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军，心脏外科医生
前传
万事皆有缘由，这是刘震云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中心思想。我仔细回忆了我对足球喜爱的缘由，发现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光。 我整五岁的时候，回妈妈的老家汉阳新农，当时是秋季招生，由于没有人照看，大人就干脆把我丢去读书，读了一个学期，汉口城里的学校又改夏季招生，我就又转回精武路小学重新读一年级。在精武路小学读了二年，家里搬家，又转到营房村小学，可是到了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由于学生太多，中学接受不了，只有在小学戴帽子读初一。小学老师晚上看看初一的书，第二天白天就教我们。 第二年好不容易进入了正规的中学，武汉市宝丰路中学，也叫抗大中学，这也不是什么好的中学，当时甚至有个顺口溜-抗大抗大，流氓一大哈！但就是在这么差的学校，我的学习都跟不上。
那时候是黑暗时期的最后阶段，大人都忙着政治斗争，学校也一样是弱肉强食的战场。我就在抗大读了初二一年，初三转到了二十六中。在抗大的一年，每天都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于一个小个子，成绩又不好的转校生，时刻都要提防来自男生，有时候甚至是女生的威胁和欺凌。对于初二同学除了后来成为大学同学和医院同事的陈劲草，记忆中还有一个高个子的男生，他是一个足球业余体校的体育生，不是每天到学校，但一旦他出现在校园，立即就会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因为他高高的个子，强壮的身体和全身不一样的运动服。他当时就仿佛是校园之王，各路小流氓对他都低眉顺眼，但他又表现出来一种对我特别的友谊，而不是简单的同情。这种友谊让我在抗大的一年变得好过了许多，甚至有了快乐，完全没有时间考虑学习，只要他在校园，我们就是在操场上踢球，玩耍。一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初三的时候妈妈开后门把我转到二十六中，没有道别，就毅然的告别了抗大的一切。
1984年亚洲杯中国队夺得亚军的阵容：前排左起：王东宁（山东）、秦国荣（上海）、 李富胜（八一）、杨宁（广东）、柳海光（上海）、贾秀全（八一）、左树声（天津），中间排：工作人员A、曾雪麟（主教练）、林强（湖北）、林乐丰（辽宁）、杨朝晖（北京）、 李辉（北京）、戚务生（助教）、工作人员B，后排：古广明（广东）、郑彦（上海）、 池明华（广东）、这个不太肯定，可能是天津的吕洪祥、 朱波（八一）、李华筠（辽宁）、赵达裕（广州）。
后来的岁月除了踢球也越来越偏重学习，接着就是工作，结婚，有儿子。等我快到四十岁的时候，我有时候还会想起那个曾经保护过我的踢球的同学，但以为这只是一段回忆，这辈子也没有办法想起他叫什么，现在如何生活了！ 只到有一天，突然想起问陈劲草，你还记得我们在抗大蛮会踢球的一个高个子同学吗？那知道草草居然吐口而出，说记得呀，叫余爱斌，是华瑞张兆芳的老公，现在武大当体育老师。 虽然找到了他，也想见他，但就是没有实现，但知道他在哪里总是感觉很好！有时间还是想当面谢谢他在我小时候给我带来的安全感，没有让我在心里有什么阴影总是那么阳光；再就是谢谢他让我喜欢上足球，在平庸繁复的生活中有所寄托，这也算是万事皆有缘由吧！
一
我是在1979年我14岁的时候喜欢上足球的，那时候在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读高一，高一（一）班中有一半的男生来自学校隔壁的海军工程学院，这些部队的子弟父母多半是靠海的北方人，体格强健，全都痴迷于体育，足球又是他们的最爱。整个高中两年的业余时光基本上都是消耗在足球场上，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关于足球比赛的资讯，不知道任何的球队和球星，完全是出于对足球本身的纯粹爱好。海军工程学院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常常翻墙进去和里面年轻的学员踢球。81年高考前的一个月，我们一帮人在翻墙的时候和巡逻的士兵发生了争执，当时双方都年轻气盛互相都动了手，打斗中一个叫刘恺的小个子同学被踢成了左下肢骨折，这下子两个学校的领导都紧张了，由于牵扯到和部队与地方的军民关系，部队首先进行了检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部队每天派一台军用吉普，两个士兵陪着下肢打着石膏的刘恺上学、放学，并一直到高考结束。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刘恺后来考上了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也成为了一名军人，他的左下肢并没有留下什么残疾，但大学的同学们都开玩笑的叫他“加林查”。
1981年，我16岁考上了同济医科大学，成为了一名医科生。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随着中国巨龙的慢慢苏醒，中国体育也逐步开始提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作为大学一年级的新生，由于在中学的时候打下的一些足球基础，很快就被吸收进入了我们81级3大班的班队，并在首届“同济杯”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冠军。1982年暑假的时候，我和二十六中的高中同学郭海连自费到北京旅游，郭海连的母亲和当时八一青年足球队陈方平的母亲是武汉化工厂的同事，联系安排我们住在陈方平在红山口的八一体工队的宿舍，在那里呆了十天，也感受了一下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活，后来陈方平回武汉当俱乐部的教练，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当然这是后话。后来的大学5年里，由于我年纪小，不知道如何与女生交往，我把青春期所有的热情，除了学习，都倾注到了足球，体格逐渐发育起来，球技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被选拔进入校队，参加了很多届的武汉市高校足球联赛，打遍了武汉市各大高校，后来在校园还小有名气，足球在我青涩的青春期带给我最多的快乐。1986年夏天我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留在武汉市儿童医院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小儿外科医生，繁重的临床工作并没有削弱我对足球的狂热。
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足球的顶级盛会，在这届世界杯上，马拉多拉用自己的方式完美的诠释了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更加深了我对足球的热爱。正好在这个时候，随着我们年轻的湖北队的悄然崛起，我和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对于足球的疯狂。那几年其实湖北队一直在甲级队边缘徘徊，1985年排在第11名，差点降级。1986年湖北队却异军突起，在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中大战13场无一败绩，12月底湖北队与八一队在武汉的最后一场只要战胜对手，就可以继1972年获得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足球比赛冠军后，再次夺得全国冠军。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那天的激动和烦躁，由于一直没有弄到新华路体育场的门票，我中午开始就在体育场门口游荡，前一天联系的一个当警察的高中同学当天要到球场执勤，由于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什么的一直联系不上，下午两点半比赛开始前，我和众多无票的球迷冲进了体育场的第一道门，但在看台的大门前，还是被警察和保安用皮带和竹条给打了出来。无奈中，跑到隔壁的协和医院家属楼，在当时协和医院院长宋善俊教授家看了只能看到半个球场的比赛，虽然最后湖北队和八一队0:0战平，屈居亚军，但当时新华路体育场壮观的场面至今难以忘怀。
二
在武汉市儿童医院工作三年后，1989年我又考上同济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重新回到母校，继续我的学习和踢球的生活。这个时候随着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外面世界的信息更多的进入到国内，CCTV从1989年开始转播意甲，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联赛尚未成熟，没有步入职业化，而当年的意甲号称“小世界杯”，汇集了全球大部分的球星，无论是各个俱乐部的整体实力，还是赏心悦目的技战术打法；无论是悠久的足球底蕴，还是忠诚的球迷，都让我迅速爱上了意甲，并成为了AC米兰的球迷。1996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同济医院的一名年轻的心脏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意大利AC米兰的球迷。
事实上当时有两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一个是公派去德国的汉诺威的心脏中心；另一个是我自己联系的去意大利布雷西亚市立医院的心脏外科。从专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当然是选择到德国比较好，一是公派生活有保障，二是汉诺威的心脏中心规模更大，三是那里和当时的同济医科大学之间有校际交流的关系，临床工作的同时可以完成博士学位；而去意大利的机会则完全是我自己联系的结果。当时我给在美国的“Annual Thoracic Surgery（胸外科年鉴）”上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的意大利心脏外科医生发了二十多封信，阿尔菲里是最快给我肯定回复的。那时，他是Brescia（布雷西亚）心脏外科的主任，而布雷西亚在就在米兰以北约90公里，他说正好有一个Baxter奖学金可以提供给我来意大利学习。对足球的热爱使我最终选择了意大利，开始了我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了解，开始了我和意甲的零距离接触，也开始了我和阿尔菲里之间维系到现在的友谊。
我是1996年3月27日下午抵达的意大利米兰的马尔彭萨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阿尔菲里（Alfieri）派了一个年轻医生马伊萨诺（Maisano）马伊萨诺开车接我，抵达布雷西亚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马伊萨诺走的时候只是对我说明天上午7点来接我到医院，一点没有安排我吃饭的意思。我的上一次进食是四点左右在东航的飞机上吃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下一顿饭会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后。第二天上午到的医院，第一次见到了阿尔菲里，和我想像的一样，是个典型的意大利男人的样子，显得精明、严肃，但又格外的优雅。阿尔菲里和我简单的寒暄后就开始了例行的查房，时间很短，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然后就安排我和马伊萨诺进了手术室，等参加完两台心脏手术后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平生第一次有了饥饿后前胸贴后背的感觉，这时正好碰到阿尔菲里，他过来问我你需要些什么呢？我直接对他说我需要吃饭，他了解情况后连声说对不起，马上把我带到医院门口的一个小餐馆给我点了许多的东西，这就是我在意大利的第一餐和最漫长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