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双语网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前夜，一首上世纪30年代的名曲《思乡曲》在迎香港回归的北京主会场上唱响，那深沉缠绵、委婉多情的旋律感动了亿万听众。人们眼里噙着激动的泪花，在《思乡曲》的歌声中，共庆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武汉籍著名音乐家夏之秋。
提起夏之秋，人们一定还会想起他于1937年在武汉创作的另一首影响更大的抗日爱国名曲《歌八百壮士》。这首沉雄豪迈、坚定激昂的歌由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在汉口三教街俄国俱乐部首唱，“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在武汉响起，很快传遍千山万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成为鼓舞全国军民奋勇抗日的响亮号角之一，一直传唱至今;1993年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夏之秋（上图）的一生是充满风雨而又卓越的一生。
壮士英名歌八百
夏之秋，原名夏汉兴，1912年2月出生于汉口。3岁时母亲去世，5岁开始坐在父亲的膝上学习风琴，8岁开始学吹小号。在武昌文华中学学习期间，他担任学校铜管乐队队长，学会了吹奏各种铜、木管乐器，常常为校乐队编写乐曲，显露出过人的音乐才华。18岁时，父亲去世，夏汉兴秋半工半读，考进华中大学攻读物理。
当时，武汉爱国实业家周苍柏十分赏识夏汉兴的音乐才华。1936年，周苍柏慷慨解囊，资助夏汉兴同自己的女儿周小燕等一道报考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夏汉兴顺利考入作曲系，从此放弃了物理，师从萧友梅、黄自、吴伯超、李惟宁等名师学习作曲和钢琴，并从师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当时远东唯一的交响乐团)首席小号、俄裔演奏家杜甫洛夫斯基学吹小号。夏汉兴第一次试吹小号时，老师就批评他号嘴唇位不正，他以最大的毅力从头学起，“拔牙换齿”，刻苦钻研，甚至走路时都不忘记练习快速吹奏法。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小号演奏水平进步很快;1937年，杜甫洛夫斯基竟把自己在上海工部局乐团领奏小号的席位让给了他。夏汉兴成为乐团中唯一的中国人，被称为“东方第一位小号手”。
“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夏汉兴回到故乡武汉。这时武汉已成抗日救亡中心，聚集着来自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音乐工作者。夏汉兴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并被选为音乐组长;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人筹建全国歌咏协会，并担任理事。重建武汉合唱团，担任团长兼指挥，激情万丈地带领队员高唱抗日歌曲，激励民众抗战救亡的斗志。
淞沪会战中，谢晋元率领八百战士孤军奋守闸北四行仓库的英雄世迹传遍全国。一天，夏之秋在汉口女青年会指挥合唱团排练时，诗人桂涛声把他写的《歌八百壮士》歌词送到排练场，请夏汉兴谱曲。夏汉兴看了歌词，热血沸腾：‘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歌词里那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与夏之秋的心情十分吻合，一下子便感染启发了他。紧紧握着桂涛声的手说：“歌词写得太好了，我会很快谱出来的。”
夏之秋回家后，连夜把歌词作了调整，谱起曲来，此时此刻，一幅幅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画面，一幕幕日寇残酷屠杀中国同胞的惨景，一齐涌上他的心头，全国人民的满腔悲愤，“我力图用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他彻夜不眠，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谱写出了气势磅礴的曲子。几天后，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在汉口三教街俄国俱乐部首次独唱这首歌，由夏汉兴钢琴伴奏。“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在大武汉响起，从此传遍华夏大地。武汉《大公报》发表社论，赞扬“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这一口号唱出了四万万同胞的心声”。社论中“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这句话打动了夏汉兴，他从此改名“夏之秋”，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运动。
《歌八百壮士》传唱开后，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1938年的电影纪录片《八百壮士》及20世纪80年代台湾故事片《八百壮士》都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歌。1940年，夏之秋指挥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演出时，张治中将军对他说：“歌写得很好。将‘中国不会亡’这句改为‘中国一定强’，是不是更好些呢?”几天后，夏之秋与周恩来说起这件事，周恩来说：“文白(张治中字)的建议有他的理由。”于是，这首歌便有了两种不同的歌词。在台湾歌坛，如今仍然唱的是“中国一定强”。
一片歌从武汉来
夏之秋领导的武汉合唱团是当时武汉最优秀、影响最大的歌咏团。1938年随着战局变化，武汉危在旦夕。夏之秋与队员们几经商议，武汉合唱团自费赴南洋宣传抗日，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1938年9月，26名多才多艺的博士、硕士、学士辞去了海关、银行职员、洋行经理、学校校长、教员等优越的职位，在夏之秋的带领下，从武汉出发，携着歌声和激情走向南洋。
武汉合唱团的足迹遍及新加坡、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吉隆坡、槟城、霹雳、怡保等城乡各地。每次演出时，团员们激情饱满，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日爱国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等抗战剧目等，台上台下融为一体。许多华侨感动得热泪盈眶，踊跃献款认捐。新加坡华侨潘国渠曾为武汉合唱团赋诗一首：“狂寇江山半壁颓，图存必胜是兵哀。鸡鸣海外天如晦，一片歌从武汉来。”
1938年11月，演出团途经澳门。一天晚上，夏之秋在街头偶遇一位卖唱艺人边拉边唱，那忧伤的曲调触动了他的思乡之情。于是，他借用艺人所唱的一句曲调，吟成了《思乡曲》的旋律。1939年5月，合唱团团员戴天道在新加坡为此曲调填写了歌词：“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一夜里炮声高涨，火光布满四方，我独自逃出了敌人手，到如今东西流浪。故乡远隔在重洋，旦夕不能相忘。那儿有我高年的苦命娘，盼望着游子返乡。”
这首歌由“起、承、转、合”的四个乐句构成，手法凝练，音乐形象鲜明。这首饱含深情思念故乡的歌曲，表达了抗战期间千千万万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的真实感情。它一经演唱，无数华侨为之深深打动，成为武汉合唱团在南洋的必演节目。
在南洋演出时，一些华侨学生做花到大街上卖，用这种形式来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募捐。陈嘉庚先生的秘书潘国渠为此写了一首《卖花词》：“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这是解放之花，买了花，救了国家……”夏之秋受到华侨卖花募赈的爱国之举启发，在新加坡为它谱了曲。《卖花词》很快就在南洋华侨中流传开来。直到今天，这首《卖花词》仍在南洋、港、台的群众中传唱着。在南洋巡演的过程中，夏之秋创作了不少歌曲，其中《思乡曲》和《卖花词》影响深远。
1938年9月至1940年4月，武汉合唱团历时1年7个月，在星马各地举办演唱会130场，发表演讲172人次，募集抗战救亡资金230万元(相当于当时国币一千余万元)，为祖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1940年合唱团回国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筹赈会给每个团员发了500美元旅费，但夏之秋、黄椒衍、戴天道等合唱团领导人却把他们的那份旅费和《歌八百壮士》在新加坡出版的稿费一并捐献给了祖国。夏之秋只身拿着陈嘉庚写的介绍信，搭便车绕道缅甸辗转回到重庆。
泽被后人歌今世
1949年全国解放，夏之秋回到武汉，先后在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湖北中原大学、武汉中南音专执教，后调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志愿军进行曲》，热情歌颂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武汉长江大桥竣工时，他看到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激动不已，创作了《长江大桥颂》合唱曲。
夏之秋编著《小号吹奏法》，先后再版10多次。后翻译了美国朱利亚特音乐学院教授哈里·伯夫的《圆号创新教程》，介绍世界先进管乐学派的经验。
夏之秋培养了大量优秀铜管乐演奏和教学人才，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夏之秋说：“我接受过别人无私的援助，接受过我的老师对我深切的关怀。所以我也要帮助那些有才有志的学生，培育他们成才报效国家。”他一辈子生活俭朴，但对有困难的学生总是解囊相助。
夏之秋不仅在作曲、演奏、教学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乐器制造方面也有杰出贡献。成功研制“平均律小号”(又名“夏氏小号”)，1993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专家认为：“这是一项突破性的改革，是彻底完善小号性能的重大步骤。”
1993年5月12日凌晨，夏之秋走完了坎坷而卓越的人生之路。在追思会上，他的亲人、同事、学生和朋友选择了雄浑悲壮的《歌八百壮士》和深情委婉的《思乡曲》为他送行……;他的学生廖辅叔教授送上了一副挽联：“壮士英名歌八百，宗师遗泽被三科”。(蔡家园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