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晓慧
一则慈善新闻震动华人社会。香港陈氏恒隆地产宣布，将通过家族基金会“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 3.5 亿美元。这笔捐款是哈佛大学建校 378 年以来，获得的最大单笔捐赠，支持该校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开展科研和教育项目。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为此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纪念已故恒隆集团创办人陈曾熙，他也是恒隆集团现任主席陈启宗和晨兴基金会创始人陈乐宗的父亲。
上图：陈乐宗博士同哈佛校长佛斯特（Drew Faust）在9月8日捐款仪式上拥抱（资料图片）。
2014 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显示，华人亿万富豪达 290 人（美元计算），占全球富榜人数的 17.6%。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华人财富圈已经出现，这些巨额财富如何使用，最终流向何处？是目前世界尤其公益慈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陈氏兄弟在本年度《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排行 17 位，他们创立基金会，将家族财富捐给世界最顶尖的教育机构，投入自然科学领域，解决医疗卫生领域最急迫和棘手的难题。因此，陈氏兄弟创哈佛历史的举动，为华人财富流向竖起了风向标。
个人发财致富后，捐赠个人或家族的财富用于做慈善，已经不是新鲜事。尽管各家管基金会的关注领域不同，但是从捐赠思路来看，把教育领域放在首位，是欧美基金会行业的最大共识。
以美国基金会的捐助金额为例，教育、医疗和人文艺术三个广义教育领域所占的比例最高，合计超过 50%。慈善组织授人以鱼，而基金会的使命则是授人以渔：治疗和预防社会问题。教育被认为是改良和发展社会最重要的手段。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开战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成为美国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
另外，由于教育领域的活动，需要砸入大量资金，短期内却收效有限，一般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冒风险。基金会的重要性举足轻重。从在这个意义上看，陈氏兄弟的做法紧贴现代基金会的潮流。
但是，陈氏兄弟支持教育的方式，与另一位同样热心教育慈善的香港富豪邵逸夫还是有明显区别。据统计，从 1985 年起到 2012 年，邵逸夫通过邵逸夫基金会，共计向中国捐赠了 47.5 亿港元，投入到教育项目。其中一项大工程，是在全国各地兴建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医疗机构、艺术馆等教育机构的建筑物。百度地图上显示，全国一共有三万多座以逸夫冠名的大楼。
“捐钱盖教学楼”这种类型的教育捐赠，通常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比方在较短的时间内，无所不在的逸夫楼帮助解决了中国早年校舍、教育设施硬件匮乏的问题。陈氏兄弟的做法则可以归纳为“捐钱建实验室”。这类型的教育捐赠主要包括开发设计教育课程和专项研究，吸纳人才、购置科研设备和教学工具等等。通常需要持续的大量资金投入，要较长时间才能看出效果。
很难一刀切去判定哪种类型的捐赠更好，它们都是教育科研发展的必备条件，需要看如何更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着眼于教育软实力的资助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
既然这样，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很严峻，中国的高校更需要高精尖的实验室，为什么香港富豪选择把巨额财富捐给哈佛大学呢？就像前段时间，地产大亨潘石屹和妻子张欣也向哈佛大学捐赠 1500 万美元，资助在哈佛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
舍近而求远，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其他受资助的组织，目前中国整体上缺乏对巨额捐助的专业化的管理和监管。譬如，是否有合理的机制筛选和评估科研项目，确保资金的使用和分配符合资助的意图？
是否有专业的资产管理团队，能够安全有效地规避经济风险？是否有具体的监督机制和机构，能够长期跟踪教育项目，避免挪用。这些会是富豪们资助时的重要考虑。
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三是年来邵逸夫坚持在国内盖教学楼，毕竟那是实实在在的，也可以验收的。陈氏兄弟和潘石屹夫妇的选择，表现华人富豪在热切回应公益界、承担社会责任，与谨慎选择资助领域、资助对象两者之间的平衡。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选择向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教育界和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新的问题：如何才能激励更多大陆富人，愿意大力支持国内的科研和教育项目？
尤其大陆亿万富豪人数，已经占华人财富圈半壁江山。根据 2013 年《胡润珠三角富豪榜》显示，仅珠三角地区的亿万富豪就有 8000 位（人民币计算）。
2013 年 Wealth Insight 研究机构公布的全球亿万富豪报告更发现，香港、深圳和广州三地富豪密集扎堆，总人数与第一位的纽约不相上下。因此，鼓励出更多的隐形富豪，将财富摆向教育领域，尤其关注研究项目，是摆在我们面前急迫的现实问题。
《新京报》时评：向获“壕”捐的哈佛取取经
据报道，香港恒隆集团陈氏家族 9 月 8 日宣布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款 3.5 亿美元，刷新哈佛自建校以来最大数额的单笔捐赠纪录。而该学院也将以恒隆集团已故创始人陈曾熙的名字重新命名。该事件甫一曝出，就引发网民热议。
国内高校缺乏捐赠吸引力
潘石屹“越洋捐赠”，陈氏兄弟豪赠哈佛，都是中国富人，都是捐赠国外高校，也正因这些关键词，它迅即引起热议。而捐“内”还是捐“外”，这样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慈善文化还不够成熟，仍有些偏隘；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国内的大学基金会工作难尽如人意。
包含“狭隘”情节的慈善观，不仅在社会公众中存在，在《捐赠法》中亦有体现。2011 年 5 月清华大学“真维斯楼”遭网络吐槽为“卖身”，该楼之后也被迅速摘牌，映射的就是这种不成熟。从法律上讲，现行的《捐赠法》中还明确提出“捐赠人出资新建的工程项目，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冠名捐赠是国外通行的一种捐赠方式，陈氏家族方面就表示，这笔捐款是为纪念自己的父亲陈曾熙。试想，如果这笔钱是捐给国内高校，能冠名吗？它很可能面临各种质疑，还有复杂的行政审查。
在慈善相对成熟的社会里，公益组织应对捐款人承担的责任包括：所有的善款用于帮助实现基金会的使命、获得适当的表扬与认可、获得基金会的审计报告、工作报告以及对捐款人隐私信息的保密等等承诺。
而这一系列制度性的保障，在国内大学的基金会依然难以实现，究其表面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制度，深沉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的理事会大多由大学现任行政领导担任，是大学行政体系的附庸。所以，国内大学基金会如何让自己转变为一个教育类慈善公益组织，而不是大学校长支配的小金库，至关重要。
据哈佛相关方面介绍，陈氏家族承诺捐赠的 3.5 亿美元，将用于帮助发现和推动应对全球流行病等方面的研究。这表明，陈氏家族不是捐钱给大学盖大楼，而是用于前瞻性地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持续多年的研究，也源于此，捐款使用的透明化就成了保障捐赠人捐赠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而当下，国内高校的基金会善款使用，给社会的感觉还是用于盖大楼、奖学奖教、学术交流与开会，而不是学术研究，这也是中国大学基金会亟须通过透明化运作来改变的。 □才让多吉（公益人士）
哈佛们擅长“公司化筹款”
陈氏家族豪赠哈佛，引发一片唏嘘。为什么是哈佛，为什么解囊如此慷慨……这些问题背后，牵涉到的也是美国大学怎么“筹款”的命题。
对美国私立大学而言，社会捐赠是其筹款的主要渠道。全美 10 所获得捐款最多的大学中，9 所为私立大学。为了生存，各私立大学往往会在筹款方面使出浑身解数。
在美国，校董会、校长和教授共同承担大学的治理责任。校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公司化管理，主要通过筹措资金、批准学校预算及物色任命校长等途径为学校的发展“掌舵”。公司化管理的好处在于能更专业地“敛钱”、更透明地“花钱”。像哈佛，拥有北美最古老的校董会，也是美洲现存最早的公司。
在大学内，作为校董会资深成员的校长，筹资能力极为重要。学术事务的管理则主要由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完成，在预算制定和具体开销方面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如果教授们感觉意见未被尊重，还可联合起来把校长“炒掉”。这种分工协作的资金运作模式，也保证让捐款能通过学术活动实现特定的公益性目标。
与母校“有感情”且事业有成的校友、院友们，则是重要的筹资对象。在激烈竞争下，有的学校不惜鼓励跨学院募集，成立海外校友会，以专业团队负责海外“金主”的劝募。此次陈氏集团给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捐款，亦是循此途径。
同时，就像僧人往往托钵行脚接受布施一样，大学在接受捐款后对应的“礼数”也不可少。让捐款人感到荣耀，才可能产生“大家一起捐”的示范效应。为动员校友们的积极性，美国大学一般都设有校友会及从校友中遴选产生的监察委员会，“巡视”和监督学校发展。对大笔捐款，冠名权和成为校董也是理所当然的。如哈佛大学最早就叫“新学院”，后来为感谢牧师约翰·哈佛的捐赠才改名为“哈佛学院”。
当然，美国私立大学竞相争夺社会捐赠的背后，也有很多问题。在“精英治理”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名校校友间动辄相互扶持、提携，对社会资源的隐形垄断也如影随形。这种负面效应值得警惕，也是国内高校借鉴“他山之石”时当纳入考量范畴的“另一面”。 □史泽华（北外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