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琳，《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实习生
“你不觉得太对不起中国人吗？你的中文太差了！”上周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这样批评我。其实，这个司机态度很友好，但我还是无语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吗？师傅，难道您认为，凡是长得像中国人的人都必须会说流利的中文吗？凡是白人就一定讲英文吗？
黄淑琳曾经获得过澳大利亚总理亚洲奖，得到总理吉拉德接见。
| 作为一个第二代澳大利亚华人，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我不断跟各种各样的中国人进行这样有趣的对话：
“你回国了！很好，你可以看一看祖国发展得怎么样！” 我回国了吗？如果我从没有来过中国，我可以“回国”吗？ “澳大利亚人对咱们华人怎么样？” 澳大利亚人就不包括华人吗？如果我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澳大利亚，难道我还不是澳大利亚人吗? |
身份认同危机
不能只怪中国吧。所谓的身份认同危机很久以前就在我身上出现过。
不久之前，我妈妈让我想起，小时候我问过她：“妈妈，我为什么不像我的朋友和同学一样？为什么没有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小学六年级时，因为语法考试考得不好，我们班的老师竟然当着所有同学的面直接跟我说：“淑琳，因为你来自华人的家，你永远学不会最标准的英语。”
|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觉得多么不公平：我爷爷三十年代从福建迁到马来西亚，爸爸妈妈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我爸爸的方言是福州话、妈妈的方言是潮州话，因为难以用方言交流我们在家里都说英语。对我而言，英语就是我的母语。我之所以招致老师的偏见，是因为我有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而且，我是这个班里唯一的华裔。
来中国以前，我一直把那些事深藏在心里。但在中国认识来自各国的华裔后，我常有机会与他们聊我们小时候的经历。有一天，一位阿根廷籍华裔朋友跟我说，她在阿根廷上幼儿园时，老师会把她的玩具偷偷拿给别的小朋友玩。 |
她的妈妈很无奈，但又不会说西班牙语，只能把他们家开的快餐店里最好吃的盒饭送给那位老师。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没想到在我疯狂地学语法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一个和我一样的华裔女孩也在承受着相似的痛苦。
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它吸引众多华裔的原因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裔“回”到了中国。但根据我的个人经历，我身边绝大部分华裔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答案。对很多华裔而言，他们希望这些由成长，由金黄色头发的同学、语法考试、幼儿园老师提出的问题能在这里得到解答。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太‘华’了”
因为有一张华人的面孔，我以为来到中国之后，可以很快解决所谓的身份认同问题。然而，结果恰恰相反。2007年，为了找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我在北京四处奔波。三十几个面试之后，我放弃了，毫无选择之下去了湖南农村教书。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刚刚高中毕业，一点经验也没有，也难怪没有人想录用我。但是，我的很多华裔朋友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况，我们都明白这其中的“规则”：不管这种对“纯正”的外教的期许来源于学生、家长还是学校自身，对很多学校而言，招聘外教时，肤色比教学能力更重要。他们更愿意录用一个母语是英语、但没有华人面孔的外国人。
在旧金山长大的华裔任丽娜说：“在理论上，如果想在中国找实习，会说中文的华裔应该占优势。但是我认识几个华裔朋友，因为他们的面孔，不但没有这个优势，反而跟不太会中文的非华裔比处于劣势。”
她也提到，在中国的外国人杂志上可以看到专门招聘白人职员的广告。这样一来，公司可以让一张白人的面孔出现在公司网站上、让这个白人陪他们去开会，显得公司地位高。我有一位白人朋友从一个中国教育机构辞职，因为被录用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大部分的工作不是管理，而是一个“performing monkey”（被耍的猴子）。
不仅是工作，就连娱乐放松时，这张华人的面孔也给我们带来过不愉快的经历。一个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华裔何志荣告诉我，某天晚上跟几个白人朋友到三里屯MIX夜店玩的时候，他成了唯一需要买门票的人。
遭遇过类似情况的不只何志荣一个。今年，澳大利亚籍华裔谭若思去北京一家叫Latte的夜店时，门卫让五个澳大利亚籍白人直接走进夜店里，却让他出示身份证。
“我没有身份证，我不是中国人。”
门卫一再坚持道： “给我看你的身份证。”
最后，六个澳大利亚人选择去了另一个地方。又过了几个星期，因为北京清理“三非”外国人的一百天行动，警察让谭若思出示他的护照。这次，他的待遇就和他五个白人朋友一模一样了。谭若思说：“说白了，作为一个华人，我太外国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太‘华’了。”
一个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华裔陶钧说，某次他在三里屯打车，可是路边的司机却拒绝搭载他。直到他硬是打开车门，与司机攀谈之后说明自己是澳大利亚华裔，司机才说：“哦，我以为你是鬼子。我不拉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