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燕京图书馆演讲毛像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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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双语网特约记者罗四鸰报道】4月4日，由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和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联合举办的“2015哈佛春季中国文学书展演讲会”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举行。在会场进行演讲的有耶鲁大学教授康正果的《毛像的兴衰》、龚则韫博士的《达尔文的启示》、张明明女士的《先父张恨水的抗战文学和我的童年》、安徽池州师院谢家顺教授的《张恨水及其笔下的“啼笑”人生》、波士顿双语网主编李强的华人历史传记《迟来的光荣记黄君裕和华人二战老兵》，作家李凤群的《加速逃离与苦苦寻觅》、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段怀清《古代民间传说的当地读法：性、爱情与政治》。此次演讲会主持人为《哈佛问学录》、《一头栽进哈佛》等书作者张凤，召集人有王德威、郑洪、郑达等人。

上图：一位读者在参观书展。

康正果教授从毛像的兴衰历史，从毛像崇拜的起源到如今开始出现的去毛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康正果教授认为，偶像崇拜并不是华夏文明的国粹，至少就传世的文物来看，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很少有供膜拜的神祇偶像或圣贤肖像被制作出来。及至上世纪初，国共两党先搞联合，后搞分裂，都分别学苏俄、纳粹的样子，搞他们的革命党政教仪式，各自张贴起领袖画像，领袖像崇拜遂愈演愈烈，在后来闹到了荒谬狂热的地步。分共后的国民党聚会中常悬挂党旗，配之以孙中山肖像，这种会场布置明显在突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继承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路线。而随后在江西建立红色政权的中共则悬挂镰刀斧头红旗，配之以马列肖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表明他们隶属共产国际领导，是苏维埃的中华分支。这种以党旗和领袖像作为政权象征的革命党政教仪式已初露领袖像崇拜的苗头。

1936年到1937年斯诺采访毛泽东，经斯诺的拍摄，毛那张窑洞前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始登上媒体，向外界首次亮出了他作为红军首领的形象。1937年6月23日，毛泽东木刻头像登上了延安《解放周刊》，那一幅毛像才初步显露出领袖像崇拜的特色。该头像的面容姿态明显出自斯诺的那张摄影，但背后的土窑洞不复存在，被换成了“向着东方曙光进军的队列，而那曙光则来自毛头顶微薄的光环。

从1944年开始，在太行、太岳根据地及后来的其他华北解放区，“毛泽东像以向英雄、模范们颁发、销售的形式被带到各地。这一时期，正值该根据地依靠贫雇农发动群众运动的阶段，悬挂毛泽东像开始逐渐取代民间敬神的风俗并在农村日益普及化。”

中共建国后，中央对毛像的制作及其悬挂均作出严格的明文规定：比如1950年，按照“七一”纪念节党报上刊登领袖像的指示，除毛像外尚有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三人的相片与之并列；1952年，有关游行队列中领袖像排列的通知规定，毛像与孙中山像排在最前列，第二列则为刘、周、朱的肖像。按严格标准制作的毛泽东画像每年也只是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才挂上天安门城楼。特别是中共八大之后，从苏联刮来的反斯大林之风也引起了中共内部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检讨，毛像的中心地位并未动摇，但也仅止于形式化地摆出来撑个门面。直到七千人大会后，毛被迫退居二线，这才感到自己真正踫到了危机，并再次求助个人崇拜的动力。他一面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面助长由林彪在军中率先推动的学毛着热潮，随着那语录本红宝书大肆泛滥，毛像崇拜的妖火也再度燃起，在文革期间闹到了举国疯狂的地步。，极尽 其“红、光、亮”和“高、大、全” 之能事。入“毛泽东去安源” 那张油画，一刷即印出九亿张之多，远超出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从1949到文革前夕，毛像的印数为1亿6450万张；1966—1976，十年间印数剧增至41亿8300万张；合并起来，1949—1976，正式出版的毛着和毛像总共达118亿件之多。

后毛时期的“毛形象”一面缓步走下神坛，进入其世俗化演变的历程；一面则死而不僵，恍若美杜沙被砍掉的头颅，散发着不容低估的政治余威。在今日中国的前卫艺术家中，真正把毛像推向终结的人物是号称高氏兄弟的高兟和高强。2010年9月17日至2011年1月2日，题为“宏放与宣泄”的高氏兄弟艺术展在美国堪萨斯的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与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追求截然相反，他们的作品大都意趣幽默，往往对贫困、不公、暴行、虚伪和政治压迫表现出挺胸而上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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