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平 (2009 年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举办的保钓40年纪念会演讲及北京清华学图书馆保钓资料馆的访问整理)
我非常高兴见到各位新朋友，以及和我们一起共渡过年轻、激情时代、想创造一个理想社会的保钓老朋友。我今天更特别的高兴，在近四十年后、在我们热爱的台湾，公开的面对着大家，没有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介绍保钓对我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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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保钓运动，主要是台湾及香港的留美学生参与。从关心钓鱼岛的主权，到逐渐开始关心台湾劳苦大众，关心中国大陆，关心中国前途。多年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东亚病夫，中国人是落后的，中国百年来受列强侵略，中国人在海外抬不起头来。70 年初，由于中国的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开始有比较正面的报道，我们才了解到1949年后，中国在西方全面封锁下，中国人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自尊的站起来，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变化！
60, 70年代,美国社会民权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和全球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蓬勃开展,在校园，在街头，游行，示威，辩论触动着许多人的灵魂，也促动了我们多年封闭的生活。这时大陆正是文化大革命,它提出创造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如工农兵当家作主，文化上提倡新的内容，不都是帝王将相，而是工农兵为主。 |
这使我们对长期接受的自我为主，要做人上人的精英思想进行反思，寻求新的人生道路。
我们开始自觉的寻找在台湾时和美国主流文化看不到的书籍，报道，如饥如渴的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学校组织国是研在究会，自发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台湾国民党政府，认识新中国，自我价值观的改变，这其中有爱国主义的内容，也有介绍社会主义的内容。
80年代以后，我们离开了学校，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家庭。但因为“保钓”的影响，总想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的火种，始终在心里面没有泯灭。到底能够作什么事？大事做不了，大概还可以做小事。我想这就是后来的滋根提倡做小事和做实事的开始。
提倡做小事做
当时保钓的积极份子董叙霖在联合国工作，他参加了联合国“百分之一基金会”。这是联合国一些员工自愿地组织起来，把他们每年百分之一的收入，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小型项目的一个组织。董叙霖提出：“我们也许可以用同样的经验成立一个组织，聚少成多，做小事、做实事”。这就是滋根基金会成立的背景。
董叙霖提出滋根基金会的愿景，是支持“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的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在一个只看“物”、不看“人”，只看国民生产总值、只看经济，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社会，是不可能持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所主导，现代人用了下一代的资源，使我们的环境越来越恶化。所以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以人为中心，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相协调，以合作为主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在发展中，首要的是每个人应保障基本需要，因此我们具体支持的对象是“中国处境贫困的人民”，支持的内容是“人的基本需要”，这包括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卫生，营养和保护环境适当技术的推广。滋根还特别注重女童及妇女接受教育及参与发展的平等权利。
为什么选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同胞同文同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深深的在我们心中。此外，当时的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再加上“保钓”的影响，使我们不能忘怀有悠久历史，饱经忧患的祖国。
找保钓朋友出钱出力
有了愿景、有了对象、有了具体的目标，我们需要钱、也要人。当然，关于“人”方面，第一个就是找保钓的老朋友。1988年，在我们纽约的家里，找了一群“保钓”的老朋友。居乃虔、李腾芳，董叙霖，后来的刘虚心，曹宏远及小辈李慧仪，陈立人等，这些人变成“滋根基金会”的强力支持者。大家凑了3000块钱，这就是我们开始的老本。
之后，我们想光是有纽约的人支持还不够，台湾也要有啊！非常偶然的，碰到了从台湾来美访问的韩嘉玲，跟她谈起“滋根基金会”和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韩嘉玲马上投入并同意：“台湾也要有一个滋根。”她写了一个名单，里面多是参加过台湾“保钓”的人。她说“只有他们才最熟心”。
1990年，我离台20年，第一次重新回到台湾，立刻就在我妹妹杨小定的公寓里开始招兵买马。当时一个人都不认得，就按名单打电话给陈映真、夏铸九、王晓波、林圣芬等人：“我们有一个滋根，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你们要不要参加？” “行！”“好，交钱。” 这样，1992年在台湾成立了“中华滋根协会”，杨小定虽然没有参加过“保钓”，但一直是台湾滋根的骨干和主力。
落叶归根，中国大陆也应该有滋根。经过非常艰苦历程，1996年，在中国正式成立了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民间社团组织，全称是“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当时中国滋根的一些理事例如赵玉芬，戴新生，陈家耐，范乐年等都是曾经在美国及欧洲参加过保钓，回到中国大陆工作定居的人。
2007年，在香港成立了“香港滋根”。至此，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都有了在法律上独立，有共同理念，互相合作的滋根姐妹组织。
滋根的成员及积极支持者，很多都是参加过“保钓”的，“滋根”因此始终带着“保钓”运动的深刻印痕和贡献。当然，此后有很多没有参加过“保钓”的人，也陆陆续续参加了“滋根”。
寻找贫困地区，从偶然到选择
有了正式的组织、有了3000块钱，要支持对象是最贫困的人，当然是在农村。但是到哪去找贫困的农村？当时参与滋根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到过中国大陆，即使到了大陆，也只是去了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没有人去过农村。这怎么办？生命里有很多的偶然，有的偶然开花结果，有的偶然随风而逝。偶然遇见大陆清华大学教授毛健雄到美国访问，他的弟弟毛健全在贵州工学院教书，“什么人都认得，贵州又最穷”。毛教授带我们去了贵阳，并开始在一个县城支持图书，从此“滋根”和贵州结了缘。
1989年，我从北京坐飞机到贵阳，机上碰到一个叫罗义贤的年轻人，他现在还是中国滋根强力的支持者，他大学毕业以后，在中国铜仁地区的偏远乡村，从事农民农业技术培训工作。罗义贤问我到贵州干什么？我就非常起劲的说：“我们有个基金会啊，要支持贫困农村项目啊，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说，那些在公路沿线的农村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贫困农村，“要看贫困农村，你跟我来！” 我那时候胆子可大呢，下了飞机，，就跟着这个完全不认得的人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清晨三奌到了一个叫“玉屏”的小站，一个破旧的吉普车在那里等着我们。车子在山中转来转去，手得抓住吉普车的门，否则门似乎就会给吹掉。
到了铜仁之后，和他及司机去了很多村寨，住在农民家。我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屋子在漏雨，人和牛住在一起。除此之外，最大的感受就是老百姓太勤劳了，那么艰苦的地方，那么少的地，但大家还是早耕晚归，坚信用自己的劳力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对我震撼很大，我同情他们的贫困，更尊重他们的勤奋。我访问了罗义贤主持的针对农民的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回美国纽约后，我带着培训中心提出的，东山乡村民的“种桑养蚕”，“地膜覆盖”及“两段育秧”，及培训中心的图书项目，滋根会员们对这些项目是多么的新鲜，大家一致同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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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初，经毛老师的介绍，我到了以苗族为主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县，在访问中，我遇到了一个苗族女代课老师，她说，“你们为什么不支持女孩子上学？我的村里很多女孩没有上学，“以前还有多，现在一、二年级有几个，到了高年级一个女孩子都没有了”。我非常惊讶，要求去访问她的村子。行程是非常艰苦的：没有交通车，在县城找到一辆拉猪的破旧卡车，开向了苗岭深山。路是狭窄弯曲的黄泥山路，被水冲刷了，到处是深深的沟痕，车子颠簸，路两面是没有护边的悬崖绝壁，触目惊心。经过3个多小时惊心的车程，车停了，我们以为到了，当地的随行者指着杂草丛生的小径说“从这儿就要步行了”，爬过三个大山，涉水过河，终于见到一个个苗族的村寨。 |
在村中我遇见很多不到十岁的女孩，背着更年幼的弟妹在田间干农活，当我问她们“有没有上学？” 她们多摇头，我了解到她们从未上过学。
深入调查——为什这么多女童没上学？
两个月后，我和贵州省三位教育研究员到雷山县最偏远的方祥乡, 针对女童入学少的现状及原因，访问了学生、家长、老师和村民。发现当地适龄（6岁至12岁）男童的入学率77%，女童入学率只有27.8%。许多学校除一、二年级有几个女生外，全是男生，在一些学校甚至一个女学生都没有。针对女童入学率低的原因, 教育部门解释是父母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家长说是没有钱交学杂费。经过大量的访问和调查, 得出以下影响入学率特别是女童入学的主要因素：
1、家长不能负担昂贵的书费和学杂费。当时虽有九年义务教育法，但没有做到免费教育，贫困的父母不能承担超出他们经济能力的书费和学杂费。当时一个小学生一年的学费要40元人民币，但是农民一个人一年的现金收入不到100人民币，他们需要用这些钱买种子、化肥、灯油等等，因此根本拿不出钱送孩子上学。许多男孩上学的费用也是家人東借西凑弄来的。一个家庭如有两个孩子上学，往往牺牲了女孩；
2、学校距离家太远。许多村附近小学只到一、二年级，到了高年级，就要走2到3小时的路到中心校，中心校住宿条件極差，孩子要自带柴米，女童住校不安全，父母不放心；
3、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加上父母承担昂贵的上学费用，更使父母支持男孩而不支女童上学。
同时，我也看到，中国农民是重视教育的，访问中遇到许多父母因没有给孩子上学而痛哭失声。
从6岁到14岁，大大小小都来上学了—20年的第一年
我带着雷山县教育局要求支持方祥乡12个最偏远村寨的女童助学金的申清书，回到了纽约。滋根的会长李慧仪立刻召集大家开会。12个村的适龄女童共300多人, 对支持部份女童或是全部, 我们也作了很多讨论：如只支持一部份女童，大家都一样贫困，都需要。怎样选择？如全部支持，经费从那里来?结果大家同意全部都支持，加强出去捐款, 如不够就由与会者自己垫付。滋根和雷山县教育局签了合同, 由滋根提供这12个村所有6岁到12岁的女童入学助学金，共6年，以使贫困女童能安心到小学毕业。那时一个孩子一年的助学金一年是7美元。能够免费上学的消息传出去后再加上老师挨家挨户的发动女童入学。村里的女童，除了极少几个在四、五年级外，大大小小都来上一年级,有的还带了弟妹来上学。
格头村李雪花，杨艳英已经14岁了，也上了小学一级。
深山苗寨来了一批批远方的客人
1991年，我和滋根的会员蒲慕明（有名的生物化学教授）、台大教授杨小定及另外两个会员在贵阳汇合，了8小时火车后再坐2小时的汽车才到雷山县城。到了雷山，我再度到了方祥。蒲慕明及杨小定很少爬山，穿的鞋也不合适，撑着一步步走着。艰辛跋涉，终于到了方祥乡格头村。
我们住在农民家, 清晨听见村中充满了嘹亮的读书声，念书声振动着木板搭的小学校, 校舍都跟着摇动, 孩子们红红兴奋的小脸, 村寨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老师告诉我们,当他们知道女孩子上学不用交费，就挨家挨户的去说服家长送孩子来上学。雷山县教育局也大力支持，学生增加了，需要老师，教育局就派了师范毕业有经验的老师来到村小。离开格头村后，女孩们一路唱着苗歌送行，直到被山谷隐没了我们的身影。
我们一行再继续向深山中方祥出发，那儿还有8个学校。这次的山路比到格头还更远，更陡，我们要爬两座大山，精疲力尽的下了山，终于到了一湾清测见底的小河，没有桥，没有通到对岸的河道，大家只好脱了鞋，卷起了裤子，涉着冰凉的河水，跌跌撞撞的过了河。杨小定老师每隔十分钟就会间“还有多久”，并一路怪鞋子不好，就这么上山下山地翻过了三座山，4小时后才终于到了方祥中心平祥村。
进到村里，迎面看到一间破烂的小木屋，大约就是学校，木屋前，几个孩子在黄泥场上追赶着玩耍，其中有两个是女该子。我们齐声问“几岁了？有没有上学？”她们奌看头大声的说：“我们都上学了”。记得去年来这儿调查时，村里只有二个女孩在学校，深深感到滋根助学金的效果。我们大家在村裹过夜，住在村民家，晚上没有电灯，在煤油灯下和村民及老师一起谈村的历史，农民生活的辛酸，孩子上学的困难。在这远离外面世界的深山村落，我们彼此是多么的接近，我们共同关心着同一个主题“女孩子上学难”。
校舍是危房, 村民出工出木材，滋根出现钱
村裹的适龄女童都来上学了，破旧的校舍挤了这么多学生，4个孩子挤在一张破旧的书桌上。格头的老师指着己成危房的校舍问“滋根能支持我们修一个大奌安全的校舍吗？”我和老师坐在面对学校的操场上，计算着当地能出什么？滋根能出什么？村民能出工出料，但出不了现钱。
回到纽约，带着格头村建校舍的申请，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聚会在李慧仪家。 “申请书的计划详细，经费合理，孩子来上学了，应该有安全足够的校舍”，大家一致通过了申请，每人承诺要加强捐款。
村民们为建学校，开了多次村民大会，村民们将自留山上的树捐了出来，老师，村民和学生一起到河里拉沙子做地基，滋根出了需用现钱才能买的材料，玻璃窗，钉子，屋顶瓦片和工匠费。有瓦顶的新的校舍建成了，这是全村的骄傲。
每次访问看到更多的需要
以后的每一年, 一些滋根的会员和义工， 都会自费到方祥, 同样的翻山越岭, 同样的淌水过河, 住在农民家。滋根支持的一些女童有的进入了五年级，学校的老师、村民都和我们成了老朋友，每次访问，都会和他们淡到深夜：谈他们的风俗习惯，谈他们的需要，谈他们的理想家乡。
老师和贫困村民们的幻想是最基本的：女孩上学了，男孩的入学率也增加了，但还有些孤儿男孩，生活更苦，没钱上学；村里以前的赤脚医生，在人民公社解散后，没有公共的支持，大都再成了农民。没有医生，村民的小病成了重病，孩子吃了河里的生水，得了痢疾，脱水差奌死了；一个孩子砍柴时砍到脚，发炎不治，一只脚跛了……
我问他们：
“乡村卫生员，到哪去找，政府能派吗？”
“我们可以在村里选人出去陪训，县卫生院可以培训，只是学员的交通，吃 没方法解决啊。”
“怎样选人, 要培训多久？”
我所有的问题, 方祥乡卫生院新上任年轻的罗医生都有答案。他己经想了很久了, 计划也做了无数次, 但就缺少那么一些经费。
我说：“如果滋根能够提供那么一点经费，你们能够找人办起培训来吗？”
“你们从万里海外来到这裹,你们将工资拿出来觢助我们, 我们还能不尽力吗?”
学校来了申请，要求支持孤儿男孩；卫生院来了申请,要求支持卫生员和卫生员培训。
邻村，邻县，来了申请支持女童入学，我们开始深刻感受到贫困农民的孩子特别是女童上学难，偏远乡村缺医少药的普遍需求。
他们的梦想，成为了滋根的梦想
和滋根支持的孩子见面, 和老师、家长们一起喝酒。我们不是去检查项目, 我们是去看望他们, 看怎么改进工作。 滋根和方祥的孩子、老师、村民成了朋友, 成了家人, 成了建设家乡的伙伴。
当时雷山县的教育局派了副局长李文和秘书石声德做滋根的联络人，卫生局的吴如群, 保护处的余志彪，退休的老教育局长余志芳，司法局长胡志鸿等都成了滋根项目顾问, 乡和村里的一些老师及村长也成了滋根的朋友, 每次到雷山县城或是到深山苗寨，我们都有一群对本乡本土关心, 对滋根关心的当地人, 我们在一起谈着如何发展家乡，他们的梦想，成为了滋根的梦想。
我们又在李慧仪家开会, 谈的都是怎样捐款, 怎样让更多人知道中国贫困人民需要？要捐款，首先拉亲戚朋友，捐扻的人需要给收条, 要有财务报告, 要编写滋根通讯, 要办捐款餐会。滋根会员们多有自己的工作，这些事只能够在下班后和周末去做。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二十年过去了。
从美国通往方祥的路上，坐飞机，火车，运货拉猪的大卡车，小汽车，最后爬山涉水，爬三座大山，淌水过两条河，我每年一次，不间断的走了十三年，直到通了公路。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滋根也逐年成长
滋根支持的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 进了初中, 进了高中, 进了大学, 。。她们毕业后，回村成为第一个女老师，第一个女卫生员；有的进城务工，给家乡带进了收入，讯息和技能；更多的则留乡创业，在村里改进生产，成立了妇女小组，发动村民建设家乡。二十年前的女童，今日的妇女，是发展乡村家园的主力军。乡村发展需要人才：滋根开始从事乡村领袖人才的培训，乡村教师的培训， 更直接的 为乡村发展培训人才。
二十年来，滋根长期支持中国十一个省的二百多个贫困学校和乡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乡土文化及环境改善。滋根支持当地人缺少的基本需要，当地提出项目计划, 当地执行项目，滋根只给一些必要的支持，滋根只是起一个雪中送炭的作用。
从苗乡小妹到村寨建设者
十四岁才上小学一年级的李雪花，初中毕业后，看到村里没有女老师，回到村里做代课老师，十年过去了，李雪花离开了学校，组织妇女，成立了妇女中心和绣花小组，带动妇女建设家园。
更多的女童初中毕业了，是能写能算，有科学知识的农民
吴晓平初中毕业了，加入了村妇女小组，留村创业改善家园
共建美丽的毛坪村
坐落在崇山叠嶂的苗岭深处的毛坪村，滋根在这儿从支持女童上学开始，如今：
不同背景，不同地方，走到了一起
滋根的参与者也多样化了，特别介绍利碧琳，她是在香港高中毕业以后到美国，主要讲广东话和英文。退休以后，想找一个有意义的事做。她住在西雅图，特地坐了飞机到纽约参加滋根的理事会，后来，她随我们到了雷山。从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滋根的工作中。滋根有什么地方需要做而没人做，她就主动去做。从不会打中文到学会打中文，不会讲普通话到学会讲普通话。她多次到雷山县最贫困的毛坪村，和当地妇女一起讨论，怎么把当地的妇女组织起来。她支持村里建立“妇女中心”，鼓励她们成立妇女绣花小组，小组的成员，是农民，又是多姿多彩的绣花者。妇女们聚在一起，一面刺绣，一面聊天。她们成了一个小团体，互相支持，她们知道怎么争取自己的权利，有一个团结的机制，大大增长她们自己的信心，不再怕她们的老公。滋根常常在捐款的时候，把她们绣的布包拿出来卖。每一针、每一线，都非常有艺术性。
十年来，美国 New Jersey从事电脑工作的胡承渝，负责 “滋根通讯”的编辑和排版，Houston银行工作的刘虚心和她的一群朋友，每年将滋根通讯装订邮寄；Boston的医生，龙利利，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曹宏远，庞大文，每年办音乐会, 为滋根凑款，Los Angeles 在大学教书的PaulLee ，20年来不间断的为滋根捐款介绍新朋友。
台湾的杨小定，汪其桐，每年到滋根支持的贫困村寨，了解孩子和村民们的需要。张静和，张洵每年到黔东南的村寨，访问每个她们支持的学生。
在最新成立的香港滋根中，胡双多是美国华侨的第二代，见了朋友就宣传滋根，美国的Marcy，为了能和雷山的孩子对话，学会了讲中文。
2000年后，大陆到美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地加入了滋根的行列。童小溪留美多年，回大陆后，跑遍了滋根的项目点，参与了滋根项目的大量工作。
在中国大陆，许多才从学校毕业、有志于发展中国农村的年轻人，成为滋根全职的参与者，长期住在农村，和村民们同吃同住，了解当地的需要，从事项目的调查，联系、跟踪。
还有更多更多的人，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地方，本着做小事、做实事的精神，通过滋根的桥梁，共同参与，为一个更合理的、可持续的未来作点滴的贡献。
滋根的种子在中国大地生根，愿滋根的花朵开遍大地
从1970到2009，四十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激情理想的保钓朋友们，已不再年轻，大多已从工作中退休，但他她们仍然关心世界，关心社会，从不同层面默默的为一个更公平合理的未来做贡献。
二十年来参与滋根的保钓朋友们，仍然本着做小事，做实事的精神，走村串寨，访问贫困农村农民，了解她们的困难和需要，参与滋根的捐款，宣传，通讯等等工作。
20年来支持適齡女童及孤儿男童上小學、初中，大学九万多人次，；近千个教育、卫生，环境综合发展项目。
滋根会员的数目不断增加。他／她们来自于美国、香港、台湾、欧洲，近年来更多的来自中国大陆。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职业，因着滋根，从陌生到熟悉。
滋根的姐妹组织。
美国滋根基金会只是滋根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成立了有共同宗旨，法律上独立，互相合作的姐妹组织。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北京、贵州、河北分别成立了办公室。联络了一批年轻，有志于贫困农村发展的全职工作人员，和当地的许多义务工作者，长期扎根农村，了解村民的基本需要。支持农村妇女，跟踪监督，发展滋根的项目。
滋根支持的地区从贵州苗族的深山扩充到黄河边的中原地带，山西、湖南、湖北等十几个省份的最贫困村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他们共同的就是他们的贫困，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滋根的种子在中国大地生根，愿滋根的花朵开遍中国大地。（完）
滋根：愿景和宗旨
滋根的宗旨：促进“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的发展”的社会。
支持的对象：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人们及在城市中艰难谋生的农民 工。滋根特别强调支女童及妇女接受教育及参与发展的平等机会。
支持的内容：人的基本需求为基础：特别是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的认识，知识，和环保适用科技的推广。
合作参与：滋根工作人员长期扎根农村和社区，以学校，乡村，农民工社区为基础：本着平等，尊重，参与的精神，了解他们最紧急的基本需要，给予最有效的支持。当地从事项目的申请设计和执行。每年都有滋根的一些会员和义工自费的到滋根项目点，访问学校，学生，走村串寨，了解村民的文化，生活，期望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