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Anonymous]

青年时代的梁启超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的提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著名的美国学者麦克卢汉曾经把我们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比作“地球村”,他说在当今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之间的交流活动的频繁和容易性,就像是原来的一个村子里的村民那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体具有“人体的延伸”的功能,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看到;我们用耳朵听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听到……这样看来,媒体就像是人体的延伸,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等,都可以借助于媒体得到延伸。在当今社会,大众媒体的缺乏,会是一个人像残疾人一样,在某方面会有缺陷。

　　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梁启超的“喉舌论”有着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谈到了在开放的环境中,媒体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所不同的是,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内外之间的相通,而梁启超强调的是上下之间的相通。


　　由此,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

　　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另外,在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他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梁启超亦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作为新闻学的启蒙者之一他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的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Author]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