有一位）王尧、童恩正和我等6位大陆的藏学家参加会议。这是guojizangxue会第一次向大陆学者正式发出邀请。
那时我们对guojizangxue会的真实情况并不太了解，普遍的看法是：它受“meidiguo和dalai集团的支持和控制”，每次开会，dalai都致电祝贺；都是欧美的人、印度人和国外藏人参加，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他们为“zangdu”造舆论，是国外敌对势力进行fanhuafangong、fenlie祖国的一个工具。国内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
当时，正是“六四”以后，国内外政治形势比较严峻，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制裁”，更强化了这种观点和情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究竟是接受邀请去参加会议，还是拒绝邀请，进行抵制，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受到邀请的学者互相之间也交换了意见。
王尧、童恩正教授外文好，信息比较多，他们和东噶洛桑赤烈教授出国访问的机会比较多，在国外藏学界有较大影响，对国外学术界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们采取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态度，认为对国外藏学界和藏学会不能采取这样简单的态度，认为“国际zangxue会”基本上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更不是支持“zangdu”的组织，我们应该采取接触、对话和参与的态度。我赞成他们的意见，在我与国外藏学界接触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认为，国际上，欧美等国对我国实行“zhicai”和封锁，企图孤立我国。现在人家主动邀请我们，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不能自我孤立，应该走向世界。改革开放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决定接受邀请，采取积极参与，正面引导的态度。
多杰才旦同志明确表示不参加，提出不但要抵制，还要提出抗议、pipan。后来他以中国zangxue研究中心总干事的名义给大会发电报，抗议历届国际zangxue会都宣读dalailama的贺信，实际上是以学术的名义干预政治，支持“zangdu”活动。言辞比较激烈。
东噶教授在西藏，没有得到批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西藏另一位得到邀请的学者，甚至不愿让人知道他得到邀请，怕别人说他与“dalai集团”有关系，他不打算去。
王尧和童恩正教授是汉族，与“zangdu”活动没有关系，比较主动。二位当时就在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参加与否，都很容易。
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则认为，不应该抵制，而应该积极参与，以便加强与guojizangxue界的联系和合作。我首先向所领导汇报，他们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西藏的事比较敏感，你先去请示统战部吧，他们要是同意，我们再向院里报。
我到统战部直接向二局局长张声作汇报。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他说，部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明复同志免去了部长职务，正在受pipan，作检讨，丁部长（丁关根）刚来，事情多得很，顾不上这些事，统战部不打算做统一安排，各位专家按自己的系统申报。声作同志又说，你们社科院是部级单位，有审批权，你们的外事活动也很多嘛，你找你们领导批就行。
我立即向所领导汇报，他们让我向院里汇报，院里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我考虑到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找职能部门没有用，他们决定不了，假若他们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不但耽误时间，还会增加审批的困难，就直接向胡绳院长汇报。胡老简单地向我询问了有关情况，就问我:你认为不应该抵制？我汇报说：我认为“liusi”事件的影响是暂时的，改革开放的潮流是阻挡不了的，是不能逆转的，抵制国际zangxue会，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我举例说：1956年国际奥运会在墨尔本举行第十六届夏季奥运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中国台湾也得到邀请，于是我们就抵制奥运会，说：“绝不与国民党fandongpai同在一个国际舞台上”，“要坚决与国民党fandong划清界限”，公开pipan国际奥运会“制造liangge中国”，是“meidiguo控制下的一个fanhua工具”。而国民党方面也公开表示“hanzei不两立”，反对国际奥运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结果我们抵制了1956年的国际奥运会。这一抵制就是28年，直到1984年才第一次参加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抵制那么长时间，对国际奥运会自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受害最深的还是我们自己，使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受到巨大影响，这几年我们大肆宣传许海峰一枪，实现零的突波，假若那时不抵制，早实现零的突破了，使我国很多优秀的yundong健儿失去了在国际体坛一展风采，夺取金牌，为国争光的机会。
胡老很认真地听取我关于1956年抵制奥运会的汇报，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然后说：当时我在中宣部，对抵制奥运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在西藏，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我说，56年我刚好调到北京，给西藏妇女参观团当翻译，在上海观看中国代表团的表演赛。就简要地汇报了有关情况。
胡老听了汇报，好像比较满意，就说：现在郁文同志担任书记，他对民族工作很熟悉，你去向他汇报。胡老又说：就说我同意你去。
胡老的秘书白小乐带我直接到郁文同志的办公室。郁文同志曾担任人大民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委员，人大民委的主任委员由阿沛副委员长兼任，人大民委里还有好几位藏族领导人，因此我早就认识郁文同志。他与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的关系很密切，正如胡老所说，对民族工作很熟悉。我向他汇报，刚说了几句，郁文同志就打断我的话，直截了当地问我：大师（指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了，拉萨发生saoluan，正实行戒严。“zangdu”分子和minyun分子在日本的活动很changkuang，你一个人去，出现复杂情况，你能够应对吗？
听郁文同志的口气，他已经知道有关情况，也知道国内只有我一个人去。心想，真是“民族问题无小事，xizang问题更敏感”，参加一个学术会，要惊动这么多部门，这么多领导同志。我汇报说：“郁文同志，您是知道的，党培养教育了我这么多年，我也见过一些世面，经历过一些事情，西藏的问题，我心里有数，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相信我能够应对。”
郁文同志点点头说：“那好，出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国内汇报，还可以找使馆帮忙。”
我向郁文同志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和支持，我一定谨慎地处理好有关事宜，请组织上放心。郁文同志还关心地嘱咐我：“注意安全！”
我到东京后，王尧和童恩正教授都在那里，我们见面后，我简要地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又向我驻日本使馆文化处汇报。文化处一位同志说，他们也得到邀请，打算派一个同志去看看，让我们先去。会议在成田举行。
“国际zangxue会”，是上世纪70年代由10个欧美的青年藏学爱好者发起成立的，全是外国人，前4届会议，据了解，也是外国、尤其是美国学者居多，藏族学者很少，他们都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学者，有的甚至是在国外长大的，藏语讲得反倒不好，所以会议语言是英语。王、童英语很好，已经写好英文稿，决定用英语讲。
我到东京后，组委会安排我发言。因时间仓促，我只带了藏文和汉文稿，没有翻译成英文，他们要帮助我翻译成英文。没有同声传译，让我站在台上，请一位学者代为宣读。
我提出：既然是zangxue，会议语言首选应该说藏语，我要求用藏语宣读论文。王尧我俩还提出：
应该把汉语也作为会议语言，组委会同意了，大会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为20分钟，给了我30分钟，我讲15分钟，翻译15分钟。
我宣读的论文是：《<格萨尔>与藏族文化》。这是在guojizangxue讲坛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后来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写了一部专著，由胡绳院长亲自题写书名《<格萨尔>与藏族文化》，以示关怀，以资鼓励。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从第五届guojizangxue会议以后，藏、汉、英三种语言成为正式的会议语言。我成为在guojizangxue会上用藏语发言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
公正地讲，前几次会议，人家也不是不让用藏语和汉语，会议是欧美国家一些中青年藏学家发起组织的，与会人员几乎全部是外国人，没有一个从大陆去的学者，只有少数几位从印度和其他地方去的zangbao，他们都懂英文，也就省去了翻译。
开幕那天，按惯例，主办方决定要宣读dalailama致大会的贺信。由于多杰才旦同志此前提出抗议，由于他特殊的身份，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因此，在宣读贺信时，王、童我们三人出去，在休息室喝咖啡。等宣读完以后，再回来继续参加会议。
组委会给了我们dalailama贺信的藏文稿和英文译文的复印件。就一页纸，按照藏族书信传统，上下还空了许多，以示对对方的尊重。大意是说，得知世界各国从事zangxue研究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研究藏族文化，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感到很高兴。作为一个藏族人士、shijia弟子，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没有谈任何zhengzhi问题。
后来听国际zangxue会的领导成员（由七位学者组成，大会民主选举）对我们说，宣读dalailama的贺信，是为了鼓励大家更好地从事zangxue研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既然大陆方面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产生相反的作用，以后我们就不在大会宣读。回国后向院领导和统战部做了汇报。
从第六届国际zangxue会，再没有宣读dalailama的贺信。后来听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dalailama也不再给国际zangxue会致贺信。
挪威之行
1989 年下半年，经院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召开第一届国际《格萨尔》学术研讨会。这时，中央统战部正式向我们通报情况：挪威nuobeierjiang评委会决定将1989年度的和平奖授予dalailama，要我们充分考虑会议上可能出现的问题，注意与会代表、主要是国外学者在会上的发言及活动，在政治上不能出任何问题。同时要求，所有计划邀请的国外学者（包括国外藏胞和港澳台的学者）在报院外事局的同时，还要报送中央统战部审批。我们都按要求和规定执行了。
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曾计划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阻止挪威方面将和平奖授予dalai，除正常的官方渠道，还发动民间力量，包括藏学家去做工作，揭露和批判dalai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搞“zangdu”的罪行，说不应该把诺贝尔和平奖授给这样的人。有关部门也找到王尧和我，说：你们俩刚从日本参加国际藏学会回来，也去过北欧，与国际藏学界有广泛联系，有很大影响，你们能不能去做工作？王尧表示愿意去试一试，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我说，我没有去过挪威，也不懂外语，没有能力去做劝说工作，人家也不会听我的。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做好国内的稳定工作。
1989年10月，按照有关方面的派遣和安排，王尧先生到挪威和北欧几个国家去做劝说工作，我留在国内筹备国际《格萨尔》会议。后来王尧好像还到美国进行劝说。
阿沛、天宝等藏族的领袖人物和有关人士，对当时西藏的局势非常关心。阿沛副委员长叫我到他家里去，了解有关情况。我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藏学界和干部群众、以及学生的反映，向阿沛老做了详细汇报。
阿沛副委员长对我说：我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决反对把诺贝尔和平奖授给dalailama，正在采取各种办法加以阻止。现在我的处境很困难，所有的人都可以反对，你可以反对，王尧可以反对，但是，就是我不能反对。因为我是dalailama亲自派到北京，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首席代表，签订了《17条协议》。我要是反对，就等于背叛。我也就没有什么作用和价值。阿沛老问我：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您现在的处境的确很困难，很多人对您不了解，不理解,还有些误会。
阿沛副委员长说，前几天李##找我，说“有关部门”要我公开发表声明，反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dalailama。我说，这样的声明我不能发表。他们好像很不理解，很不满意。
阿沛副委员长接着说：今天我找你来，就是想谈谈这件事。那天我给李##讲了，请他向有关领导汇报，看来人家要给dalailama和平奖，是阻挡不了的，我发表声明不发表声明，对于是不是给dalailama授予和平奖，一点作用也没有，顶多是要我一个态度。我现在所能做、也应该做的是，为藏区的稳定做一点工作。阿沛老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藏区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少数激进分子，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得到什么支持，得到鼓舞，趁机闹事。二是另外一些极左分子，趁机表现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批特批dalailama，又来“文革”那一套。这两种情况，都会把西藏的事情搞乱。我给李##讲了，请他们向中央汇报，防止这两种情况，同时希望中央对dalailama，话不要说绝，门不要关死，要留有余地。
阿沛老打着手势说：我们藏族有些人很轻浮，很多事情，就坏在这些人手里。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你年轻，接触面也广，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有关的人，尽一切可能，防止藏区再出现动乱。
阿沛老用藏语说那些人是“皮皮嚓布”。我想了几十年，也请教了许多人，这“皮皮嚓布”4个字，在汉语里始终找不到准确的词汇来表达,说“轻浮”太轻，说狂妄又重了一点，有好冲动，好出风头的意思。阿沛老的意思，是指那些容易惹事、闹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
阿沛副委员长多次讲过，藏族地区每次闹事，骚乱的结果，受害最深的总是基本群众，是广大的劳动人民。
由于我没有去进行劝说，有关部门对我有看法。王尧按有关部门的安排去劝说，学校对他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也没有给予什么照顾。但有关部门破格让他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这个职务，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很高的荣誉。假若我没有记错的话，王尧是第一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的藏学家。
积极推动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和国际合作
王尧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大家都比较熟悉，讲得也很多。我只想说一件事。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对藏学研究的情况十分陌生，“藏学”这个词能不能使用，都成了问题，王尧为“藏学”正名、释义，推动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努力。
我与王尧先生一起去参加过几次国际藏学会，他懂英文，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也比较多，被选为国际藏学会中国方面的理事。但回国后，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经我国政府批准，我与他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五届国际藏学会，他很兴奋，回国后一直积极推动在国内主办一次国际藏学会，多方奔走，到处呼吁，但是，直到王尧先生逝世，也未能实现，留下永久的遗憾。
王尧教授的遗愿和遗憾
王尧先生不幸病逝，大家都很悲痛，用各种形式表示怀念和哀悼。逝世后备受哀荣。
但是，人们是否知道，王尧先生生前却备受冷落，甚至屈辱。有志难酬，才华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有人批评王尧是藏学界的“杂家”。知识面很广，涉及的领域很宽，说明他博学多才。另一方面，他的学问却不够深入，浅尝辄止，达不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
我很理解王尧，他有他的苦衷，有难言之隐。以王尧的聪明，他何尝不知道学问要往深入去做。但是，客观上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往往不能够做自己想做、自己擅长的学问。在我印象中，王尧没有主持过一个重大课题，他没有必要的科研经费，哪个部门、哪个人找他写什么，请他参加什么会，讲什么课，他就去做。他知识渊博，极为勤奋，思维敏捷，笔头子快，又不甘寂寞，什么活动、需要什么，他都能够应付。正因为这样，也就不能深入，大部分是应景之作，只能做“杂家”，成不了专家。
有人挖苦他，到处去“打工”。作为一位有真才实学、想有所作为、而且有一定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的藏学家，这种角色，也让他十分尴尬，甚至痛苦。他曾亲口用汉藏两种语言对我说：“我是在支差（乌拉究）。”他没有说是“打工”，而是说“支差”。在旧西藏，在封建农奴社会，贫苦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必须给农奴主支付乌拉差役。一位藏学家说出这样的话，充分表现了他内心的无奈和痛苦。
王尧先生的学生都主持重大课题，而且不止一两个，掌握大批科研经费，但作为导师的王尧教授却没有，常常还不得不依靠学生。在这种情况下，王尧先生不去“支差”，又能够做什么？
王尧先生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也有很大的表现欲，耐不住寂寞。从积极的方面讲，有上进心，责任感，有抱负，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他的同学说，就是把他打趴在地，他也要抓一把土。文革期间，王尧是民院著名的“老运动员”，他被定性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批判他有“成名成家思想”，“个人主义”，不让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更不让他参加教学，只能做一些“资料性”的工作。但他却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专业，学习英文。50年代，在“一边倒”的方针下，民院聘请了苏联专家，大家都要学俄文。60年代以后，王尧已经意识到俄文没有大用，他开始偷偷地自学英文。没有英文专业书，他就读英文版“毛选”和《毛主席语录》，有很多地方不懂，又无处求教，他就硬着头皮学，死记硬背，能够成段地背诵。
后来他又向我要藏文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他还用汉、英、藏三种文字对照着学，有时还和我讨论翻译中的一些问题。学校里的一些左派人士，尤其是一些与他有过节的老同学知道王尧不是为了“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而学毛著，而是“别有用心”，继续走“白zhuan道路”，经常提出批评，还向工军宣队告状。但他读的全是“红宝书”，也拿他没有办法，只能警告他要“端正学习态度和动机”了事。
那个时期，我们都属于“民委系统”，学校不招生，他们没有什么事，我们时有接触，王尧曾多次私下对我说：学习总是好的，知识总会有用的，知识怎么能够没有用呢？他又鼓励我说：“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他打着手势给我说：现在商店里没有货，货架都是空的，我们手头也没有钱。但是，一旦货物丰富了，货架上东西多了，你手头却没有钱，照样买不到东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钱人把东西拿走。知识是我们文化人的本钱，什么时候也不要放弃学习。
果然，文革结束，机会来了，在整个民族学院少语系，第一个出书，第一个走上讲坛，用藏汉两种语言给学生讲课的是王尧，有时还用几句英语加以补充和强调，深受学生欢迎。
在全国藏学界，第一个走出国门，用汉、英、藏三种语言与港、澳、台同胞及海外藏学同仁进行学术交流，并把港、澳、台及海外藏学研究的信息带回大陆的，也是王尧。
事情总是两个方面，王尧先生那种不甘寂寞、耐不住寂寞，强烈的表现欲，也得罪了一些人，遭到不少人的嫉妒，给自己招来不少的麻烦。
纵观王尧老师的一生，逆境多于顺境，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他的家国情怀很少有人理解，他报效国家民族的心愿未能很好地实现，15岁读中学时，假期里路经新四军根据地写的一篇暑期作文《匪区纪行》，让他背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如影随形，一辈子都挥之不去。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损失，我们不用“党和国家的损失”这样庄重的词语，至少是我国藏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王尧老师，您做了您能做的一切。但愿您能够在另一个世界，心灵得到安宁！
降边嘉措
2016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