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波士顿双语网专栏作家
“为什么这些聪明的，定量方面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原本可以帮助征服癌症或修复奥巴马的healthcare.gov，却忙于建造’性短信’（sexting）软件呢？”
这是3月12日《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刊登的长文“硅谷的年轻人问题”(Silicon Valley’s Youth Problem)提出的问题之一。文章的作者是读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几天以来，文章在商业界，科技界，以及普通公众群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如果你居住在湾区，或者在美国高科技业工作，或者对投资理财有兴趣，或者想知道美国年轻人的文化，这都是很值得一读的文章。(请参阅纽约时报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14/03/16/magazine/silicon-valleys-youth-problem.html?_r=0)
硅谷的代沟问题
思科(Cisco)公司Meraki分部在旧金山米慎湾的办公室离水边只有40步，而且像谷歌(Google)的办公室一样棒。去年12月底一个晴朗的冬日，我坐在它的一间办公室里，我的右边是公司的发言人，我的左边是桑吉-比斯瓦斯(Sanjit Biswas)，通过地板到天花板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办公室的另一边：图案鲜艳的家具，壁画和木镶板，一个货色齐全的自助餐厅，可以欣赏到海湾壮观景色的阳台。十二个月前，为了给自己增添新的竞争优势，网络巨头思科斥资12亿美元从比斯瓦斯和另外两位创始人手里购买了Meraki。现在，他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 首先从室内装璜开始。
像思科一样，Meraki制造网络设备 — 路由器，无线设备以及管理它们的软件，这类产品即使按照科技公司的标准也缺少魅力。当比斯瓦斯和其他创始人在2006年离开麻省理工的研究生院全时间创立Meraki — 名字来自一个希腊词，意思是“激情创造”– 他们在同龄人中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别人都忙于仿冒推特(Twitter)。六年后，他们的公司在中型路由器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角色。在一个以技术不透明而臭名昭著的领域，Meraki强调简单性和易用性，同时也加添了很多Web 2.0公司想要的功能：基于云的，可扩展的，移动友好的。“它们是时髦辞汇(buzzwords)”比斯瓦斯说,“但是它们也是真的。”你不需要技术人员组成的特警队安装Meraki的路由器，系统很直观，设计精良，品质对像思科这样的公司特别有吸引力。思科公司占据互连网的主导地位有三十年之久，最近几年却一直在努力保持一种领先的必然性的气氛。
相同的事态在整个硅谷一再发生，英特尔发出令人失望的盈利报告，而类似Snapchat的公司却拒绝了数十亿美元的购买意向。高科技公司，在脸书(Facebook)和谷歌(Google)的带领下，快速地消费品化(consumer-ification)，在新与旧，硬件和软件，出售给其他企业的公司与直接销售给民众的公司之间产生了深深的裂痕。在表面上看，这些裂痕似乎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正如比斯瓦斯指出,“硅谷一直有着不断的流逝 — 新公司进来、老公司消亡。”
但现在这种流逝似乎更成问题了，部分是因为它剥夺了“新卫兵”(new guard)公司以及“老卫兵”公司(old guard) — 推而广之，它剥夺了我们所有的人。在追求最新，最酷的过程中，年轻的工程师忽略了高科技的那些不太性感的领域，比如半导体，数据存储和网络 — 它们组成了所有Web 2.0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路由器提供可靠的Wi-Fi，你的Dropbox文件共享程序不会同步；没有Nvidia的图形处理单元，你的BuzzFeed GIF是不会让任何人发笑的。流入硅谷数量很大的人才多数不关心改善这些基础单元，他们关心的是发明更多的网络应用程序(web apps)。
作为一个初创企业(startup)，Meraki因为离Web场景的距离太远受到了阻碍。它名称的识别率根本不能与产品的用户（以及潜在的雇员）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消费者公司相比。“你说，‘我在Pinterest工作，’人们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使用Pinterest，”比斯瓦斯说，“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在Meraki工作，他们多有一点保留。他们会问，‘那是什么？’然而一旦我们解释公司的文化和方法，我们能够聘请到很好的人才，但这始终是一个挑战。”自收购以来，32岁的比斯瓦斯，为了保存公司先锋的精神而挣扎，他的挣扎也揭示了一个隐含的恐惧 — 年轻的工程师可能愿意在Meraki工作，而不想在思科工作（因为它太大，散发着霉味)；客户可能愿意从思科购买，但不愿意买Meraki的产品（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信任初创企业）。
什么是酷？谁是可以信任的？为什么一个初创公司能上市，而另一个，似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却告吹了？什么样的逻辑，如果存在的话，引导资金流向？这些都是硅谷普遍存在的令人焦虑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 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制造应用程序处在一个疯狂的泡沫里；甚至更模糊的恐惧，我们正在做的事可能不是那么有意义。
聪明孩子同他们的性短信
最近几个月对自我中心以及轻浮的高科技公司的反弹实际上事出有因。高科技节日派对上浮华的Instagram照片给人骂得狗血淋头，谷歌的巴士被抗议民众封锁。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挣扎了半天。早在去年11月，我签署了这个夏天的实习地点：Uber，一家出租车应用程序出身的运输物流公司，是硅谷最热门的初创公司之一。去年8月，它募集了2.58亿美元，其市价估值约为35亿。这个冬天，它与Xbox和百威啤酒合作，在超级杯上促销。Uber与各市政当局的冲突以一种通常保留给乱追女人的政客的偷笑的形式被广泛报道。
当我第一次使用Uber应用程序时，我是一个粉丝，不是一个信徒。它为一个利基问题(niche problem)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有钱的技术人员在晚上去城里后需要搭车回家，无法叫到出租车 — 因此范围是有限的。我一直搞不大清楚，为什么出租车软件，或任何“爱疯”(iPhone)应用程序，需要筹集数亿美元。但Uber有一个我喜欢的大数据的博客，所以我申请了一个实习的机会。当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在科技界工作的朋友很兴奋，在风险资本工作的朋友们也很兴奋。我开始阅读在TechCrunch上的文章，关于Travis Kalanick，Uber的CEO，想把公司定位为运输货物和民众的统一方式，以及如何将它的口号从“每个人的私人司机”(Everyone’s Private Driver)，改变为更广阔的“生活方式与物流相遇的地方”(Where Lifestyle Meets Logistics)。我读得越多，听得越多，也变得越发相信这个梦想。
对我来说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从“搭顺风车”到“物流的亚马逊”(Amazon for logistics)之间的雄心勃勃的逻辑飞越，而是这个概念如何快速地在我脑海里成为定局。这也证明了Uber媒体宣传的有效性。现在，当我想到了这家公司，我觉得，有一天Uber会取代校车，或者送饭到家里，或与谷歌的自动驾驶车联合，消除私家车并且保护环境！信念启迪每一个初创公司。Uber可能会比脸书(Facebook)更大！或者，它可能经历位置登记软件Foursquare同样命运，曾经一飞冲天，但随后其估值被冷落在数亿美元之间。不是每一个初创公司都会成为令人惊叹的成功。试图挑选赢家是当前的生态系统里如此难搞定的一部分，事情也因此变得有意思。
有一天晚上我在复习期中考试到很晚 — 我是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位研究生 — 几位朋友在今年暑假会到Dropbox和脸书工作。9点左右，我们用Seamless定购了中餐外卖。我用数字钱包Venmo把钱付给其中一个人。今年夏天在旧金山，我会同三位室友一起生活，他们也是在硅谷做技术实习的学生，两名在谷歌，一位在新闻聚合器Flipboard。是好还是坏不说，赢得招聘比赛的似乎是这种类型的公司。如果传统的哀叹一直是藤校最优秀的人才去了华尔街，较新的版本正在形成：为什么这些聪明的，定量方面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原本可以帮助征服癌症或修复奥巴马的healthcare.gov，却忙于制造“性短信”软件？
答案的一部分，在于我一直在暗示的“激动”(excitement)之中，另一部分原因是“声望”。聪明的孩子想做“性短信”软件是因为其他聪明的孩子也在做同样的“性短信”软件。“顶尖人才高度浓缩是你可以找到的最稀奇的事情之一”比斯瓦斯告诉我，“我认为人们是真正被这种环境所吸引。”但是，这要假定在成熟公司的人才有所欠缺，与他们年轻的同行相比技术上差一点。但如果你研究一下思科的专利清单，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显然在“新卫兵”所寻找的人才同“老卫兵”所能提供的之间存在某种脱节。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在硅谷的大公司工作，很多具有多年的经验并且在创造代码上业绩卓越。当这些公司剥离资产，节省成本时他们中许多人经历了几轮的裁员。那么，为什么初创企业还在不断哀叹人才短缺呢？
最简单的解释是技能的不匹配或文化的摩擦。年长工程师的聪明之处并不在初创公司想要的地方。或者，即使他们在技术上胜任，他们对初创公司的生活方式有所保留。这两个都是双方已经漂移了很远的一些症状。如果公司中有大面积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技能或风格不能被整合，那么也许是运作限制了自己。正如大卫·达尔林普尔(David Dalrymple)，在硅谷的一位技术专家告诉我，“最具创新性和有效性的公司是那些成功地向‘新卫兵’张开双手的‘老卫兵’公司，比如苹果，或者反之，比如谷歌。”
达尔林普尔的描述有道理，但其隐含的建议 — 即新老公司需要相互拥抱 — 却难以付诸实践。思科以前曾试图向“新卫兵”伸出手，像Flip摄像机和Cius平板电脑，都不成功。在硅谷中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是“创新或者死亡”(innovate or die)。似乎人人都同意创新是答案。问题是，有很多所谓“创新”，比如英特尔同饶舌歌手will.i.am的“创造性合作”只是一些沉闷的副总裁对“酷”的逼近。也就是说，它们几乎没有创新性可言。
爸爸，一辈子的工程师
我爸爸1995年来到湾区时只有31岁。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在电信设备生产厂家DSC Communications工作。当时硅谷的兴奋点集中在以太网(Ethernet)为基础的设备的飞速发展，网络速度的提高，最终导致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电话和数据的合并。（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山谷，号称为“电信谷”(Telecom Valley)，这是当时旧金山北部小城Petaluma的一个绰号）。
两年后，当我爸爸决定离开DSC的时候，他有两个工作机会，都是由前DSC员工创立的初创企业，一个叫Fibex，另一个叫Cerent。它们研制的产品类似，公司的大小和前景都可比，他选择了Fibex，因为他不喜欢在Cerent的一位工程师。我当时年纪太小记不得他开始新工作后是什么样子，但妈妈告诉我，当时非常忙碌，工作到深夜，每天吃垃圾食品，等等，就像我们这一代人的初创公司的场景一样。他很幸运。在加入Fibex一年多以后，思科花了3.2亿美元将其购买。然而几个月后，思科也收购了Cerent，花了当时的天价72亿美元。他赚得的钱同他可能赚到的钱有20倍的差距，自此一直成为家庭的笑话。然而，尽管有明显的诱因，他没有再去另外一家初创公司。
我知道爸爸的选择受到一定的限制 — 他的家庭，他的移民身份。另外他的自我形象一直是工程师而不是企业家。我觉得他一直在思科里待着也很满足，而我的朋友则没有几个愿意一辈子待在谷歌里。
当然，有年轻的工程师今天很舒服地坐在已成规模的公司里，也有50岁的正在做他的第四家初创公司。但作为一个群体，我的同龄人感觉更加焦躁不安，不断地寻找下一件大事 — 部分原因是初创企业选择和奖励这些冲动。这也促使了一系列的出走，从雅虎(Yahoo)到谷歌，从谷歌到脸书，从脸书到的更年轻，更新潮的公司。这些地方的CEO经常坐在工程师的身边，招聘时几乎把“平层次”的管理结构当成与产假相提并论的权益，普通工程师也有股票期权。一些变化的发生有其必要性。“在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公司只付工资，几乎不给员工股票期权”，比斯瓦斯解释到，“现在，你不能想象一个像脸书这样的公司，吸引到那样的人才而不给股权。”其他的变化来自于时代精神 — 当一个公司的产品号称是移动的，开放的，连接世界的，其首席执行官不能总坐在角落办公室里。
做这事
现在各种类型的野心家们涌向硅谷。它不再是像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甚至其继任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那样的书呆子(nerds)的独占领地。网络技术公司的面孔今天很可能是一位设计师，像Airbnb的Brian Chesky，或者是如Assignmint的Jeff Koyen，一位杂志编辑。这样的企业家来自计算机科学之外的背景，更有可能认为他们公司的前景比其技术成份更加宏伟。比如Chesky，将Airbnb描述为一个“用世界各地的独特空间将人们联在一起的社会市场”– 一个有效的商业模式，而并不必然依赖于任何特定的技术。
相比之下，英特尔(Intel)公司由两名物理学家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创立的。它的创新是制造出比旧的快两倍的内存芯片。Sun Microsystems公司推出了一种新型的模块化计算机系统，由创始人之一，安迪-贝托谢姆(Andy Bechtolsheim)建成。他们的“大创意”从自己的技术专长而来，通过实物产品表达出来。有鉴于此，Meraki来自比斯瓦斯他们在麻省理工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有“老卫兵”的出身。它沿着几十年来从学术界连接到工业界的高速公路：研究生研究技术，强有力的导师撮合交易，然后学生辍学，将他们的技术转化为专有的解决方案，每个人都得到好处。学术界的地位在工业界隐性得到保证的做法已经消失殆尽。研究生仍然辍学，但自己启动自行车共享软件或者成为数据科学家(data scientists)。这是说，如果他们还来读研的话。自学成才的人像肖恩·帕克(Sean Parker)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创立了Napster公司并成为脸书的第一任主席，没有大学文凭可言。泰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s)，由PayPal创始人和脸书的投资者彼得·泰尔资助，给10万美元资金让20岁以下的人放弃大学学习，做自己选择的项目。
这种是早慧还是浅尝辄止，取决于你的观点。然而这种做法已经被网络技术，被易于使用的编程框架比如Ruby on Rails和Node.js，被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的大爆炸所推动。这些接口提供了现成的解决方案。以前创业者要自己写比如像登录系统或嵌入地图功能的代码。现在有了脸书登录的API和谷歌的地图API，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种接口中一个比较有进取心的例子是初创公司Stripe，主要销售使企业能够处理在线支付的API。当Meraki第一次考虑网上收取信用卡，根据比斯瓦斯的说法，这是一个历时数月的工程，充满了对保安和加密的各种考量。“现在有了Stripe，你只需要5分钟，”他说，“再加上用Rails和Twitter的起动功能，你在5分钟内就能把服务器搞定，你看，它已经让四个人的初创公司能够起飞变得无限的容易。”
某种意义上说，你在启动自己的初创公司之前并不需要有特别深厚的知识的说法是真实的。再加上风险投资家愿意提供资金给马克·扎克伯格相似者，这种情况正改变着高科技产品的景观。更多的平台，更多的网站，更多解决突出问题的方案 — 这里有一个APP可以治好吸毒！可以促进财政责任！可以促进幼儿识字！像Meraki这样构建企业级硬件，并充分利用多年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在“新卫兵”中的异类。即使创始人圈子不断壮大并且多元化，产品本身看起来更加统一单调，更加慢吞吞。
高科技用于服务业
用一个玻璃杯半满的方式看待这一点，当然，高技术并非越来越慢吞吞 – 它是民主化了。初创公司的大门已经被敞开。在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入门课CS50的上课人数飙升。上学期上课的学生中女生占39％，而73％的人从来没有编过程。这些统计数据作为计算机科学吸引力扩大的标志被大肆宣扬，的确是，在过去几年这门课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像是成人的仪式，其高潮是CS50庆典，让学生演示他们的课堂项目，以及穿着“我上了CS50”的T恤。
2010年我上了CS50，那年最热门的一个项目是名为“深红火花”(CrimsonSpark)的一个交友程序。通过输入一个电邮地址，你可以“火花”你有兴趣的同学，如果他们火花回来，你们俩就会得到通知。在头三天软件就吸引了800个用户（哈佛本科有6500人），1800颗火花和300对牵手成功后，它不久就被放弃了。
“深红火花”像很多“新卫兵”的发明一样，在很短时间是疯狂地受欢迎，但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深远的东西。事实上，有些技术上还是倒退的。脸书始建于哈佛宿舍，六年后“深红火花”又回到戳人(poking)的早期。其核心的概念依然是诱人的：它将想睡在一起的人联系起来。同样，许多最热门的网络创业公司也没有什么新东西，至少没有苹果公司的Macintosh或英特尔的4004微处理器那种意义上的新东西。高科技的弧线平行于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弧线。Macintosh和微处理器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些最有名的技术创新是生产出来的产品 – 路由器，显卡，软盘 – 而像IBM的“业务解决方案”(business solutions)的进展被视为只是客户支持而已。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技术作为服务业越来越多地被有创意的阐释：公司像Uber和Airbnb，虽然被适当地归类为“接口”和“市场”，真正提供最高层次的服务 — 那就是让我们自己来做。
近日，一名在旧金山初创公司的工程师发短信给我抱怨其公司的软件架构。它的代码库错误连连而且混乱不堪，但其业务却享受着巨大的收益和动量(momentum)。“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人们可以靠着一个想法本身的力量逃脱缺乏执行所带来的后果。”他写道。这句话也显示了一个新卫兵造成的，连老卫兵们也不得不去适应的新现实：高科技已经不再是技术驱动的，它是理念驱动的。
不开心的山谷
几个星期前，一个程序员朋友和我谈论“不满”，尤其是那种当你是21岁，受过豪华型的教育，世界就在你脚下产生出来的不快乐。在硅谷中，它通常是来自两个原因之一：当你发现自己的初创公司完全是微不足道，或有些同龄人有着深厚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你可能永远也赶不上。
第二种无奈来源于“10X工程师”，一种工程师，其效率高于平均水平的10倍的现象。这个术语，以其骄傲自大捕捉了硅谷的很多好的，坏的和不可能的东西(good, bad and impossible)。在我访问的初创公司，星期五下午演化成的啤酒豪饮和Nerf枪的较量。脸书的签约奖金传言达到了六位数。在一个产品可能会在一轮融资时改变好几次的环境中，人才，以及吸引它的能力已经成了为数不多的稳定的指标之一。
然而，面对所有的浮华、荣耀和新发现的魅力，硅谷有着令人奇怪数量的焦虑。当你把成千上万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堆一起，并告知，他们是上帝送给高科技的礼物，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焦虑是一个在初创公司的早期雇员，只有他才意识到公司正在失败；这种焦虑是筹集到5百万美元的公司创办人发现一个大学的熟人筹集到一千万美元; 这种焦虑是22岁时就拿10万美元年薪，但仍在担心他未必能买得起一个像他长大时住过的房子。
高科技现在是很开心，开心得有点神智不清，但这种开心带有一个内置的焦虑，它必须导致更多的要求。作为一名工程师，编码应该是你的呼招(calling)，而不只是一份工作，在你的休息时间你也应该写程序。面试官会问到旁边的项目(side projects) — 或许是一个Firefox浏览器插件，或者一个Android版本的你最喜欢的iPhone应用程序 — 这是为了表示你编程的热情四溢。科技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破解你的饮食，你的体能，你的时间，然而在现实中，这些活动并不是重点。在有着全美对单身女性最有利的性别比率的地方，女性朋友向我抱怨，大多数的男人其实不可获得。他们都忙于自己的初创企业，或捣弄自己的数据。他们把自我完善和发展事业排在建立浪漫关系之前。
这些选择自我隔离将科技作为你生活的中心主题也有些道理：市场是竞争性的，如果你工作不努力，别人就会在你前面把那个潜在的业界破坏(industry-disrupting)的想法做出来。但当你开始怀疑你的想法是否是真正的行业破坏性的，或者，是否是有任何意义，这个逻辑就被打断。我问一个计算机专业的现在在纽约一家对冲基金工作的朋友，他为什么选择金融而不是高科技，“没有几个初创公司正在做的事情值得我的时间，”他说。我抗议道：“那脸书呢 ？”他看着我没说话，我想了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脸书已经改变了世界。脸书已经使得人们更容易沟通，参与，抗议，跟踪新的联系人和检测新情人的前景。但有些时候，它也使我嫉妒我的朋友们，尽管我知道它的不真实性。脸书上的一切，像一张通过软光晕滤镜过虑的Instagram的照片。伴随着那些噪音，ping的通知和闪烁的灯光，你从来没有真正感受在脸书上是有效率的。几个月前，我安装了名为“Kill News Feed”的谷歌Chrome浏览器的扩展，由哈佛大四学生尼尔·吴设计，他曾经任职于社交网络。现在，当我心不在焉地在脸书上乱逛，我的新闻播出(News Feed)是辉煌的空白，只留下一行字：“不要被脸书分心！”。
软件工程师突如其来的酷
旧金山的米慎区，很长时间是拉美劳工阶层和时髦阿飞(hipsters)的地盘，如今一卧室公寓的每月租金为3,000美元。高科技公司如Spotify和Rackspace已经搬到附近，这个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该地区访问网上支付公司Stripe的办公室，等待与吉姆·丹茨(Jim Danz )和他的姐姐丽莎见面。吉姆是我在哈佛上一届的学长，但我知道他主要是通过他的声誉。他学习计算机科学，在脸书做过实习生，又花了一年时间在餐馆推荐软件公司Ness工作，然后又到了Stripe。一条牛仔裤，一件赠品T恤，来自他当过编程实习生的Jane Street–纽约的一家自营交易公司(proprietary trading)，以其艰苦的面试和令人瞠目的工资而出名。他似乎是软件工程师突然变“酷”了的象征 – 他凌乱的衣服，他的技术本领，以及他出乎意料的魅力。他说话时有着总是能得到工作的自信。
几个月前，Stripe在一轮融资中募集8,000万美元，公司估值近20亿。钱多体现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工作场所的设置上，很多浅色调的家具，餐厅里的桦木桌，桦木长凳，带着性感曲线的椅子。书籍，其中许多包裹在彩色纸里，巧妙地堆放在桦木书架上。“人们总以为书是假的，”吉姆说。但书架上排放着一些知名的计算机科学类课本，大概由刚毕业的学生捐赠的，指着迈克尔·阿廷(Michael Artin)开创性的“代数”，大多数学校入门抽象代数的指定教材，丽莎，哼唱着小曲表示她的赞同。她曾是麻省理工数学系的学生，大四的时候她上了很多编程的课程。
丽莎现在工作的初创公司Opower开发软件用于分析家庭或商业的水电支出，并建议减少的方法。她自2010年毕业后一直在那里，真的很喜欢它 — 工作让她结合工程与环保，一个长期的宠物使命(pet cause)。她是我所知道的在硅谷为数不多的似乎致力于为社会做好事的人。大多数人，像她的弟弟，从实用性方面来解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点，Stripe工程师每花一分钟写程序就可以节省客户多于一分钟的时间，”吉姆说。“这就值了。”
他们两个从小在洛斯阿尔托斯(Los Altos)的一栋可爱的、现在售价极高的平房里长大，吉姆很想家。这是他对旧金山的不少抱怨之一，而旧金山正稳步地窃取南湾的风头。（“在过去两年中，消费者技术在硅谷的中心已经从帕洛阿尔托的大学大道(University Ave)移动到旧金山的索玛(SoMa)”，泰伦斯-罗汉(Terrence Rohan)，Index Ventures的风险资本家告诉我。）无论是地理位置的北移还是越来越短的产品周期，吉姆说都是因为亚马逊(Amazon)网络服务（AWS），一组由亚马逊管理的服务器，承载了几乎每一个最新的网络生态系统的初创公司的数据。
“过去你不得不费力地建立自己的服务器，”吉姆说。“在更老，更老的时代，如果你是一个硬件初创公司，你需要一个工厂(fab)，” 一个地方来制作，“或至少一个房间来鼓捣。你可能需要在Milpitas或Fremont,”南湾少数有足够空间来承建大型服务器场所的地方。“但现在，所有的初创公司都是只用AWS，所以不需要踢服务器，没有工厂需要在附近。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你只需要笔记本电脑和Wi-Fi，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 这是一个AWS驱动的发明”。和地理位置的自由同样，没有实物产品的自由也带来了新的工作结构 。不再有繁忙的六个星期，达到高潮是产品推出日(release day)，然后有短暂的平静。每一天都是推出日。你不断地推出新的代码，这样的周期也使得脸书能像它的格言所说的一样，“快速移动，把事情搞坏。”(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我们是在办公室吃晚饭时讨论这个问题的，吉姆的一个最后期限到了，并没有太多的时间。伙食是上大学常见主食的一点变种：红薯条，烤鸡，烤萝卜。关于“豪华”的伙食已经有很多讲法，其隐含的批评是他们自我放纵。当我第二天晚上在SOMA参观Airbnb新总部，其高耸的中庭和一个巴厘岛为主题的会议室很难不让人目瞪口呆。这是无可否认的奢华。但我理解它。人们认为所有这些福利，免费的食物，灵活的工作时间，是一种Y世代的发明，是想故意延长青春期一直到20多岁。但这不是它真正关心的。它甚至不是想从员工身上压榨出额外的代码来。这是关于理想工作应该是如何的一些柏拉图式的愿景：一个紧密的朋友圈，相互推动，走向伟大。
一个Stripe创始人在我大学新鲜人喊号(cox)的赛艇上划第五座，另一个是他的哥哥。从公司网站上的员工简介，我数到三个我以前的助教：一个远足的领导，二位倾慕者。硅谷比30年以前大了一个数量级或更多，不过，初创世界是亲密的，更像会所，聚集了各个名牌大学以及脸书或谷歌这样的巨人输送的顶尖人才，一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到达硅谷仅仅是步入他已有的网络。他从暑期实习认识的朋友，在学校的朋友，从不断增加的孵化器和奖学金中认识的朋友。他的过渡将会因为丰厚的搬迁方案(relocation package)，以及人力资源部年轻女工作人员的热情的电子邮件而平滑好多。
年轻人的气泡
硅谷从来就是一门心思向前冲(hard-charging)，永远乐观的地方，很多人热衷于一些需要把怀疑悬浮起来的想法。但特别在过去10年，它的这种一直同时被庆祝和嘲笑的品质越发不可收拾了：没有收入的公司的荒谬估值，创始人越来越年轻，速度越来越快。目前的统治阶级是吉姆和丽莎这样年龄的工程师，他们生长在一个笔记本电脑和Wi-Fi就可以挑战政府的世界里，其中的深刻性和荒谬性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共存。他们有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这是我们的时代。”在已成技术人的一个风向标的流行的提问和答案网站Quora，一个成员问到，“硅谷人在35岁正式走下坡路以后打算干什么？”
尽管它带着让人喘不上气的傲慢，这个问题产生共鸣，它讲出了很多科技人的感受。如果不是年龄歧视，那么至少是对青春的膜拜。“人们总是在招聘时号称‘这不是你爸爸的公司，’”比斯瓦斯说到。但近年来，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口头禅(mantra)。根据PayScale的数据，惠普员工的平均年龄是39岁，在脸书是26岁。我试图询问吉姆Stripe员工的平均年龄，看起来大约是25，他停下来思考。“对了，我们雇了一个工程师，他的头发开始变稀。”接着他补充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大。”
在我们这些在硅谷长大的人里，这种“隧道视觉”(tunnel vision )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对吉姆和丽莎（他们的父亲是数据存储和软件开发公司NetApp的高管），比斯瓦斯（他的父亲是芯片制造商ARM的一名设计师），还有我自己来说，如果它真是你爸爸的公司呢？
在一定的程度上老卫兵-新卫兵的鸿沟是自然和必然的。年轻人喜欢同年轻人在一起，他们喜欢做他们的朋友会使用的产品，喜欢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在产生果效环境。我问丽莎和吉姆，“你会选择到老卫兵的公司工作吗？”他们的回答是略带外交辞令的“当然”– 但事实是，他们从一堆选项中做出了选择，在旧金山的羽翼未丰的初创公司。
在另一方面，像苹果这样的老牌公司能够保持年轻，意味着还有另一种力量在起作用。一家大型、成熟的公司，虽然很难，还是有可能保持其相关性 — 但需要认识到，对于一个20多岁的有无穷的机会的软件工程师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工资，或稳定性，或工作保障，而是“酷”。酷存在于聪明的人、大量的资金和引人注目的产品的不可言喻的汇合之处。你可以花钱买，但只能到一定的程度。例如，微软(Microsoft)，一直被当成行业的恐龙，其实具有非常良好的财政状况。起薪可以同谷歌和脸书竞争，顶尖人才的提升也很快。去年，每一个微软的实习生被给予一台Surface平板电脑，7月份，他们被空运到西雅图参加一周所有费用都包的活动，包括Macklemore和DEADMAU5的音乐会。
尽管有这些努力，微软的“酷”感觉有点勉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其庞大的规模 – 3150亿美元的市值，微软将永远没法享受破釜沉舟的万丈豪情，或者“弱狗之咬“(bite of the underdog)的酣畅淋漓。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么多产品这么长时间都不如预期，不管是怎样包装的，别人都持怀疑态度。大约两年前，我开始在YouTube上注意到微软的Internet Explorer 9的广告 。IE数十年来都是主要的网页浏览器了，根据StatCounter的数据，目前仍被大约五分之一的互联网弄潮儿所使用，但它已经失宠于技术界。许多网站都不与Internet Explorer兼容; 与Chrome和Firefox相比，其开发工具是薄弱的。广告却很优秀 – 时尚和精致，由Alex Clare的“Too Close”混音而成，我清楚地记得一口气把广告看到底，又再看了一遍，然后想，那广告几乎让我想用IE浏览器。当然，我并没有真的切换过去。
谁想被称为“忍者”？
在我同吉姆和丽莎共进晚餐后的早晨，我在帕洛阿尔托南边一个安静的郊区见到了他们的父亲，卡尔·丹茨(Karl Danz)。卡尔，一位硅谷的老将，随和而健谈。我们的谈话改变着方向，从谷歌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早年在Sun Micro的经历扯到吉姆和莉萨在高中里的故事。在我们的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他是如此明显地为孩子们而骄傲，为他们做的工作而兴奋，我向他提出已经问过姐弟的问题的另一个版本：他会到“新卫兵”公司工作吗？更具体地讲，如果他明天从NetApp下岗，他会申请去Stripe工作吗？
年龄歧视在硅谷通常被说成是最年轻的公司歧视年长的工程师的问题 — 因为惯性或自满，这些工程师未能保持他们的技能更新。这些说法或许有些道理，但卡尔的反应突显另一种可能性：年纪大的工程师在新卫兵公司员工中所占比例较小，不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必须的技能，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要。“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卡尔说，“一个50多岁的出现在一个初创公司，那里的平均年龄为29岁，有一个基本的文化脱节的问题。我认识的人中，主要是那些一直在做技术工作的，也有人杀出回一个11人的公司，但肯定是有犹豫的。”另一面，我看到Stripe的那种凝聚力可能会让圈外人倒胃口。如果你是50岁，你的编程技巧再棒，可能也不希望被称为“忍者”(ninja)，或者每个周末与你的同事一起爬吧(bar crawls)，而我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做的。
这些担忧是自我强化的。新卫兵公司的就业面试的结构使年长的工程师处于劣势，他们记住了文化的差异，其后更不愿意去尝试。我最近采访了盖尔-麦克道尔(Gayle Laakmann McDowell)，CareerCup网站的首席执行长。如果说今天的高科技又是一个加州淘金热，那么麦克道尔就是个做皮靴的或一个旅馆老板，她是一个精明的女商人，已经意识到或许更大的财富可以通过为那些想淘金的人服务来获取。她的书，“破解编码面试”(Cracking the Coding Interview)是技术面试权威的预习指导。练习题和编码解决方案之间夹着她在不同的高技术公司做软件工程师的一些轶事，以及一两行诀窍教你如何也可以在谷歌找到一份工作。
随着高科技公司的估值上升到真正疯狂的水平，能否进入上市前公司像Dropbox，甚至上市后公司像Twitter，无论是财政还是其他方面所带来的后果常常是改变一生的。是否得到这些工作机会几乎完全取决于候选人在一系列的技术面试中的表现，在那里你回答皱着眉头的招聘经理的提问，很短时间内写出正确而且高效的代码。此外，大多数问题似乎是从本科的算法和数据结构教材里抄来的，那些东西老工程师们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看了。“顶级高科技公司强调严格的算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再强调以往的经验，而这是老工程师的强项，”麦克道尔说，“年长的工程师也很可能没有计算机学位，即使他们有，30年前的计算机科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新卫兵企业里年长工程师缺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有点被吓住了，部分是感情受到伤害。“因为面试是这样的，新卫兵公司基本上是在说，‘我们不关心你有30年经验的事实 – 这无关紧要，’不少老工程师们为此深受打击。”
当然也有一些较新的公司对经验很重视，并且积极寻求它。一位在后期的网络初创公司的朋友告诉我，他的公司已经不再招聘新毕业生; 在LinkedIn上的快速搜索，查到脸书有数十名工程管理人员是甲骨文(Oracle)训练的。但这种态度的转变一般只出现在初创公司的后期，当增长速度意味着单纯依靠雇用朋友的朋友已经不再可行，当接近上市意味着最后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年长的人群更擅长建造有实质性的东西 — 更有挑战性和复杂性的业务，需要思考收入来源，销售队伍，时限等因素，”麦克道尔说。但这个成熟的过程也增加了丢掉那些看似愚蠢，但实际上是好主意的可能性。“年轻文化是飞速地奔跑去建立一些很酷的东西，”麦克道尔说，“老卫兵能更有条理地做事。问题是，尽管他们会迈出更合理的步伐，但他们迈出较少的步伐。当你移动速度较慢时很难竞争，即使你移动的方向一贯正确。”
我们能和平相处吗？
尽管在文化，酷，以及编码的本领上有种种的分歧，有迹象显示，至少在一些领域，老卫兵和新卫兵可能会缓慢地靠近。我去年曾与道格·利昂(Doug Leone)，Sequoia风险投资的投资家谈话。Sequoia，硅谷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投资公司之一，资助了Stripe和Meraki，在30年前，投资了思科。“我看到老卫兵和新卫兵又回到一起了，”利昂说，“人们希望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企业工具在外观和感觉上像他们在家使用的网络软件。”作为一个投资者，利昂对软件作为服务，把它们的产品放在云里，提供企业服务的公司特别感兴趣 — 换句话说，像Meraki这样的企业，将新与旧中最好的相结合。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
也许跨越鸿沟的最大障碍离家较近。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我们全家去另外一个家庭吃饭 — 杨家，他们的儿子，安德鲁，是芝加哥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在试图决定自己的主修。他对计算机感兴趣，已经在业余时间上了CS50，哈佛的计算机入门课程的在线版本。但他的父母，两人都是软件工程师，要他选择金融。他们认为做一个软件工程师将意味着淹没在技术的泥潭里，成为别人的代码猴子(code monkey)。他们对技术的看法塑造于自己工作多年的老卫兵公司，在那里少数大老们（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拉里·埃里森等）得到了大部分的金钱和荣耀。我试图解释他们的儿子将加入的高科技世界是很不同的。这个行业尽管有种种弊端，我从来都认为是潜力无限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让他们信服。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如何年轻人才都会不断涌向硅谷。我们中有些人将继续制造已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财富，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交互、抗议方式的网络产品。但我也希望，我们中间另一些人会为高科技的基础设施工作，将新卫兵的精神融入到老卫兵中。几年前的夏天，我在思科的软件工程部门实习，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回去。但在去年12月，当比斯瓦斯和我要结束了我们的采访时，我突然想再加一个要求：我想问他要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