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双语网记者李强综合报道】今年6月份将迎来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70和80周年。6月6日是盟军D-Day诺曼底登陆70周年，而6月9日则是日本侵略者挑起的“藏本事件”的80周年。1934年的“藏本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发动侵华战争而策划的阴谋，他们惯用“日本人在华失踪”的讹诈伎俩，挑起事端。而如果不是时任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的赵世瑞将“失踪”之人找到的话，抗战恐怕要提前三年爆发。
上图：这张1940年赵世瑞夫妇、9岁的赵锺英和8岁弟弟的全家福摄于重庆（赵锺英 提供）。
“九一八”事变，即以日本士兵“中村”失踪为借口，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此次更是不惜用高级别的日本驻华副领事藏本英明为诱饵，可见其欲制造的事端将达到何等的程度！
1934年是国难后第二年，是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的一年，也是民国黄金十年中屈辱，但发展迅速的一年。下面这张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的南京地图，记录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前的南京格局，另外一些图片是1934年南京街景以及金陵女子学院的教职员工和图书馆。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称其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随后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撒回侨民发动自卫。”并将在上海的日本宪兵派往南京，日舰云集下关江面，卸掉炮衣的炮口对准古城，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斯时，全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下关居民已扶老携幼，离家逃难。南京宪警全体出动寻找。13日上午9时许，已三昼夜未合眼的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得到消息，即刻赶赴中山陵，于紫金山洞中寻获藏本，而藏本为了所谓的“光荣使命”，不肯下山，经苦口婆心，再三劝驾，始行登车，于下午二时到达首都警察厅。即送交日本领事馆，粉碎了日方正在酝酿的更大规模的“攻势”。而这位调查课长，亦因此功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他就是黄埔四期毕业生赵世瑞。
赵世瑞（1903-1952），谱名世才，字涤尘，号养吾，原名烈祥，号季卿，诸暨草塔下三房人。智胜学堂毕业，22岁投考黄埔军校，1926年10月毕业于第四期政治科。随即参加北伐战争，在唐生智军中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副官、少校参议。在中央训练团警宪研究班第三期毕业后，先后任调查员、股长、组长，1933年下半年任南京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1934年因“藏本事件”，世瑞率员穷三日不眠不休，将藏本寻获，平息了危机，因功于1935年晋升陆军少将军衔。后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世瑞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迁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后一度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西北区区长。从上面这张1940年的全家福可以看出，赵世瑞将军仪表堂堂，在抗战中军人的冷酷神情之后有对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自信。
1943年奉派至浙江，任浙江省政府缉私处处长、浙东货运管理处处长。是年秋，赵世瑞缉获持有中统局证明的二艘内中夹带大批钞票的商船，遂把钞票空运重庆，经中央银行检查，确认是伪币。原来上海中华书局代中央银行印刷钞票的铜版，因上海沦陷，故运往香港中华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版被日本人拿到上海仿印，印的钞票交中统局偷运后方，抢购物资外运。此事被蒋介石知道后大怒，撤销了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职务。1945年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一道，与美军研拟夹攻日本军队之计划，后以美军使用原子弹而作罢。在此期间，曾为由日本东面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后迫降浙江之美国飞虎队飞行员提供援助，想方设法确保美援物资的顺利运送。
抗战之后，赵世瑞1946年进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47年初毕业后，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处长，主管全国保安团队的整编、训练和装备。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让位于李宗仁，赵世瑞奉命至厦门为蒋介石预备退休之地，任厦门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后任舟山补给司令，是最后离开大陆的国军将领之一。赵世瑞将军1952年以中风作古于台湾。
上图：1931年赵世瑞夫妇合影（赵锺英 提供）。
赵世瑞的儿子赵靖谦，1950年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赴美，因勤工俭学获美国总统杜鲁门接见。获得华盛顿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硕士、西雅图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66年迁加里福尼亚硅谷，获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先后任职美国波音飞机航太公司及洛奇马丁太空火箭公司，凡四十二年。曾参与波音飞机及诸多火箭与人造卫星的设计。其长孙友乔，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博士，行医十余年后又获加州圣玛丽大学授医学实业发展博士，领导美国西部八百余医师团队工作。次孙友宏，电机工程师，实业家。在硅谷拥有自己创立的高科技投资集团。
赵锺英抗战期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1949年到台湾，也就读于台北建国中学，该校后来改为男校。1950年作为小留学生从台湾来到美国。赵锺英女士回忆说，她的父亲赵世瑞和林彪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两人睡上下铺，交情不错。不过后来两人黄埔毕业之后就没有太多交往，赵锺英也很少听父亲提起过林彪。赵锺英回忆说父亲对姐弟俩出国留学非常支持。
1956年，赵锺英女士来到麻州定居，是波士顿郊区的第一家中文学校——牛顿中文学校的创办人之一。“1959年开始了所谓‘社会俱乐部’（怕与政治混乱），1963年改名立案成GBCCA中国文化协会，后来筹款买了西牛顿樱桃街437号做会址，国语中文学校也于1960年左右起源于牛顿梅多布鲁克中学，当时只有三十几个学生，现在中文学校在郊区至少有十五家，几千人了吧！”赵锺英老师在《在美国六十年》一文中写道。
《东史郎日记》遭受的审判
1912年4月27日生，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人。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奉天皇之命应召入伍，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兵队上等兵，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8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后回日本。战后，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家庭生活水平富裕。
后反思侵华战争，著有《东史郎日记》。在日记中，东史郎将其杀害中国军民的罪行及其同伙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经过如实地记载下来。来揭露侵华战争的罪恶。并曾七次来南京谢罪。
他的日记公开后，家里接到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1993年4月，东史郎被日本右翼势力推上法庭。东京地方法院经过“3年的审理”，于1996年4月26日判东史郎败诉。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东史郎案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而东京地方法院则迎合了右翼势力的企图，作出有悖于史实的判决。
1998年12月22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铁的史实及充分的证据，对《东史郎日记》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此时，有人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会场上，打出“南京虐杀捏造裁判胜诉”的大字标语。反动势力之气焰，可见一斑。
“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罪行和耻辱，我觉得应该将《阵中日记》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提供给读者。这本书是作为加害者的我的真实记录，让更多的人知道战争的真相。我们憎恶战争，极其地憎恶。正因为憎恶，才需要重新知道战争的真相。”——东史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