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之龙”钱钟书

来源：社科网人文社区 作者：学术频道整理

杨绛、钱钟书在英国合影。

　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确实有些狂，但他碰上了一位特别看重人才、宽厚仁慈的老师吴宓。“清华之龙”的雅号就源于他的夸赞。他曾多次在师生中感叹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吴宓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当时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西洋文学教授、国学大师。据说，自从他对钱钟书作出上述评价后，在同学中钱钟书便很快有了“清华之龙”这个雅号，与当时被喻为“虎”的曹禺、被喻为“狗” 的颜毓蘅，在清华并称为外文系“三杰”。

　　从吴宓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当时的狂也还是有其本钱的。1929年，钱钟书从无锡辅仁中学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虽然数学只打了15分，但他的国文和英文都是名列第一，被学校破格录取。进入大学后，他自然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学生，但他却是当时清华最牛的学生。大学四年，他沿袭着中学时形成的习惯，几乎从不正正规规听老师讲课，更不做什么笔记。据当时的同学饶余威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从不带笔记本，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个怪癖，看书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出自此君手笔。”

　　据说，在清华读书时，让钱钟书最高兴的是清华有一个藏书十分丰富的图书馆。他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借阅图书。他给自己立下一个很牛的志向，要“横扫清华图书馆”。虽然他上课从不认真听讲，但课外书籍却是读得最多的。钱钟书后来回忆自己在清华的学习生活时说：“及入大学，专习西方语文，尚多暇日，许敦夙好。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语言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暗契。”他上课不做笔记，但课外阅读的笔记却是厚厚的一摞。正是这种不由师授、直读原著的学习方法，让他学到了比课堂上多得多的知识。也正因为这样，他似乎成了清华图书馆的目录库。有一次，曹禺、吴组缃想到图书馆借阅英文禁书，但由于馆内藏书太多，不知哪些是禁书，哪些更好看，便去找钱钟书开个目录。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他竟一口气写了一个40多部书的书单，把书名、作者、大概内容都列得清清楚楚。他俩大为惊讶。

　　由于大量的阅读，加上记忆非凡，钱钟书的知识广博程度在当时无疑是一般同学无法相比的。在清华，不但同学们对他佩服有加，就是教授们也对他另眼相看。只要钱钟书在场，对待学术问题，他们都得慎重三分，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钱钟书指出差错。就是像朱自清、冯友兰、赵万里这些有名的教授，钱钟书也可能不时出来纠正他们的差错。当时赵万里25岁，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门生，精于版本、目录、校勘和辑佚之学。在一次课堂教学中，谈到一部著作版本时，他充满自信地说：“不是吹牛，这个版本只有我见过。” 话音刚落，钱钟书与吴晗一同回应，他们也见过，把赵万里弄得颇有些尴尬。钱钟书接着进一步说，这个版本他曾多次接触，实际情况与赵万里教授说的不一样，肯定存有差错。结果，这节课赵万里教授本来计划要讲十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闹出这样的尴尬，让他不得不干脆把这节课交给钱钟书和吴晗去完成，由他们来主讲。据说，在当时的清华，像这样遭到过钱钟书嘲笑或批评过的文史方面的教授不在少数。

　　钱钟书痴迷课外阅读，涉猎十分广泛，但他决非一个只能读书的书橱。学习中，他很能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实际，分析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经常有其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就是像周作人这样的大学者，他也曾经对他的学术著作提出过批评。同学中遇到学习难题，也喜欢找他帮助解答。来自济南的许振德，是山东远近闻名的才子，也相当自负。但有一次他被一个问题难倒了，找了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未能有结果。他怀着考考钱钟书的心理去问钱钟书。钱钟书很快给了他一个满意的解答，让许振德不得不佩服有加。钱钟书这种学习研究能力，据说被温源宁看上后，他曾拟推钱钟书到英国去教中国语言文学。如果不是钱钟书的父亲出于多种顾虑，他在大三那年就可能成为英国伦敦大学的教师。

　　也许正因为这些，以至后来钱钟书口出狂言“清华无人有资格充当他的导师”。 这自然要在老师和同学中引起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清华的教授中，有的人虽说对他刮目相看，但在心里却并不喜欢他。吴宓却始终夸赞鼓励他，而且想方设法锻炼培养他。外文系曾空缺一个老师，一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吴宓便推荐他当临时教授，为系里的同学上课。这种关心帮助，一直延续到钱钟书从英国剑桥大学回来到西南联大任教。其实吴宓也曾多次受到钱钟书的嘲讽和抨击。钱钟书毕业时就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把吴宓描写为“脑袋如一颗炸弹”，“眼睛像两只火红的煤球”。更让吴宓恼火的是，当他追求毛彦文不成，一连写下的38首《忏情诗》出版时，钱钟书写了一篇名为《吴宓先生及其诗》的评论，把吴宓一直心爱的毛彦文形容为“徐娘半老卖弄风情的大龄女人”，并且说吴宓“实际上又是一个玩火的人，像他这样的人，既是伟人，也是傻瓜”。特别是钱钟书因受嫉妒离开西南联大时，说了一段让他更受刺激的话：“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吴宓的宽阔胸怀和爱才之心不能不说令人佩服。就是在多次被其讥诮的情况之下，他依旧没有改变对钱钟书才华的认可与赏识。钱钟书被迫离开西南联大，吴宓曾愤愤不平：“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他与陈寅恪不断奔走呼吁，力争钱钟书回校任教，直至钱钟书自己不愿才罢休。他深知，一个人的狂，有时恰恰是突出人才的外在表现，给予他们更多的包容，就是给予他们的成长环境。我想，在为了圆梦期盼人才的今天，我们是多么的需要有像吴宓这样有远见卓识、宽厚为怀的人作导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