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双语网2014年2月综合报道】今年年初，文革初期红卫兵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回到母校向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亲属道歉而引起媒体对那段历史的关注，而她的名字“彬彬”则可能是引发大规模文革武斗悲剧的原因之一。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全国红卫兵，并对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领袖宋彬彬说：“不要彬彬‘要武嘛’！” 《光明日报》两天后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之后由《人民日报》转载，从此引发了文革第一轮武斗和抄家狂潮，从北京蔓延至全国，史称“红色恐怖八月”。宋彬彬47年之后的道歉对于文革武斗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是苍白无力的，但是这次道歉如果能够让大家记住惨痛的历史教训，让这样的历史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也是一件好事。
本篇报道中的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群是中国仅存的红卫兵文革武斗公墓。该墓地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是中国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目前不对外开放。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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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八一五”公墓，基本上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事业的工人造反派，年纪大的多在十几岁或二三十岁，年龄小的仅十几岁。公墓建在一片小树林里，这里依山傍水，很早以前曾是一处解放军烈士墓。据统计，该墓群共有113座墓茔，埋着1967年至1968年重庆武斗期间，战死或故亡的“八一五”派组织成员。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按先来后到随意掩埋，有的位置的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没有对称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砖、三合土、水泥。单人独墓的款式一般较简单，没有独立的碑，刻石融在墓体中嵌于正前方，墓志、墓表、墓铭三者合一。
2009年12月15日，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兵墓”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自身也经历诸多波折，曾数次面临被拆除危险。而当时日久远，它记载历史、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当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1967年夏——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重庆市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1969年1月。沙坪公园地处武斗中“八一五派”控制范围的核心地段，隐秘、幽静，这是它成为红卫兵墓的原因之一。
“文革”武斗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整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1985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博康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2013年3月，媒体报导称清明节将对市民开放。其管理方予以否认，称墓园年久失修存安全隐患，清明期间不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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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老师、校友反思文革真相、评道歉
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对于它的性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做出了全面否定的结论。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殴打致死，紧接着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全国红卫兵，并对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领袖宋彬彬说：“不要彬彬‘要武嘛’！” 从此引发了文革第一轮武斗和抄家狂潮，从北京蔓延至全国，史称“红色恐怖八月”。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仅在北京一地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西纠”、“东纠”红卫兵就打死了1772人，其行为特征和当年希特勒的青年党卫军、冲锋队别无二致。
2014新年伊始围绕着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诚恳道歉和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刘进等人向当年被她们批斗的学校领导与老师道歉，引发了网上热议，赞成、反对、感动、冷漠、质疑、不屑、嘲讽…… 各种声音都有。宋彬彬1972年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并改名“宋岩”，我教过她，应该说她是一个勤学好问的好学生，因此我对她的道歉（见后）倾向于赞成，认为基本是诚恳的，但是作为当时校文革的第二把手她应该进一步揭露真相，指出杀害卞仲耘校长的凶手。如章立凡所说“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但是对文革的反思不能仅限于此，包括凶手在内，她们当时还是一些孩子，究竟谁是始作俑者？什么背景？引发了耗时十年的共和国灾难？这段历史的真相应该揭开，应该反思。不反思就会重犯，像薄熙来那样。
我们应该像德国把“希特勒纳粹”钉入历史的耻辱柱那样，把“文革”也钉入共和国历史的耻辱柱，绝不允许再走回头路！这是党和国家领导高层应该做的事情。
在热议反思的诸多文章中，我认为宋彬彬校友 沈乾若（笔名裕雄）和章立凡的文章最有深度，值得一读。
再谈良知与责任 宋彬彬校友评道歉
经历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国百姓终于等来了对文革受害者的个人道歉。 在红二代中，继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诚恳道歉，认真反思之后；2014新年伊始，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和刘进等人也向当年被她们批斗的学校领导与老师道歉，成为海内外的爆炸性新闻。
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紧接着校文革学生领袖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这是文革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如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所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文革以‘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而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并对宋彬彬说‘要武嘛’，更是一声全国范围的暴力与杀人的号令。这就是宋彬彬道歉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
非常遗憾，读了宋彬彬的八百字道歉信后发现，洗刷与辩白多于愧疚与忏悔。
笔者本人也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高宋彬彬一届，与她认识但不熟悉。七年之前曾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良知与责任——纪念卞仲耘校长遇难四十周年”，署名‘裕雄’。后又与同班同学华欣一道，倡议为卞校长塑立铜像。尽管我们多数人手上没有血，但身为‘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谁心中没有愧疚？！我在文章中写到，“让我们这代人肩负起责任，告诉后代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迷茫，错误甚至罪过，以及我们的觉醒。让我们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以补偿卞仲耘校长和其他千千万万殉难者的牺牲于万一。”由于身在海外，我们两人未能参与具体工作，塑像从捐款、制作到安放仪式，都是由高宁、刘蓓蓓（已故）和罗治等人主持的。整个过程的基调，尤其安放仪式所呈现的，始终是‘忏悔’二字。
宋彬彬反而不同。几十年来，‘委屈’是她的主调。通过这次道歉她所传达的，第一，她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第二，她没有改名‘要武’；第三，她一生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作人’的原则。
作为对真相有所了解的校友，第一、第二条笔者不但相信，而且理解她有委屈。但第三条，一面道歉，一面信誓旦旦地美化自己；却令人不能不怀疑她的诚意。及至在互联网上看到她与张玉凤等人共祝毛诞的消息与照片，方知她一直是忠实的毛左，遂疑团顿释。
宋彬彬不只一个人。几位女附中校友长期以来为她辩护，并多次攻击第一个写出真相、同为校友的王友琴博士。王友琴对于文革研究的奠基性贡献，已经载入历史。关于卞校长之死，她指出的是宋彬彬的责任，从未指控宋本人参与了暴力打人。她的文章在某些细节上或许有出入，需要修正和改进；但在基本事实和结论上，则不但正确，而且尖锐、深刻。宋彬彬和她的辩护者，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纠缠于枝节来掩盖整体。
以下道理希望宋彬彬和其辩护者们能够明白：
第一，宋彬彬乃文革初期的学生领袖。叫‘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也好，‘红卫兵负责人’也罢，没有本质区别。众所周知，所谓‘红卫兵’，是文革（主要是前期）参与造反的青年学生的统称，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宋彬彬给毛泽东带的，不正是红卫兵袖章？对其身份名称纠缠不休，除了辩论中抓对方的辫子外，有什麽意义呢？
第二，工作组时期学生中的掌权人物，工作组撤走之后可能风光不如往昔，但仍然是学校唯一的掌权者。卞仲耘遇难前后全校范围内对校领导的批斗、卞校长死亡的宣布与处理都是她们决定并执行的。追究其在该事件中的责任理所应当。
在此抄录卞校长丈夫王晶垚保存多年的一份知情人谈话记录：
刘进在广播中这样讲：“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种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段话所透露的信息，与刘、宋道歉中‘阻止不力’、‘没有保护好……’的轻描淡写形成巨大反差；她们在学校中的权势亦一目了然，证明‘权力真空’实属谎言。
第三，抛开卞校长遇难事件不论，宋彬彬等作为文革打手整人、迫害人的历史事实无法否认。对一个在文革中呼风唤雨、荣极一时的学生领袖，在全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堪的一笔；要求她作出诚恳的道歉与深刻的忏悔，不更是天经地义麽？
文革结束后，宋彬彬等人侥幸地未曾受到惩处。蒯大富等大学文革领袖们付出的，可是多年铁窗的代价。过来人都明白，文革中的大学领袖皆为平民出身；而中学领袖和打人杀人者，多为红二代。并非后者罪行轻于前者，其刑事责任其实更易于认定；然而后者不但逃脱了惩罚，而且很多人后来平步青云，身居高位。这正是中共不肯清算文革的隐情之一。
第四，据报道，卞校长家人拒绝接受宋刘等人的道歉。这是为什麽？怎样做才能得到受害人的宽恕？宋彬彬又如何洗刷‘冤屈’，撇清‘杀死七、八个人’之类的谣言？
第一位的当然是事实真相。没有真相，谈不到宽恕。其实局内人早已知晓：哪几个学生致卞校长于死地，夺命的最后一击出自谁手？然而，真相被刻意隐瞒，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四十八年了！为了替妻子讨还公道，王晶垚老人奔走呼号，泣血力争；你让他如何接受一个不明不白的结果？正义又怎能伸张？！
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日，就是宋彬彬‘打人杀人’罪名洗刷之时。我们希望知情者揭发，更盼当事人良心发现，主动坦白。惩罚也许会有的；然而接受了惩罚，也就卸掉了包袱，得以在人生路上再出发。
宋彬彬道歉了。尽管诚意有限，毕竟为清算文革打开了局面。 更多的人会勇敢地站出来。同时更重要的，如不少人所指出，中国百姓期待着对文革的彻底清算，和国家的正式道歉。
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发动领导，目的在于以青年学生开路，利用民众力量来打倒他的政敌——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为此不惜将整个国家搅个天翻地覆，不惜夺去千百万人的宝贵生命。至于刘邓，既是受害者，亦是害人者。刘邓领导下的工作组，对各级领导和群众按左、中、右排队，整肃，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是第二次反右。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毛泽东正等着抓其把柄，一举打倒呢。
卞校长遇难，正处于刘邓与毛此消彼长的过渡，使事件更显复杂，扑朔迷离。事实是，卞校长先被刘邓路线整肃，后死于毛泽东教唆与支持的暴力狂潮。与此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出身背景和主动积极的表现，宋彬彬为刘邓工作组倚重在先，变成毛泽东的暴力符号在后。她之被钉上‘历史耻辱柱’，和王友琴毫无关联。
文革对人的迫害规模空前，残酷至极。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整肃，被打倒，被迫害致死。整个国家几乎无人不受波及，不是受害者就是加害者。即使旁观，也免不了违心地呼几句口号，令受害人痛彻心肺。卞校长是无数文革受难者的一个代表。她为共产党的事业奉献一生，却被其政治风浪无情吞没；为青年一代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最后竟惨死在学生手中。
“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宋彬彬此话说得很好，我们希望她身体力行。
在‘良知与责任’一文中，我这样写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九四九年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斗争哲学泛滥，道德标准颠倒，人类的同情心泯灭；加上宗教般狂热的造神运动，和血统论的推波助澜；文革只是这一切合乎逻辑的总爆发。文革是思想奴役的结果，是人性扭曲的必然。成年人尚且把握不住自我，何况这样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可偏偏文革之初，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将尚方宝剑交给一群不知人间疾苦，优越自负的贵族子弟；导致了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经历了文革的大起大落之后，我们忽然发现，神是不存在的。其实真神在我们心中，那就是人类的良知。只要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人生之路就不致大错。”
愿以此与女附中校友共勉。
1965届校友 沈乾若（笔名裕雄）
2014年1月15日
章立凡：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毛诞节”刚过，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博士声泪俱下的道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赞成、反对、感动、冷漠、质疑、不屑、嘲讽…… 各种腔调的声音不绝于耳。
宋彬彬之所以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因为她曾与好几个“第一”沾边：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成为“文革”中全国因武斗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该校因而成为第一个打死老师的学校；当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作为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红卫兵人物，被媒体广泛报道。伟大领袖对宋彬彬“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第一轮武斗和抄家狂潮，从北京蔓延至全国，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的支持和纵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
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短暂亮相，给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被权力利用过后，“宋要武”成为那个暴力年代的一个历史符号，如影随形伴随着宋彬彬的人生。
“文革”结束后，赴美留学并工作的宋彬彬，不断遭遇历史聚焦：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王友琴博士撰文，认为宋彬彬等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至今未接受宋的道歉…… 四面楚歌的宋彬彬，多年来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为自己辩白。同时不断有人暗示：打死卞仲耘的主凶，比宋彬彬的家庭更有背景，她是在代人受过。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校友自发组成的“八.五事件”调查组，将责任指向了本校高一3班的少数干部子女。
首先须肯定：一个人到了晚年，对于年轻时犯下的过错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师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们并没有出现在道歉会场，态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个“葫芦案”。宋彬彬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时也是在切割责任（她认领的是“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脚下。留下的思考题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道歉会通过老教师及一位受害者子女之口，表达了对宋彬彬等人的谅解，且指打人者当时是未成年人，从法定年龄上不承担法律责任。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她们早已是成年人）。时至今日未能还老校长一个公道，令这场校友内部调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共和国的同龄人有句口头禅——“青春无悔”。至今尚未见哪位手上沾过血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按照“法不责众”的“国民性”传统陋规，国人对于参与集体犯罪，历来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认为“大家一起沾血”的恶事可以免责，这也是那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时代里政治运动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祭坛上的千千万万个冤魂中，卞仲耘校长只是其中之一，她被自己按体制设计教育出来的学生夺去了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宋彬彬打死人的直接证据。若要她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当然是一种不公；更大的不公则在于：大规模集体犯罪的主使人、十年浩劫的发动者，刚刚接受过最高规格的祭祀荣典。
体制的暴力基因，潜伏于从湖南农民运动、苏区“肃反”到土改运动、镇反运动的历史血脉之中。在一种互害体制下，宋彬彬等“红二代”及其家族同样没有安全感，他们既是体制的受益者，又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或许后来重新成为受益者，而其精神救赎之路则漫漫其修远……
曾长期居住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认同普世价值的国度，难免耳濡目染，接受忏悔文化。宋彬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希望通过道歉“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以陈小鲁、宋彬彬等为代表的部分红二代，虽早已不在权力中心，但从血缘感情出发，仍希望父辈创立的红色政权长治久安，提防“文革”卷土重来。从不断自辩到促进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当然是一种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维稳，可惜尚未被主政者及诸多红色家族所理解。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这场浩劫的受害者，至今未见官方有公开的正式道歉。以“真相”“反思”“和解”为基调的女附中道歉会，本应是一场政府主导的社会行动，可惜与主旋律不同调。近年为了强调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对“两个三十年”历史的还原和认真反思，难免被扣上“否定党史、歪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口诛笔伐，对历史真相的恐惧深入骨髓。
翻开沉重的历史：从卞仲耘到北京市被打死的1772条人命，从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到广西的吃人狂潮，还有多少人道主义灾难的真相尚未揭开？“文革”“反右”等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到底整死、杀死了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这些历史的债务并非“虚无”，岂是区区一句“历史虚无主义”即可风吹云散？
某历史责任人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纵观二十五史，历代君主下罪己诏或不下数百道，多数没有遭遇亡国；而不知悔悟的独夫民贼，却颇有亡国的先例。若出于对“亡党亡国”的病态恐惧，乃致讳疾忌医，连以往的政治得失都不允许检讨了，可不像是谋求千秋万代的节奏。
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其任务如下：
一是，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二是，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三是，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作出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美国政府曾就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华工、日裔公民的伤害，先后作出道歉及赔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也身先垂范，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每年都会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纪念仪式，向已平反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致歉。
女附中道歉会的纪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未知主政者做何解读：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道歉是铭记历史、寻求和解的开始。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
编者按：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东一楼会议室，50多名当年的学生、老师以及老师的后人聚在一起。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因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带上红袖章，宋彬彬一举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学生，48年后，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宋彬彬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以下为道歉全文，共识网经授权刊发。
上图：宋彬彬道歉，左一为刘进。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