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松，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
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追忆方大曾，我的内心感到非常温暖和激动！1937年11月8日，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的时候，范长江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小方在，他是一定会来的！”而今天，他仿佛真的来了！方大曾终于浮出水面得以重现了！感谢中国记协！
1937年9月至今，小方失踪已经78年了，他的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在漫长的等待中相继离世。这78年间，我们的国家，也早已从抗日的硝烟中崛起，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光荣的时刻，这么多新闻界的领导、专家和记者朋友，一起从尘封的历史中重现方大曾的人格与光辉，充分彰显了社会进步中的国家责任，是对所有为抗战胜利献出生命、作出贡献的新闻界先驱们最好的纪念和怀念！
1999年秋天的某一个下午，我在夹杂于报纸间的一页传真上，第一次看到了方大曾这个陌生的名字，从那一刻起，这个被范长江先生念念不忘，屡次提到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好奇。不久，在陈申先生的帮助下，我见到了时年85岁的，方大曾的胞妹方澄敏，至今我仍然无法忘记老人无助的表情和面颊上的两行泪水，木盒中哥哥留下的837张底片，数十年历经劫难，被她整齐的排列着。阳光下，一张张黑白底片向我展开了60多年前，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打响全民抗战第一枪的震撼场面，我不敢相信这些珍贵的照片出自一个25岁的青年人之手，我心里忽然有被一种力量牵引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决定要寻找、重现消失的方大曾。
我对于方大曾的寻找是从北京图书馆的旧刊库开始的，纸张发霉的味道，提醒着我正在面对历史，他们无声地排列，考验着我的诚心与耐心，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我在三十年代的书海中查找着方大曾的名字，每查到一次就欣喜一回。当《卢沟桥抗战记》、《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血战居庸关》、《抗战图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等一篇篇通讯一幅幅照片被陆续找到后，方大曾的战地足迹隐约浮现。
由于方大曾失踪的时候只有25岁，尽管他在当时已经闻名于长城内外，但是他彗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得《中国摄影史》中关于他的描述加起来不足一百字，新闻史的各类文本中也难觅其踪。先期采访开展的并不顺利，我一个人或火车或汽车或步行，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县，去史志办、博物馆、报社查找资料，询问情况，被当做过假记者，也常被拒之门外。
我曾经给当年方大曾出现过、采访过的地方发去信函，希望找到线索、信息或者得到帮助，但石沉大海，均无回音。好在一路寻找，一路宣讲，小方的事迹感动了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如保定史志办的孙进柱等，他们在报纸上发表《加入寻找方大曾的行列》《踏着方大曾的足迹》等文章，带我寻找战争遗迹、查阅地方志、描绘战事图、访问知情人。艰苦的寻访，虽然找到与小方直接关系的内容不多，却播撒下了寻找方大曾的种子，是他们让我更加坚定了寻找的决心。
随着采访的深入，随着对方大曾留下的资料和照片的深入研究，小方时代的人物景象，他在生命和照片之间选择的身影，仿佛一下子动了起来，和现实中的我们有了气息的沟通，观察被拍摄对象脸部的表情和反应，我似乎看到了他们对面，在民族危亡最深重的抗日战场上挺身而出，年轻、热情、活力四射的小方。我想应该拍摄一部纪录片，也许，这是最好的寻找方式。
令我高兴地是，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得到了我供职单位，中央电视台领导和相关人士的大力支持。我忘不了老报人穆欣帮助找到的，小方离家后，在保定写的《前线忆北平》、忘不了战地记者苗培时对于艰苦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的口述、忘不了亲历者王逸民老人对日军暴行的愤慨、忘不了老领导陶鲁笳、屈健、马明对石家庄、太原、大同抗战初期的讲解、更忘不了范长江夫人沈谱对小方亲切的回忆。这些年，他们其中的人大多数已经作古，这些事，却萦绕在我心头不肯离去。
拍摄紧张时，正值父亲食道癌晚期化疗期间，我无法照顾，唯有母亲一人陪伴着他。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我保证每到一地给他打一个电话，告诉他工作进展。2000年9月11日下午，正在中法大学旧址拍摄的我，接到了父亲的病危通知，第二天我赶到老家医院的病床前，他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9月13日父亲病逝，享年57岁。三天后，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为保证纪录片《寻找方大曾》11月8日在新中国首个记者节顺利播出，我带领着摄制组继续上路，这一次，我的背囊里多了一张父亲的照片。
线索中断，拍摄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读读方大曾写的通讯，找线索，也找动力。经过八个多月的采访、拍摄和编辑，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终于按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完成了向新中国首个记者节的献礼，并荣获了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当我把纪录片交给方澄敏老人时，她把光盘紧紧地抱在怀里，泪水流个不停，这时候，由于中风，她已经无法言语了。就在方大曾留下的837张底片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的前10天，寻找哥哥半个多世纪的方澄敏闭上了双眼。除了难过，我暗自想，一定要帮助老人实现她的两个愿望，为哥哥出一本书，办一个展览。
寻找方大曾的过程，是我心灵不断接受洗礼的过程。有段时间，我在宿舍的墙上挂满了小方的照片，无论题材是民生、战争抑或风物，他从来都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小方从未在其中表现过丝毫唯美和猎奇，他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民众命运的关注者、国家兴亡的承担者，他的双脚始终踩在大地上，心跳从未离开过中华民族的脉动，寻找方大曾本身也是对自己职业精神的反省，对自己心灵世界的净化，由此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新闻人，如果脱离了民众和家国，脱离了生活和现实，再炫动的画面也是空的，再华美的辞藻也是假的，要用实心，动实情，写实迹，见实效。
寻找方大曾的过程，是我作为一名新闻人，职业理想不断升华的过程。我始终相信，不用内心去感知，镜头是虚浮的，不用双脚去丈量，解说词是没有温度的，真正的纪录片是严谨和真实，不是炫技和讨好。我想，方大曾不仅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感动相遇，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更是发掘历史遗存，传承民族精神，弥补国家记忆的责任和使命。我拍纪录片也好，写书也好，由最初的好奇，寻找方大曾这个人，到不知不觉对于一种精神的认同和追随，这本身也是对自己职业理想的实现。我在长时间的寻找中，努力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这个年轻人用生命做胶片，为我们真实纪录了当年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在当时，他的报道鼓舞了中国人抗日的士气和斗志；在当下，抗战胜利70年之际，他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当时民族危亡的珍贵图本。我想，方大曾本人更是今天年轻人的楷模，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选择了与祖国共患难，用新闻人的情怀，践行着一个中国人的气节和良知，因此，重现方大曾在当下极具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对国家记忆的延续，民族精神的传承。
十五年，从一部纪录片到一本书，是方大曾精神重现的历程，更是我职业成长的见证。
最后，我想用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在封笔多年、阅读《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后写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方大曾有关卢沟桥亊变和抗战前线的一大批新闻照片，是对伟大的全民抗战的忠实纪录。它体现了抗日军民抵御外侮敌忾同仇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气和斗志，也保存了许多拍自第一现场的珍贵画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我们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杰出的新闻摄影记者感到骄傲。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