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人和华人的对比

[Anonymous]

图为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三位犹太裔法官分别是右边前后排的两位女法官，以及后排左二的Stephen Breyer

今天看到大家提到了很多Jewish和Chinese的比较，觉得很有意思。前面一篇文章提到二战Jewish崛起。其实，二战时Jewish已经在政治上崛起了。

Jewish在美国政治生活上的分界点，窃以为是Jewish Quota。这个是192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在1920年代初，Jewish学生在一些Ivy League学生中的比例相当高。有数据说当时Columnbia的Jewish学生数有~40%。1922年Harvard主席Lawrence Lowell提议了一套方案具体限制Jews的入学。从1922年起，Jews就不屈不挠的组织了各种形式各个层面的抗争行动。这里面的犹太英雄叫Harry Starr，1922年他是Harvard在校生。抗争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在1930年代末，James Conant在他的Harvard主席任期内取消Jewish Quota。

虽然我只写Harvard，这个事件不是只有Harvard。这个历程跟今天华裔面对的非常相似。这个时期其实有很多故事发生。我想说的是Jewish Quota的取消是我认为Jews政治成熟的标志。

我认为参与政治，不是参与斗争，事情是要从参与生活开始。从纯技术角度，我觉得一个根本问题是华裔对美国有用吗？这个问题很难听。但是非常实际。我们有投票优势吗？有金融优势吗？没人没钱，怎么办？我们政治IQ再高，没实力怎么玩？就像二战中的日本人。一把就把你们搞进集中营里去了。

可是我不悲观。一方面大家要自强，做好工作，带好孩子，互相协助。另一方面是全新的就是要走出去参与社会生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不只是投票/竞选, 而是要切入社会的更多层面。短期SCA5，亚裔也许会赢也许会输。眼光长远一点，犹太人也斗争了十多年嘛。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想，华人对其他族裔有用吗？这是个很残酷的问题，但社会就是这样运转的，其他的人在看待我们的时候会想，他们对我有什么用，而不是华人是不是被公平对待了。在这之前，这个论坛里不少人也提到过的我们怎样帮助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参与进去，让自己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地位了。

犹太人通过精英教育左右美国政治

【核心提示】上一世纪前半期，常春藤盟校代表的美国精英教育界，曾经长期抵制和阻挠犹太子弟入学。在冷战年代，犹太人还面对美国对大量左翼犹太知识分子中“苏维埃第五纵队”的疑心和迫害。可是在经济上筚路蓝缕的同时极端注重教育的犹太群体，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奋斗，终于逐渐征服了常春藤校园。到了1970年代，虽然美国人口中的犹太人比例停顿在2%上下，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再加哥伦比亚大学中的犹太本科生比例达到了四分之一，这一情况至今变化不大。从学生到教授以至院长校长，犹太人终于成为常春藤名校无可争议的主人翁。

美国犹太人势力是尽人皆知甚至令人谈虎色变的题目。举个最新的例子，美国天文数字的国债之下，连向来属于政治禁脔的国防军费开支，终于也被不情不愿地端上了预算裁减的“案板”。前些时候五角大楼甚至传出风声，未来几年内，甚至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卖过命的官兵也会被列入炒鱿鱼名单，引起“爱国”舆论大哗。在自身如此捉襟见肘的困境下，《华盛顿邮报》5月16日以《美国为以色列不惜血本？》为题，报道在未来五年中，华盛顿除了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1亿美元的例行军援之外，仅仅为了帮助以色列发展和装备“铁穹（Iron Dome）”短程火箭防御系统，美国国会便再额外向以方提供6亿8千万美元。更有甚者，这一防御系统由一家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以色列国营军火商研发制造，并向国际军火市场出口转卖。买单的山姆大叔却对有关技术和产品没有所有权和获益权。

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一般人的解释总是归结于美国犹太人的金钱财富。但是欧洲犹太人也曾经掌握类似的财富。举例来说，中信出版社5月底即将翻译出版哈佛大学英籍大牌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的精装三大册新著《罗斯柴尔德家族》，详尽介绍数百年来的欧洲巨富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犹太家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犹太家族一直保持着世界上第一大银行的地位。即便今天他们还拥有巨大的跨国资产。可是这样的金钱地位，却丝毫未能阻止欧洲反犹主义的高涨，以及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总之，欧洲历史充分表明，单凭犹太人的金钱并不能保证政治权利和影响，逆转西方基督教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以我的分析和观察，犹太人在新大陆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他们对美国“上层建筑”的征服。而常春藤名校代表的精英教育，则是征服美国上层建筑的必经之路。以上层建筑的顶端也即政治权力作为代表。两年前，我曾经为国内一份杂志撰写了关于美国政界领袖“仕途”的一个系列，介绍美国政客的主要出身类别和上升途径。这些途径可以大致归为“讼而优则仕”（律师出身）、“商而优则仕”（商界和工业界出身）、“生而优则仕”（权贵子弟）、“戎而优则仕”（军人出身）和“健而优则仕”（体育明星）等几大类，但是所有这些仕途的大部分代表都具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学而优则仕”：他们来自常春藤名校主导的美国精英教育的产品。

今年的总统大选是个典型例子：“讼而优则仕”的奥巴马PK“商而优则仕”的罗姆尼（后者是哈佛大学首届企管硕士和法学博士双学位毕业生），无论最后谁赢，白宫依然会由哈佛大学校友坐庄，继续保持老布什总统以来从未间断的“常春藤专政”，尤其是1901年以来，白宫有近一半时间由常春藤盟校中最出名的“老三大”也即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掌舵的传统。

回到犹太人与美国“上层建筑”这个题目。美国在“三权分立”之下，最高法院与总统和国会鼎足而立，近年来更成为政治斗争的重镇：2000年决定总统选举争议之外，最高法院今年大选前将会作出关于奥巴马医保改革合法性的最后判决，左右大选结局。在当前九名大法官中，居然有三名是犹太人（Stephen Breyer, Ruth Ginsburg, 卡根 Elena Kagan）。换言之，在美国人口中只有勉强2%的犹太人，却占了美国三个最高权力中心之一成员的三分之一。而且像所有九名大法官一样，这三位犹太裔大法官都是常春藤名校出身，特别都是哈佛校友。

犹太人今天在美国上层建筑的强势地位来之不易，尤其是他们征服常春藤名校的过程。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美国历史上也充满了反犹主义。美国三K党便极端反犹。今天尽人皆知的美国每年的移民配额，也是1920年代美国国务院为了阻止“肮脏且难以归化”的东欧犹太移民的大量流入，而最早开始实施。

出于同样的偏见和歧视，上一世纪前半期，常春藤盟校代表的美国精英教育界，曾经长期抵制和阻挠犹太子弟入学。在冷战年代，犹太人还面对美国对大量左翼犹太知识分子中“苏维埃第五纵队”的疑心和迫害。可是在经济上筚路蓝缕的同时极端注重教育的犹太群体，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奋斗，终于逐渐征服了常春藤校园。到了1970年代，虽然美国人口中的犹太人比例停顿在2%上下，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再加哥伦比亚大学中的犹太本科生比例达到了四分之一，这一情况至今变化不大。从学生到教授以至院长校长，犹太人终于成为常春藤名校无可争议的主人翁。

犹太人成为常春藤名校的主人和征服美国上层建筑，是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犹太人在常春藤校园的崛起，各门自然科学之外，尤其注重经济学和法学。到1960年代末期，美国一流法学院的教授中，居然38%是犹太人！这才有今天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的三位犹太人。

近年来，美国华人移民与常春藤名校的关系，越来越像二战之前的美国犹太移民子女。特别是具有“常春藤潜力”的优秀华人子弟中，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后代人数近年来急剧增加，完全改变了原先常春藤校园里华裔以港台人士后代为主的旧况。在中国崛起的国际气候下，华人也面临类似冷战年代犹太人的处境。美国华裔和华人是否能够重复犹太人通过常春藤征服上层建筑的成功道路？进而影响美国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这是我新近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小书《圆梦哈佛：美国名牌大学入学攻略》中提出的一个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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