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严歌苓谈创作《陆犯焉识》和电影《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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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下午，旅美作家严歌苓在香港书展上的讲座吸引了逾千人。严歌苓从少年经历开始，讲述了自己从读书人变为写书人的历程。她说，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正是年少时读过的书培养了自己铁一般坚强的意志。

《拜伦传》给予坚强的意志

严歌苓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是留美博士，家中有很多藏书。最初父亲让她读鲁迅译文集启蒙，“我觉得很不好看，译的中文不顺畅，胃口就倒了，”于是自己读爱情、历险的《唐璜》和《红楼梦》，“小时候读书就是跟着兴趣走，像玩玩具拿着哪件是哪件，用嚼不烂生吞活剥的方式读下去，看到宝玉黛玉别扭了就很好看，而那些道士什么的我就不爱看。”严歌苓说。直到后来在美国的大学教《红楼梦》，严歌苓才选了几个版本的《红楼梦》译本认真读《红楼梦》。

12岁时，严歌苓进入部队当了文艺兵，读书成了困难的事，但此时所读的书深深影响了她的一生。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部队桃树林后面的仓库里有很多已经变霉发软的外国小说和人物传记，于是她就和战友把书绑在腿上，再用宽大的军裤遮住，一路小跑偷回宿舍里，严歌苓说，“我们把封面撕掉，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我们在读什么。”严歌苓回忆道，这期间读的《拜伦传》对她的人生观的塑造有着巨大影响，“书中‘胖瘸子’拜伦那坚强的意志让我十分钦佩，期望自己也能像拜伦一样。读过这本我就对自己说，没有什么是严歌苓做不到的。”

从事写作数十年的严歌苓坦言，写作不是一件享福的事，每天坐在书桌前产生一些不能预期的片段，其实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完成写作是非常愉悦的，觉得自己就像个“小神仙”。严歌苓说：“我能够30年里每天坐在桌前写作，靠的就是坚强的意志，如果说舞蹈给我了我身体上的坚强，那么那本偶尔偷来的霉臭的《拜伦传》给我的就是内在的纪律、铁一般的意志。”

文学作品是补药

严歌苓表示，读书人是可以成为写书人的，“读书让我知道了一个作家怎样从原始生活取材、抽离、提纯。我读书和我写书是很密切的，开始有模仿的成分，之后升华了。”但对于素材的选择，严歌苓有一种坚持，“如果没有看到意象式的、超越故事的故事，就不能动笔，人间不缺乏好故事。《红楼梦》如果没有形而上的故事，曹雪芹是不会写。读书的人，怎样选择故事和写作故事，会比不读书的人成熟得快。”她也强调，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没有办法下笔。

在严歌苓眼里，无论是读书人还是写书人，“这两种都是最自由的，这是跟自己独处的空间，能够在里面去遐想、陶冶、营养自己。把大量的寂寞时间，变成非常珍贵和美味的时间。”她对于读书十分推崇，“读书这种让你和你的本我开始联系的定力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功课。哪怕读半个小时，只是沉潜的状态，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那是个避难所，把社会上纷繁复杂的事忘掉了。”

《陆犯焉识》是有抗拍性的

今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让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随之大热。她表示，“我在写作之前，跟很多记者说，这部小说是有抗拍性的，就是要写一部谁也拍不了的作品，但写完‘老谋子’很快就说要买这个作品，我当时就在想这哪能拍啊，结果最后30页就拍了个电影。”

这部深受赞誉的小说的写作过程并不顺利，严歌苓坦言，《陆犯焉识》创作时有很多“痛苦撞墙打脑袋”的时候，好像时刻会滑脱她的控制，“有两三次会觉得自己江郎才尽，写的都是垃圾，那时候常跟先生在深夜里哭，觉得自己没有才华了，”严歌苓说，那时的痛苦在于自己根本不相信自己，即便实际上自己的写作水平没有多少变化。

直到《陆犯焉识》写成之后，严歌苓还是对自己不自信，“一直是粮草不足匆匆上路的感觉，回过头删一点添一点，几次修改最后删了十万字，迫不得已交给了责编。后来我发给张艺谋文学顾问周晓枫，她看完立即就给我打电话说，‘太牛了’。”（谢晨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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