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双语网特约记者罗四鸰图文报道】3月1日，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麻省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吴国盛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讲座，介绍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关系。
上图：吴国盛教授在演讲中。
科学从何处而来？它与基督教有何关系？讲座开始，吴国盛教授首先指出了中国人对科学的一个常见误解，讲科学等同于技术，然后又将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对近代科学的基本知识知之甚少，甚至连科学界的老学者对科学错误的理解，不知科学从何处而来。
对此，吴国盛教授指出，要理解近代科学，要知道科学的两个基本背景，一个来自希腊，一个是基督教。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吴国盛教授主要针对近代科学的基督教背景进行了分析。在吴国盛教授看来，基督教有两个特点，一是基督教实际上希腊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生长出来的；二是基督教传教缓慢，花了好几百年才真正兴盛起来，这两个特点使得基督教积累了丰富的与异教徒打交道的经验，也让基督教能够处理好理性与信仰的问题。
基督教是如何处理信仰与理性这个矛盾呢？
在早期婢女阶段，基督教视异教徒学术为婢女，把科学视为神学的婢女，如奥古斯丁，他终身思考理性与信仰的问题。婢女不是污蔑科学，其意思是说，异教学术虽然是错的，但是可用的，离不开的。纯粹理性单独存在没有用，但可以服务于神学。
接下来是中世纪。吴国盛教授指出，欧洲中世纪其实最多五百年，并非我们想象的慢慢长夜一千年。到了十世纪或是十一世纪，欧洲其实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复兴。欧洲的复兴其实有两次，第一次是十二十三世纪的学术复兴，第二次是十四至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第一次学术复兴经常被忽视，但实际上非常重要，它有几个要素：第一个是大翻译运动，借助十字军东征以及西班牙，在欧洲东西两边同时进行大翻译运动，将古希腊学术带进欧洲；第二个是教皇法律革命，教皇法律革命首先继承了罗马法，把教权和皇权区别开来了；其次，教权和皇权的分开又让第三势力市民社会得以出现，在城市发展中最深远的意义便是大学的出现，并让大学成为自由学术的坚强堡垒。第三，就是经院哲学的出现，它取代了教会哲学。它和教会哲学不同，是基督教会处理理性和信仰的第二个阶段，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被称为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亚里士多德从希腊接过来，也就是把希腊的理性接过来。因此，也可以说经院哲学是中世纪的科学形态。它把希腊哲学提升了，认为异教学术和基督教一样重要，处理真理的不同方面，接近双重真理说。在那个时候，经院哲学都必须从艺学院开始，这就使得他们对希腊学术和神学是一视同仁的看待的。这就使得希腊学术在艺学院可以独立生长。第四，还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左右成为正统权威，但依然受到无穷的批判，如1273年就有一场大谴责，对亚里士多德进行谴责。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大学讲亚里士多德，但也可以批评。
可见，教会自始至终是允许希腊学术存在。最后便是唯名论革命。唯名论者高举上帝全能的旗帜，为近代科学和现代性开辟了道路。现代性就是在唯名论所毁灭的古典文明大厦的瓦砾中重建的一个东西，将赋予神的全能赋予了人，主体性开始觉醒。这就带来两种革命性的变化：一是将希腊人求真的科学转向求力的科学；二是把世界表象化图景化，这又有几个标志，如数学化和量化，就会使得世界去质化；还比如时间，过去时间都是循环的，基督教弄了一个单向线性时间观，这就颠覆了过去的时间观，这是现代性的基础，此外，基督教还有一个普世时间，这就非常了不起，发表钟表，要求全世界有一个统一的时间；此外，空间也如此，希腊的空间观与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空间在平权化。时间、空间和数学化正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形而上学基础。
最后，吴国盛教授总结道，可以说近代科学史以基督教作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不知道基督教，是没法理解现代科学的。只要稍微追究下科学哪里来的，第一就要追究到希腊，第二便要追究到基督教。
吴国盛教授的讲座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主持。此次讲座为哈佛沙龙第一期讲座。哈佛沙龙（Charvard Forum）为几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发起的小型家庭主题沙龙，站在哈佛，思考中国与世界。沙龙追求真知，秉持兼容并包、独立开放精神。目前暂定为双周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