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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骄子——受益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的独生子女们正在努力争取接受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教育。
作者：Sara Rimer还有几天，来自中国南京的新生葛灵修就要飞往波士顿上学了。摄影：Robin Mas
2013年8月，闷热的南京尽显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本色。到南京出差的商人们都窝在市中心豪华酒店的摩天大厦里。在威斯汀大酒店附设购物中心的星巴克咖啡店里，20来岁的年轻人们戴着时尚的粗边黑框眼镜，呷着绿茶拿铁。
即将进入波士顿大学工学院读大一的葛灵修，正在卧室里收拾自己的新冬装。她家住的是带空调的现代化公寓。
葛灵修正在波士顿大学Metcalf科学中心的实验室做化学实验。摄影：Cydney Scott
“听说波士顿很冷，”葛灵修（ENG’17）说道，“听说雪能下到膝盖深。”葛灵修脚上是黑白相间的熊猫图案的拖鞋，外出时她会在大门边换上粉色的匡威球鞋。
她抱了抱自己的小狗，那是一条欢蹦乱跳的雪白的萨摩耶犬，名叫Rice。然后，她到餐厅去帮妈妈海伦·徐倒茶。她的爸爸艾伦·葛在葛灵修很小的时候，以微薄的资金起家，创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再过一会儿他就要下班回家了。葛灵修计划学习计算机工程专业，这样以后她就能帮着打理家里的公司了——但谁知道呢？没准儿她以后会留在美国工作。
波士顿大学的中国新生中，仅来自南京的学生就有10名，葛灵修是其中之一。波士顿大学本科在学总人数为16,460人，中国留学生占1,229人。
“听说中国女生学工科的不多，”葛灵修说道，“我妈妈担心工科不好学，我在那边太孤单。”
“我要像爸爸那样， 他有勇气，什么都不怕” —— 葛灵修 摄影：Robin Mas
外向自信的葛灵修说她自己一点都不担心。“我要像爸爸那样，”她说，“他有勇气，什么都不怕。我不想做传统的中国女孩。”
今天是8月20日，三天后就是她的18岁生日。七天后，她就要带上背包和两个旅行箱，从上海乘飞机，绕过半个地球去美国。她爸爸14年前去过一次美国，她妈妈则从来没有去过。
“波士顿大学就是我梦想的学校。”葛灵修说道。
波士顿大学的在校生结构在几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只需要几个数字就能说明：2008年秋季，入学本科新生4,131人，来自中国的有42人；2013年秋季，入学本科新生3,807人，来自中国的有410人。
新生葛灵修（ENG’17）即将离开家乡中国南京，赴美留学。说到自己去美国上大学的决定，她侃侃而谈。
视频制作：Alan Wong
波士顿大学的中国新生中，仅来自南京的学生就有10名，葛灵修是其中之一。波士顿大学本科在学总人数为16,460人，中国留学生占1, 229人。美国其他高校的在校生结构变化更大。2012—2013学年，美国高校的本科中国留学生人数从79,989人增加到109,604人。据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2011—12学年在美国读本科及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为202,051人，2012—13学年为243,623人。
Andrew(安德鲁)Tianyang Zhong
(CAS’17) 来自南京的钟天扬
“我想做一个坚忍不拔的人。在密歇根州做交换学生期间，得知Andrew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为人坚毅不拔。所以，我决定用这个名字。”
Nick(尼克) Haisu Yuan
(CAS’14, COM’14) 身高六英尺两英寸的大四生，来自重庆的袁海粟
“起英文名字是很随机的事情。我选Nick这个英文名字，是因为叫Nick的人通常都是大个子。”
Jennifer (珍妮弗)Shitao Li
(COM’15) 来自深圳的李诗陶
“我小学开学后几天，每个同学都有了个英文名字。课桌上有个牌子，写着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让我想起外向的美国女孩，我很喜欢。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Lucy (露西)Xi Jin
(COM’15) 来自北京的金溪
“我妈说给我取Lucy这个英文名字，是因为跟我中文名字的发音有点像。另外，我爷爷奶奶不懂英文，这个名字他们好记。我喜欢自己的英文名字，很好记。“人人都爱露西”（来美国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部电影）。曾经想过改成比较特别的，最后还是没改，父母取的名字，还是不要改的好。”
Wind Yijing Lu
(SHA’15, SMG’15) 来自上海的卢怡静
“Wind（风）的力量非常大——海啸、台风、暴风、龙卷风——都跟风有关。尊重风，尊重世界，尊重我。”
这就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平均年纪最轻的留学大军的一部分。
这些中国留学生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带来了新的知识、观点和文化体验。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美国各地高校，包括波士顿大学在内，逐渐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全球化校园。为适应中国留学生的需求，美国高校也做出了许多调整。为了帮助讲普通话的中国留学生融入校园生活，许多高校都在重新编制餐厅的菜单，增配写作辅导员，并制作介绍美国大学文化的视频资料。
语言的障碍与突破、人际关系的隔阂与建设以及刻苦的学习探索，这些全球化带来的跨文化体验，在波士顿大学的宿舍楼、教室和乔治·谢尔曼学生活动中心，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教育专家认为，校园全球化让每个人都受益。“我们所有学生的职业都将是全球化的，”国际教育协会会长Allan E. Goodman说道，“他们不仅需要理解将人类分隔开的文化差异和历史经验，也需要理解将人类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和人性。”
葛灵修和其他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的独生子女，是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开放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成果。中产阶层父母不仅有钱买车和出国旅行，还买得起中国文化最看重的商品——教育。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最顶级的教育商品莫过于美国的高等教育。
关于姓名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姓置于名字前面，而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则入乡随俗，遵循英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将姓置于名字后面。本文所提及的受访者均知晓这一语言文化上的不同，因此Bostonia在中英文版本的文章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姓名书写方式，以适应来自不同地区的读者的语言习惯。
这些年轻人成长于在全球化时代，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出国读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葛灵修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是中国最顶尖的高中之一。她同届的400名高三毕业生中，超过280人已经被国外的大学录取，主要都是美国的大学。波士顿大学今年从这所高中录取了几名新生，她就是其中之一。
“校长教我们要放眼全世界，”葛灵修说，“但永远要保持中国精神。”
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留学生的多元化程度几乎与他们的美国同学一样，来自印度、欧洲或非洲的留学生也是如此。中国留学生聪明、有理想、勤奋、好奇，同时又充满矛盾：他们拥抱美国文化——星巴克、NBA篮球、《生活大爆炸》；而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中国化并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葛灵修和其他来自中国的学生一样，来自中国的中产阶层家庭。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是家中的独子或独女。 摄影：Robin Mas
葛灵修能不假思索地引用史蒂夫·乔布斯的名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话锋一转，她又引用孔子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而时习之’。”
卢怡静（Wind Yijing Lu）是波士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副会长。在向美国朋友介绍自己时，她会这么说：“就是Gone with the Wind（小说《乱世佳人》）中的那个Wind（风）。我是上海人——现代派的上海女孩。”
上海女孩时尚泼辣，很像纽约女孩。“上海女孩个性独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卢怡静（SHA’15，SMG’15）说道。卢怡静以交换生的身份在美国印地安那州读了高二，希望自己能在旅游酒店业大展身手。
中国留学生感兴趣的专业有工商管理、经济学和数学——还有文学、语言、教育、新闻、心理学、音乐等等，什么专业都有人感兴趣。
卢怡静为身为一名上海女孩而感到自豪，因为她认为“上海女孩个性独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袁海粟（CAS’14，COM’14）读的是经济学和电影双学位，希望能成为像自己的偶像马丁·斯科塞斯那样的电影人。他说：“我想拍关于中国的电影，告诉人们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来自重庆，喜欢吃川菜，评点起美食来也颇有见地。
中国留学生的父母多是律师、教师、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家、地产开发商和小企业主，他们把自己对教育的全部信仰都倾注在唯一的子女身上。许多人希望孩子最终能带着令人羡慕的学位和西方先进知识回国，建设自己的小家庭和中国这个大家庭。
波士顿大学：名牌学府
“教育是头等大事。”波士顿大学人力发展与教育学教授李瑾说道。李瑾来自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在她最近出版的新著《学习的文化基础：东西方比较》中，李瑾探讨了学习观念上的差异对亚洲教育、西方教育和子女教养态度的影响。
“如果有钱，中国人就会买教育，”李瑾说道，“要买就买最好的。中国家长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最好。”
建立关系
摄影：Cydney Scott
在波士顿大学和许多其他的美国高校，外国留学生没有资格申请为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而设立的助学金。为了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中国家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这些中国家长是勤俭节约的一代人。他们希望孩子拿到波士顿大学的学位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就业市场都会有竞争优势。过去十来年，中国房价暴涨，有些家长卖掉早年低价购买的公寓，卖房筹钱送孩子上波士顿大学。
中国人看重品牌，而波士顿大学在中国享有良好的声誉，是公认的名牌学府。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各自家族中第一个到美国留学的人，他们比美国的孩子还关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高校排行榜。
举个例子：2013年9月，波士顿大学助理副校长兼招生事务执行主管Kelly A. Walter照例前往中国招生。她来到北京四中做招生宣传的时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刚刚发布最新的美国高校排行榜。对于波士顿大学的排名上升10位，孩子们议论纷纷。
“有个男孩说，‘Walter小姐，我们看到波士顿大学现在排名41。’”Walter说道。
家长们希望，通过在波士顿大学的学习，他们的孩子也能具备在他们看来属于美国教育特色的思维习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教育所忽略的。中国教育强调的是死记硬背、教师权威和高难度的招生考试。但是，对于在一套体制下寒窗苦读12年的人，到了波士顿大学就指望他们能突然改变思维方式，这是颇具挑战性的。李瑾在书中写道：中国留学生来自讲究谦抑静默、舌动是非生的文化，自由发言式课堂讨论和挑战权威对他们而言，可能是新鲜事。
但是，要赶上中国奔向未来的步伐，就必须要适应波士顿大学。“我们是新一代，”葛灵修说，“我们喜欢美国文化。它新潮而且自由。”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举出一个例子：“例如批判性思维。”
她与其他中国留学生都是在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出生的，大多数人出生时，邓小平称为“改革开放”的创新经济政策已进入第二个十年。邓小平喊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这催生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移，几亿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到工厂打工或寻求其他机会。
葛灵修的父母来到了南京这个有着五百多万人口的中国南方城市。他们的公寓位于一个封闭式管理的新小区，开车15分钟就是高楼林立的南京市中心，步行几分钟就是始建于14世纪的明城墙修复段。中国是个充满反差的国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但确实很准确。
中国学生们有时会抱怨父母成天泡在网上，研究波士顿大学。
8月份，葛灵修和父母以中国人典型的热情，接待了来自波士顿大学的客人们。在他们明亮的餐厅中，大家一边品着姜茶，一边讨论对女儿未来教育的希望。喝完茶，端上来的是一碗碗盛得满满的饺子，这是当日午饭。
“美国富于创新精神，”葛灵修的父亲通过翻译说道，“社会鼓励创新。”
他将波士顿形容为美国东海岸的硅谷，而将波士顿大学比作一个孵化器。葛灵修在那里学习和成长的同时，还可以传播中国文化。“我希望她能成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桥梁，”他说道，“希望她能带回来新的思路和技术。”
“对我们来说，波士顿大学就是一个大城市，可以开阔她的眼界。在那里，她可以交很多朋友，不仅是同学友谊，还有师生情谊。”他说道。
他还提到，从葛灵修六岁起，他和妻子就带着她出国旅行，去过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法国、英格兰、德国。这也是为了帮助她成为世界公民。
他当年到美国出差，去了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忆及那次美国之行，他说道：“我参观了一些美国的大学，那里没有围墙，非常自由。我们希望女儿能在这么自由的环境中学习。”
葛灵修的父母今年都是48岁。他们长大成人时正赶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大学关闭，停止招生。知识分子都被发配到农村去种地。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
“那时候我们就是想去旅游，也做不到。”葛灵修的父亲说道。
在当时，梦想是遥不可及的。“这不只是我们一个家庭的问题，”他说道，“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能怎么办呢？只有等待，等待发生变化。”他的话语中没有怨恨。他关心的是现在，是自己的家庭，是如何让他的企业保持竞争力，是中国的发展。
葛灵修与她的父母和外婆在南京的家中。葛灵修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她同届的400名高三毕业生中有280人被国外的大学录取。
如果说出国留学是葛灵修的父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么在中国上大学也并非易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进行，直到邓小平1978年上台掌权后才恢复。高考刚恢复的最初几年，由于几乎没有备考的机会，只有极少数考生才能冲破千军万马，通过高考的独木桥。
“我爸爸妈妈都高考落榜，”葛灵修说道：“我妈妈认为高考就是地狱。”波士顿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叶敏说，参加高考本身就需要强大的动力。叶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在1990年代后期来美国读研究生，先后获得南加州大学硕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参加高考的第一代太了不起了。”叶敏说道。
葛灵修的父母都在中国电信找到了工作，后来在贝尔实验室（中国）接受工程训练。贝尔实验室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将他们与波士顿大学联系在一起，因为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曾在波士顿大学执教。1990年代初，葛灵修的父亲从中国电信辞职，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不到10年时间，公司就上市了。
就阅历和机会而言，葛灵修这代人与父母那一代有天壤之别。年轻一代正在努力把握历史机遇。
波士顿大学的客人到葛灵修家拜访的前几天，葛灵修与另外五个已经被波士顿大学录取的新生一起到大排档去吃午饭。大排档位于威斯汀酒店附设的购物中心，是一家有名的中餐馆，用红灯笼和雕花木柱装饰得如同老茶馆一般。围在餐桌边的孩子们都穿着牛仔裤和匡威运动鞋，手机里安装的应用程序有Skype和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人人网、QQ。到波士顿大学以后，他们会使用这些应用跟家人和家乡的朋友保持联系。
“在我这个年纪，我爸爸妈妈对出国留学是不敢想象的。”葛灵修的目光沿餐桌扫了一圈，说道：“那时候，大家都穷。”
午餐由葛灵修做东。她与其他人研究菜单，点了各种美食与大家一起分享：盐水鸭、芋头糖水、油炸豆腐、炒年糕、猪肉水饺和各种素炒菜。通过聚餐来增进感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会把这种文化也带到波士顿大学去。
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到了波士顿大学，能在宿舍用电水壶烧开水泡茶吗？
“美国人喝袋泡茶，”钟天扬（CAS’17）说道，“那根本不是茶。”按中国人的泡茶方式，水必须要煮开。微波炉派不上用场。
他们谈到了人生目标。大家都同意钱是必须的，但是他们也认为，家庭和幸福更重要。接着，他们抱怨父母成天泡在网上，研究波士顿大学。
“对于波士顿大学，爸爸妈妈比我们知道的都多！”钟天扬说道。
女儿的梦想：在波士顿大学读四年书
八月下旬，从大连、北京、重庆到上海，中国各地的现代化大城市中，都有学生在准备动身前往波士顿大学。在南京的更南边，李诗陶（COM’15）在深圳某电视台的实习生活已接近尾声。深圳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奇迹”，是中国的“实验城”。
来自中国深圳的广播新闻专业的学生李诗陶（COM’15）介绍她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并谈到父母为支持她在波士顿大学的学习而做出的牺牲。
视频制作：Alan Wong
1980年，邓小平宣布深圳为经济特区。随后，在这个原先以农业和渔业为生的无名小镇上迅速建起了工厂、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全中国的人都涌到深圳去找工作。这个原先只有300,000人的小镇，现在已成为拥有近1,500万人口的大都市。父母从河南初到深圳时，李诗陶才四岁。17年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距离她从香港飞往波士顿只有三天的时候，她正乘坐出租车前往一家五星级酒店，去采访一个中国明星组合。出租车外，闪过一排排摩天大楼和高层住宅。
“有时我会为我的选择感到内疚，因为父母为我牺牲的太多了”
—— 李诗陶 摄影：Robin Mas李诗陶迫切地想回波士顿。中国虽然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但她生长的这个城市也就比她大十来岁。“波士顿，”她向往地说道，一边寻找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波士顿的魅力，“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几英里外，在深圳西部的一个服装产业区内，李诗陶的父母守在他们经营女装批发的小店内。李诗陶的父亲李民说，他们这个小店，通过在淘宝网上销售，积累了大量的国外客户。客户在一排排衣架中挑选看货的时候，李民和妻子郑春丽插空谈谈生意和波士顿大学。
李民说，他们晚上经常直接从店里去供货的工厂，10点以后才能回家。郑春丽还在幼儿园当全职老师。
他们就是这样支持着女儿的梦想：在波士顿大学读四年书。他们说，女儿上大学后的成长令他们很欣慰。“她思维很活跃，”郑春丽说道，“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对很多事情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人也很开心。”
李诗陶担心父母太辛苦。“我有时候也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内疚，我让父母牺牲太多了。”她说道。
美国大学的申请流程很复杂，全都用英语进行。李诗陶当初申请大学完全是靠自己。例如，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个人陈述？
美国大学的申请流程对中国学生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中国政府只看高考分数来决定谁可以上大学和上什么大学，不看平时成绩，不看课外活动。因此，大多数高中认为没有必要配备专人来辅导学生申请大学。大多数中国学生要完全依靠自己去申请，除非上的是葛灵修的中学母校那样为数不多的高中。
美国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长期以来都依赖独立的大学申请顾问。而李诗陶只能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向一家私营的咨询机构求助，了解申请流程。
葛灵修很幸运，上了南京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素以帮助学生做出国留学的准备而闻名，甚至还为学生开设了大学先修课程。与越来越多的学生一样，她选择不参加高考。
“没有南京外国语学校，就没有我的今天。”葛灵修说道：“我们高中的学生都很大方。我们老师提倡批判性思考。”
她的高二是以交换生的身份在洛杉矶上的。随着美国高校入学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把孩子送到美国做交换生，参加夏令营，甚至上寄宿学校。
上高三的时候，葛灵修飞到香港去考SAT。中国大陆没有SAT考场，但是要申请波士顿大学，必须要有SAT成绩。
尽管从来没有去过波士顿，葛灵修对波士顿已经知道不少。“我看过电影《社交网络》。”她解释说：“我们父母这一辈有兄弟姐妹，他们向兄弟姐妹学习。我们这一代没有兄弟姐妹，就从电视上和网络上学。”
送唯一的孩子出国留学，有挣扎，也有收获。当然，他们也向父母和祖父母学习。独生子女是葛灵修这一代的根本特征。这意味着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把他们的所有注意力和他们对读书的所有信仰，都寄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
那么，独生子女自己有什么感受呢？在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谈到这个问题，袁海粟就叹气：“压力很大。”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坦承：“这样也没人跟你争宠。”
去年八月份在上海，一家人在中餐馆吃饭的时候，卢怡静的母亲邱德青谈起自己与丈夫卢永峰当年如何陪卢怡静去波士顿参加新生培训，如何乘地铁逛遍波士顿。第二年，夫妇俩又去了一次波士顿。回国后，在女儿搬到校外公寓后，夫妇俩开始使用谷歌地球。
“我们必须要熟悉每个角落，”邱德青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说道，“我们想知道女儿的住处离地铁有几个街区。女儿说自己去了什么地方，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
卢怡静佯怒地脱口而出：“他们跟踪我。”
七月份，波士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上海为即将入学的新生举办招待会，她到场发言。葛灵修乘高铁从南京前往参加。
尽管那次发言中没有提到，卢怡静还是喜欢告诉新生一句话：要走出去，跟美国人打成一片。如果成天跟中国学生混在一起讲中文，上波士顿大学图什么？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像卢怡静那么外向，或者英语有她那么流利。她承认，同学们在国内上了多年正规的英语课，但在课堂上或社交场合中，往往还是不太能自如地使用英语。
“甲说‘Hello, how are you today?’（你好，今天怎么样？）”卢怡静模仿国内典型的英语课堂，用机械的语调说道，“乙说‘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我很好，谢谢。你呢？）”
在入住Warren Towers宿舍楼的大一期间，她总是使用类似的说法跟人打招呼。“人们都笑我。”她说道。她自己也笑道：“他们的说法很简单，就是‘Waddup？’”
在南京，葛灵修还有几天就要动身前往波士顿，她期待着结识两个美国室友，一个是加利福尼亚人，一个是宾夕法尼亚人。
葛灵修（ENG’17）在中国南京的家中，与家人一起喝茶话别。
视频制作：Alan Wong
“这是我第一次与这么多美国人生活在一起，”她说道，“我妈妈说，做人要大方，要帮助别人。”送唯一的孩子到7,000英里以外的大学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妈妈问我，‘能不能每天都聊Skype？’”葛灵修说道，“我告诉她，‘Skype可以，但不能天天聊。我还要学习呢。’”
“她有机会到这么好的大学读书，我们非常开心，”她妈妈说道，“但我这个做妈妈的呀……就她一个孩子，真是舍不得放她走。”
8月27日，葛灵修乘坐飞机从上海起飞。同行的还有另外四个南京籍波士顿大学新生。他们在洛杉矶转机，于次日早上6:30抵达波士顿。
葛灵修在洛根机场给妈妈发了一条微信：“到了。平安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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