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玲玲博士，原载于中国卫生评论
刘远立教授简介：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远立于 1987年获得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 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科学硕士学位， 1995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94年起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事国际卫生政策与管理的科研和教学工作长达16年，是 “卫生体系学 ”创始人之一，并从 2000年至今在哈佛大学担任该学科的博士生导师。 2005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负责领导哈佛大学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其中包括： 1.与中国卫生部合作举办 “中国卫生发展与改革高级国际研修班 ”（300多名毕业生分别来自中央和各省、市负责卫生与社会发展的厅局长和大型医院院长）; 2.开展重大卫生政策与管理问题的应用性研究; 3.与中央党校合作举办 “中国社会发展论坛 ”。2006年又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聘为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负责领导中心围绕健康发展和卫生政策领域开展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和教育培训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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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立教授的专业研究领域主要着眼于运用经济学等工具探寻发展中国家卫生体系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之解决办法，在非洲和亚洲 10多个国家开展过有关公共卫生（如：艾滋病防治）与卫生体系改革的学术研究。他参与了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咨询，通过多年开展干预性研究、组织干部培训、举办或参与各种高层次论坛等活动，在建立中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医药价格体系改革、医疗服务领域政府与市场相对作用的界定、医药卫生体系的绩效评价、医疗服务集团化建设、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县乡村一体化管理、跨区域的协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移动医疗与数字医疗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咨询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
作为世界银行的顾问，刘远立教授帮助建立和加强了 “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 ”。他出版过 6本中英文学术专著，在国际和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 100多篇论文。刘远立教授曾经并继续担任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顾问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 500强企业的战略顾问。此外，刘远立教授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 “健康中国 2020”战略规划专家组成员、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清华方案”）课题组组长、 “健康北京 2020”战略规划课题组组长。
张玲玲： 2011年 9月，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举办的首届哈佛中美健康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领导者，您对中美之间的对话有何见解和展望？
刘教授：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差异，但也有着共同的目标 ——创建一个公平和高效的医疗卫生体系，从而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有效地控制疾病并改善人民的健康。近期，中美两国同时颁布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表明了这一共同目标： 2009-2010年，中国政府推出了意义深远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而美国通过了《保护患者与医疗可负担法案》（ PPACA）。自从上述政策颁布以来，出现了很多问题、质疑和意见；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定期举办医疗卫生政策决策者、专家和一线领导者之间的对话，对上述问题、质疑和意见进行深入探讨。我相信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通过峰会的形式，齐聚一堂讨论并分享各自的经验教训，对于中美两国和其他正在积极推进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各国的精英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筹办第二次峰会的原因，该峰会将于 2012年 10月 31日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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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玲：在您的报告中，您强调了中美两国医疗改革的异同。假如中美各自的改革只能达到一项最重要的成就，您最期待的是什么？
刘教授：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任何医疗卫生系统的终极目标和卫生改革努力的方向，全球医疗卫生改革的近期目标可以概括为三个 A：医疗保健服务的可用性，可负担性和适当性（ Availability, Affordability, reforms. Appropriateness）。其中可负担性是重中之重，不仅仅因为穷人会因为自付医疗费用而愈发贫穷，还因为将医疗保健平价化，有助于人们更充分利用他们所需要的医疗服务。 |
张玲玲：中美两国卫生部门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有什么相互借鉴的经验或教训？
刘教授：我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任何改革都是改变社会现状。某些既得利益团体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将受到改革的不利影响，因此必然会阻挠改革进程。例如，中国的公立医院改革尚未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因为公立医院没有积极参与。美国医疗改革的实施过程中，一直被至少三分之一的州抵制，因为这些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是奥巴马总统的反对党。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两国的一揽子改革方案都遵循某些共同措施：加强初级保健和疾病预防服务，完善电子健康记录系统和供应商支付的改革。美国在供应商支付方面有丰富经验，比如诊断相关分组和捆绑支付发展 “问责医疗组织 ”。中国独特的传统医学为中美两国面对的愈演愈烈的慢性疾病提供了替代疗法。
张玲玲：据我们了解，您与两国高级别卫生官员都有所交流。可以介绍一下两国政府在各自的医疗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吗？
刘教授：作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决策者和主要实施者，政府在任何医疗改革中扮演必不可少的角色。但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两国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美国要启动改革的进程，必须由国会通过新的立法；而中国不需要颁布新的法律，改革是作为国务院的 “决策 ”开展的。而且，两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差异也很有趣。例如，在美国，穷人的医疗保险的资金主要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支付，而在中国中央政府对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几乎没有责任，反而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我想指出的是，尽管政府在医疗改革中发挥重大作用，但其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参与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张玲玲：任何卫生系统都不是完美的。您认为在哪些方面中国优于美国，反之亦然？
刘教授：中国的基础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超过总人口的 95％，而美国仍然有 15％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险。然而这个“名义覆盖率 ”的另一面是中国的高危疾病的医疗支出（衡量个人承受能力）远远高于美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卫生系统是世界上效率最低的卫生系统，美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8％用在健康和医疗支出， 2009年的医保估计值为 7500亿美元。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中国的卫生总支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1％，是另一项优于美国的方面。
张玲玲：作为中国项目部的主任，启动该项目的动机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最引以为豪的成果是什么？
刘教授：我感到很幸运，可以 “在合适的时间成为合适的人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成立于 2005年、 SARS事件之后，我一直作为其创始主任。这一举措的使命是通过开展具有高影响力的教育、研究和政策项目，推动中国的卫生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通过多层次的综合措施，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带来可持续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发展，以及促进中国与国际医疗卫生部门领导人之间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我最自豪的是我们的教育项目，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培训了超过 400名政策制定者和高级卫生行政人员，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为改善 13亿中国人民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自 2006年以来每年寒假，我一直带领哈佛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卫生系统改革进行实地研究。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将有助于他们未来全球卫生事业发展。
张玲玲：第二届中美健康峰会将于今年十月底在北京举行。关于此次峰会，您有什么想与我们分享的吗？
刘教授： 2011年 9月，陈竺部长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副部长 Sherry Glied、以及 700多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政策、学术专家和商界领袖参加于波士顿举办的首届哈佛中美健康峰会。第一次峰会后，陈竺部长建议第二次峰会在中国举办。
因此，第二次峰会将于 2012年 10月 3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www.hci-bj.org）举办。本次峰会正值中美两国发展的关键时期。美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医疗改革草案再次进行辩论，经过了法律评估并取得了成果；中国正值秋季最高领导层换届，医改政策实施三年， “十二五计划 ”刚刚开展。
2012年的北京峰会的拟定的主题是： “卫生改革：如何有效发挥政府监管、市场竞争、职业精神的作用 ”。除了部长陈竺、孙志刚博士等中国医疗改革的高级决策者和其他国家的官员，本届峰会预计将有 800位注册与会者，其中包括医疗专家，高级卫生行政人员，非政府组织和保健品行业的领导者。本届北京峰会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共同主办。我们非常感谢中美两国卫生部的大力支持。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些确定参会的重量级发言人，并且我们确信演讲和讨论内容丰富、引人入胜。我们真诚地欢迎你们的参与，并期待为本届峰会留下难忘的回忆和深远的影响。
张玲玲：您对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海外）有什么寄语吗？
刘教授：我是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海外）的坚定支持者。我希望你们能保持良好的工作，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共享相关的、重要的信息和观点，并为促进当前和未来的几代领军人物在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和实践方面的协作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