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現代化的十次留學潮》引言

【編者注:《伴隨中國現代化的十次留學潮》是華人作家姚蜀平女士的又一部力作,由美亞出版社於2015年九月出版。該書以翔實的歷史資料系統地回顧了過去150年來中國的十次留學潮,包括十九世紀幼童留美、嚴復及十九世紀末留歐活動、二十世紀初留日高潮、庚款留美、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五十年代大規模留蘇潮、改革開放後的留學潮等十次留學潮。姚蜀平是中國科大近代物理系首屆畢業生,曾在二機部及科學院工作。參與過撰寫電影劇本《李四光》及電視系列片《共和國之戀》;1980年代翻譯《核臨界安全》並撰寫《現代化與文化變遷》等書籍;同期在海外發表系列短篇小說。退休後撰寫文革長篇小說《似水流年》(繁體字版《悲情大地》在香港出版);有關一戰華工的長篇小說《他從東方來》2011年獲第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並於 2014年出版。近年還發表中篇小說《魂歸故里》、《楓葉參天》、《愛之四季》;短篇小說《天才之死》、散文《兒女祭》等。姚女士的電子郵箱是:shuping_yao@yahoo.com。本書定價為16.88美元,目前亞馬遜網站以12.88美元的優惠價格在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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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西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北京一份主流報紙上登載過一篇有關留學史的文章,該文沿用當時流行的“第幾代”的提法——諸如第幾代領導人、第幾代導演等來描述留學史。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該文竟把李四光和“三錢”並列為同一代留學生。所謂“三錢”是指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三位著名歸國錢姓科學家的統稱,他們是錢偉長、錢三強和錢學森。殊不知李四光出生于1889年,早“三錢”二十年。1904年他以15歲少年留學日本,先學日文及中學基礎課程,後學船舶製造,1910年21歲時學成歸國;而那一年,“三錢”還沒有一個出世——錢學森出生於1911年,錢偉長出生于1912年,錢三強出生于1913年。李四光第二次于1913年留學英國伯明翰學地質,“三錢”那時還是襁褓中嬰兒或牙牙學語之幼童。1920年李四光獲地質學博士回國,在北京大學被蔡元培聘請為地質系教授(後為系主任),那時“三錢”還剛剛邁進小學。如此懸殊的隔代人怎能被稱為“同代”留學生!

我曾在八十年代後期寫過一部三十萬字書稿《中國百年留學史》,詳盡記述了百年來伴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次留學潮(不是以年齡和輩分劃分的‘代’)。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該書未能付梓;書稿也不幸丟失。今逢千萬學人越洋留學,不僅想起八十年代關於第幾代留學生的誤傳,以及自己丟失的手稿;遺憾之餘還是想把手邊一些發表過及未發表過的文字和演講稿,集合整理成此小書——以前也曾發表過三萬多字的文章,但由於篇幅限制,未能盡言。此書雖不是三十萬字學術著作,但也是歷史知識的集錦,以饗眾多年輕學子,特別是新一代留學生們。1985年我的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邀請我到合肥做了兩個演講,其中一個題目就是“中國歷次留學運動”。此書即是以此為基礎,加上這二十多年來我寫的若干有關留學運動及留學生文章的綜合(其中有發表過也有從未發表過的)。它不能算作學術著作——因為原書稿丟失,無從附加精確的文獻索引,只能在每章後附上參考文獻——這是頗感愧疚與不安之處;權且當此書是一本通俗讀物、一部留學演義;行家盡可批評指正,讀者如果能從中獲得些許歷史知識或感悟與啟發,也是本人所幸。

把近一百五十年留學史分為十次留學潮,是按照不同年代官方成批派遣,或民間大量湧現留學生為縱軸,結合中國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來闡述。事實上留學潮從來都是伴隨著國家現代化的需要應運而生;中國留學史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現代化歷程。此書概述的就是這一百多年來,伴隨現代化歷程的十次留學潮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願以此書表達對歷代留學先人的敬意和懷念;也是對當今留學生的期盼與祝福。

人類的歷史是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由低級向高級逐漸發展起來。開始是由於自然條件,以後則是由於各種社會因素,鑑於世界各個地方社會發展頗不平衡,在交通工具落後的時代,人民為了交換物品和彼此了解,跋山涉水到異國他鄉去;到了交通工具發達的近代,這種交往就更加頻繁,並且出現了專門去他國求學取經的留學生。

國家昌盛、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總是吸引著遠近的人們;嚮往文明和追求進步是人類自發的本能。路程遙遠,語言障礙及風俗隔閡,都不能阻止經商冒險和求學取經的人們。而他們的往來,也把人類創造的文明,像撒播種子一樣,帶到異國他鄉,變成了人類共同財富。

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與外國的交往。元代以前,主要是通過古絲綢之路與中亞、南亞、西亞以及非洲和歐洲的許多國家友好往來。其中除了使臣、商人、探險家外,也有大量僧人。他們往來于漫長的古道,傳遞信息,交換物質和學習技藝。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以及若干植物品種、漆器、冶鐵技術和水利灌溉、建築術、醫學、天文學等知識,就是這樣傳入中亞及西方。其中特別應該提到的是造紙法和印刷術傳到歐洲,對推動西方學術和教育起著重要的作用。“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寫字之狀況,也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受高級教育的狀況”(恩克斯語)。反之,通過絲綢之路,西方的植物新品種,如葡萄、胡桃以及毛皮織物和珍禽異獸、雜技百戲、西域樂曲,特別是宗教,也源源不斷地傳到了中國。在這場浩浩蕩蕩的中西文化及經濟交流中,引入注目的是那批遠赴佛教發源地天竺(印度)取經的中原僧人,他們可稱為中國最早的留學生,其中東晉的法顯是留名後人的高僧,他以六十二歲高齡西去印度留學取經,一去十五年,他回國後寫的《佛國記》流傳至今。三百年後,一位更為人知的高僧留學生出現,他是玄奘。

就像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優秀學生去學物理,八、九十年代優秀學生去學生物,二十一世紀優秀學生去學經濟或計算機一樣;公元七世紀,在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朝,最優秀的人都出家去當和尚了。他們個個經綸滿腹,學識高超;可是為了溯本求源,追求學問真諦,他們中的某些人,仍然不辭艱辛,跋涉萬里,西去求學,為我國和世界留學史,開創了光輝的先例。其中功績顯赫者,就是中國家喻戶曉的玄奘。

玄奘大約出生在公元600年,是唐代有名的高僧。在那個僧人滿城的地方,他雖已“譽滿京邑”,卻仍不滿足;竟不顧朝廷禁令,只身西去求經,其西去之驚險經歷,中國老少皆知,儘管有些誇大,但稱其為千難萬險,決不為過。他最終抵達印度;進入了當時印度最大、最壯麗的佛教寺院那爛陀寺,在那裡苦讀五年經書。其後還遊學全印度,多次在印度當時盛行的宗教學術辯論中,舌戰群僧,獨占鰲頭,可謂中華和尚威震印度!當玄奘自認西來取經的目的已經達到,準備攜經回國時,鳩摩羅王以建造一百所寺院為代價挽留玄奘,但是他思念故土,沒有忘記當初西來的目的;故不為所動,像當年決心西去求學一樣決心回國。玄奘滿載經書,翻山越嶺,最後回到中原。他上書唐太宗:“訪學,無顧身命。”唐太宗不但寬恕了違令西去的玄奘,還表示:“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並建造大雁塔,收藏他帶回的經書。

玄奘取經歷時十七載,行程五萬里,帶回佛教經典六百五十部。在他開設的“譯場”裡,與其弟子們前後共同翻譯了佛經七十四部,共計一千三百三十三卷。而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記》,更詳盡地介紹了西域、中亞、印度及巴基斯坦的歷史、地理及社會情況,是一部難得的珍貴資料。玄奘的留學取經是成功的,不僅為當時社會認可,也為後世稱頌。

在玄奘前後,中國還有不少西去取經的僧人。除了前面所說的東晉的法顯,是入印取經的始祖,唐代的義淨也曾帶回梵語佛典四百餘部,他與玄奘、鳩摩羅什、真諦,並稱為中國“四大譯經家”。這些僧人帶回的經書,不僅對中國的佛學研究起著重要作用,並對中國的哲學、科學和文學以及藝術都有深遠影響。更讓人意料不到的是,佛教在其發源地印度,在後來幾個世紀裡,由於內部派系爭奪及回教的傳入,竟出人意料地逐漸衰退,到十三世紀,佛教在其發源地幾乎消亡。有幸的是,它早年已傳入中國及東南亞諸國,又由中國傳入日本、朝鮮等地;因此,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財富的佛學,避免了失傳的悲劇下場。這不僅說明了各國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是與留學活動的可貴成就。

在玄奘等人西去取經求學之時,還出現日本大量派遣留學生到中國的熱潮。當時日本正處於從奴隸制向封建社會過度,當權貴族決心向封建盛世的唐朝學習。二百六十年間,日本向中國派遣了十七次遣唐使,其中十三次有留學生及學問僧(以學佛為目的)同行。這十三批遷唐使,總數高達四千人。由於在那個交通工具落後的時代,中日來往唯有靠簡陋木船航行在驚濤駭浪、風暴不止的大洋中,危險又艱難。因此這些遣唐使中,五分之三竟然是水手,真正的留學生和學問僧不及五分之一;現在留名史冊的也只有四、五百人。他們多數在中國留學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久,有的最終老死在中國。而那些學成回去的,在歸途中,又有不少人葬身風暴肆虐的大海,故最後真正回到日本的人數有限,但是他們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改革,對促進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都起了重要作用。

從中國人到印度取經以及日本向中國派遣留學生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留學本是有來有往的雙向交流。只要一個國家有可取之處,它就會吸引他國人來訪;而中國在歷史上也曾有過吸引他國留學生,不顧身家性命前來求知留學的時代,相信這樣的時代終究還會再次到來。
在玄奘赴印取經一千年後,中國出現了一批同樣出於宗教動機出門求學的人,不過這次是去歐洲。那是明清之際,耶穌教傳教士以“陌生的宗教”敲開了中國大門,他們以學術先行,宗教殿後的方式潛入中國。後來在他們回歐洲時,帶去了一些中國學生。從1633年至1868年,留學歐洲留名史冊的就有一百三十二人。這些十七、十八世紀留歐先驅具有下列特點:

他們多是隨傳教士到歐洲學習神學,和一千年前玄奘去印度學習佛經一樣,同是出於宗教原因。這和十七世紀以後陸續有歐洲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有密切聯繫;

首先,所去國主要是意大利,特別是在那不勒斯開設的一個“聖家修院”(也叫“中國學院”或“文華書院”)求學。那是一所專門為培養中國學生為主,也培養有志來遠東傳教的西方及土耳其人開設的學院。該學院創辦人馬國賢就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他曾在1707至1723年在中國佈道,回去時帶走四名中國幼童。他後來在那不勒斯創辦了這所聖家修院,學生費用都由教廷供給,畢業時也授予學位。在該學院存在的1732至1868年的一百三十六年中,共有一百零六名中國學生和一百九十一名意大利及其他國學生畢業於該學院。當然那個時期中國學生留學歐洲並不僅限於那不勒斯,他們散佈在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及英國等歐洲國家;

其次,這些早期赴歐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逗留時間都很長,少則十多年,多達三十餘年。其中少數留在國外直到去世,多數回國當了傳教士。由於他們學的主課是神學,因此這些中國學生都有很高的拉丁文造詣。有位康姓學生,1740至1750年在巴黎求學十年,他用拉丁文寫下二百多頁的詩體旅行遊記。另一位留學生沈富崇是康熙年間最早赴歐求學的人之一。他于1680至1694年在里斯本和羅馬求學,1684年9月曾到法國見到法王路易十四。法國雜誌介紹了這次在凡爾賽宮被接見的情景,法王盛讚他的拉丁語說得好;而沈富崇則向西方人出示孔子畫像,介紹中國文化及社會情況。他們中的少數人,如隨法國傳教士到法國的楊德望及高類思,還接觸到神學以外的理學;法國國務院秘書長見到有不同於一般學神學的中國學生,甚為高興,還特請名師輔導他們物理、化學;還做實驗和學雕刻,甚至參觀工廠。他們也接受了從金鐘、望遠鏡、顯微鏡等珍貴禮物。而這些留歐學生還與曾著有《中國問題集》和《富庶之生產及分配之考察》的法國經濟學家杜爾克有密切往來;高類思也曾用法文寫過長達四百八十二頁的報告,論及中國與中國文學、科學之起源。鑑於這些都發生在三百多年前,難能可貴。

遺憾的是這期間留學歐洲的一百多人回國後,多數終身只充當了傳教士。他們中既沒有出現像玄奘那樣將大量經書帶回中國,並譯成中文的大譯經家;也沒有把他們所學的各類自然科學知識傳播給當時十分欠缺這類知識的國人。他們沒有留下什麼特別的聲音,也沒有什麼顯赫的事蹟。聖經的中譯本都是由外國傳教士完成,他們中有十八世紀初法國傳教士巴設,十九世紀初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及米憐。及德國人郭實臘,而沒有中國留歐學生參與。這不是他們的過錯,應該看到當時滿清王朝對耶穌教在中國的傳播基本持反對態度,那時侯教難時有發生;宗教作為文明的重要基礎,耶穌教傳播的西方價值觀及其宣傳之教義,和傳統的中國社會相差甚遠,很難為中國統治者接受;它們對中國的影響也遠不如佛教來得深刻。這些滿腹經綸的留歐學生回國後,只能默默地傳播宗教。對用文字傳播異國教義的工作,他們沒有能力和資格參與。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漫長的中國閉關自守的歷史長河中,這些早期留歐歸國的留學生們,就像是黑暗中迸出的星星點點的微弱火光,曾經燃到了歐洲大陸,帶去了古老的東方氣息;他們又以虔誠的教士身份,回到中國故土,默默地終身傳播着陌生的宗教。他們不是英雄,也是留名史冊的人。

姚蜀平
二零一五年九月

編輯:徐翔飛、李強
封面設計:吳蔚
攝影:周衛平
ISBN: 978-1-942286-05-9
美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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