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军乐队指挥罗浪谈《黄河大合唱》

【编者按:在波士顿华人即将于10月11日举行千人《黄河大合唱》音乐会之际,这篇罗浪先生的回忆录对大家理解《黄河大合唱》的历史背景非常有帮助。罗浪先生于今年7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李丹阳等采访整理/《近代史资料》

罗浪(1920—2015),原名罗南传,福建德化人。指挥家。1938年入陕北公学,同年入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1939年后,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战线剧社及军区抗敌剧社,从事音乐工作。1948年组建华北军区军乐队,1949年任开国大典联合军乐队总领队、总指挥。后历任上海市文化局音乐室主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中央广播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片室主任等。主要音乐作品有《五壮士之歌》、《从军曲》、《英雄赞》、《子弟兵进行曲》、《保卫胜利果实》、《一分区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哀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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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大半个中国,远赴延安去抗日

我是福建人,我的家乡在福建德化一个叫做戴云山上的小山村——雷峰镇潘祠村。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教书的,诗书传家。开始时我父亲也教过私塾,“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母亲跟着做饭,家里比较困难。后来我父亲上了德化县的师范,毕业后就当了学校的教师。我小的时候曾跟父亲读书。后来因为家乡闹匪患,我父亲就下南洋去马来亚了。去了时间不长,因为我祖母有病,他就回来在县城教学,养家。在我九岁的时候,家乡匪患又起。这次父亲带着我们一起逃到马来亚和新加坡。我父亲在那里也主要靠教书为生,后来他自己办了个小学,还兼任过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记者。抗战时期,他曾在当地参加华侨组织的支援抗日的团体,当过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解放后我父亲当过德化县侨联主席。

我13岁时回国在福建省的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再次去马来亚随父亲谋生。1937年我从新加坡回来,到上海考了高中,但还没有怎么上,就遇到八一三事变。那时整天都是枪炮声,还有飞机轰炸。一次轰炸后,我看到一个人半个脑袋没有了,还在路上跑,旁边有人跟他说,他一摸头,一下子就倒下了。我无法继续读书了,就乘难民船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到广西继续读高中。

在桂林,我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宣传。当时有不少东北人流亡桂林,我和他们一起演唱“我的家在东北送花江上……”。那个时候,学校里有国民党军队的人员对学生进行军训。一次,我与学校军训人员发生冲突后,正好我父亲寄来生活费,我就和学校说父亲病了,我要回去探望,请假离开了学校。当时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去了香港,找我在难民船上结识的陈沫大哥,那是1938年。

陈沫也是马来亚华侨,比我大一岁,我一直管他叫老大哥。他的父亲在香港开了一个不大的布店。陈沫大哥对我说:延安有个共产党,是抗日的,咱们一起到延安去吧。那时,我父亲寄来的生活费已经差不多花完了,是陈沫从家里拿钱帮助我,我才能去延安的。

我们先去找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那里碰到在马来亚当过老师的广东人陈敏老大姐,她带了几个华侨学生(包括她的亲属)也要去延安,于是我们一起结伴出发。在香港的办事处,我们得到了廖承志的帮助。以后我们途经广州、武汉、西安,都是到八路军办事处。从西安再往延安去,先坐了一段汽车后,没有路,也没有汽车了,就徒步走了将近一天,到了延安南面一个叫看花宫的地方,进了那里的陕北公学。从香港到陕北这一路上,陈敏老大姐是我们的领队。到陕北公学时,我们一共有十四个人,都是归国华侨青年,都是到延安参加抗日的。那年,我18岁。

我到北方以后,日军攻占了香港和东南亚。1942年,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在马来亚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跟着冼星海学音乐:《保卫黄河》唱的就是战斗

陕北公学是当时党中央办的一所学校,从敌占区到延安的人都要先到这里学习。“陕公”的几十个女生住在看花宫,我们男生住在离看花宫一、二十里地的一个村子。我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几个月。这年底,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来陕北公学招生。鲁艺设有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等,要招好几十人,招收学音乐的、学美术的、学文学的。因为我在马来亚的时候,曾看见英国人吹号、拉手风琴、弹钢琴,我也多少学过一点,于是很多人动员我,我的老大哥陈沫也动员我去考鲁艺音乐系。

进鲁迅艺术学院需要考试,但那时,鲁艺对考生音乐知识的要求不是很高。考试时,我只唱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九一八,九一八……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考试的人说我唱得很好,说你到鲁艺去吧。我很容易就通过了考试,上了鲁艺音乐系,成为第三期学员。那次,鲁艺招收了30多名学员,我们步行了一周,到了延安的北门外,鲁艺就在那里。

1939年春节,鲁艺举行了联欢会,院长沙可夫讲话欢迎我们新学员,要我们好好学习,发挥各自的特长,为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做出贡献。那天我们听到许多名师,如杜矢甲、唐荣枚的演唱。我们新学员也作了表演,有汪鹏的小提琴独奏,朱荣辉的洋琵琶独奏,还有杜芬和我的口琴演奏。从苏联回来的沙可夫演唱了一首苏联的《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春节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每天课程都排得很满。音乐系的老师有冼星海、吕骥、向隅等。沙可夫也懂音乐,亲自为我们讲文艺史。我们很快学会了他和吕骥合作的鲁艺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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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冼星海(资料图片)。

我到鲁艺不久,就认识了冼星海。冼星海是广东人,那时,在延安能听懂广东话的人很少,我对他说广东话,冼星海一听,就说:“噢,你是广东人,咱们是老乡。”以后他对我很好,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家,那个小窑洞里去,教我拉手风琴,吹口琴等等。我学什么,他就给我个别指导。指挥和作曲我就是跟冼星海学的,他是个好老师。

我们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基础知识和文艺理论之外,还经常参加演出。我们排练演出过《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还演出了冼星海的名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在1939年5月首次公演的时候,当时乐队的乐器只有3把小提琴算是西洋乐器,其余的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口琴,还有一把用汽油桶自制的低音琴,打击乐只有鼓。那个时候,延安能有的乐器就是这些,真的是很简陋。现在一些影视剧里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乐队里圆号、单簧管都出现了,延安那时哪里有那些西洋乐器?太不真实。冼星海是到法国留学,学习的作曲与指挥,他能从当时的这点乐器出发,为大合唱编配出那么有气势的乐曲,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参加了这个不规范的小乐队,从排练到演出都经历了。演出时,我吹口琴、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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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有独唱、有合唱、有齐唱。一开始是过黄河,“嗨哟!划呦!划呦!”冼星海把船夫喊号子的声音都写进来了。《保卫黄河》是齐唱:“风在吼、马在叫……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风在吹着,马在叫着,游击队员们在战斗。这就是当时的战斗情景,是作者亲身体验到的。

1939年6月,中央决定由鲁艺、陕北公学、青年训练班等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要开赴敌后。所以,我在鲁艺学习了不到一年,就随华北联大、抗大和部队的一些同志离开延安,开往敌后晋察冀根据地。为什么要这么多人离开延安呢?因为那时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协定,对延安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使延安缺粮。所以我们离开延安,一个是要去敌后发展根据地、办学,一个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

1939年夏,我们从延安出发。走到黄河边,当时我印象很深,要下很陡的山,上面是黄土高原,底下是黄河。黄河水流很急,浪很大,从上往下冲,哗哗地响。我们想办法从浪比较小的地方搞船作交通工具渡过黄河。过了黄河,就到了敌人的后方。

我们一路上都是步行,没有车。我们队只有队长有一匹马,可以驮一些东西、办公用品什么的。我们经常在山上睡觉,没有房子,也没有老百姓,没有吃的,怎么办呢?就到处找,能买到什么东西就带过来给大家吃。吃的东西很简单,菜也很少,能够吃点粮食就足了。


到了太行山,抗大的人在那里安家办学校。我们搞文学艺术的人和其他一些人继续走,从太原北边,经过五台山向东走,就到了河北省平山,进入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我们正要在陈庄准备开课学习时,日本鬼子开始向陈庄进犯,于是我们在沙院长带领下,进入五台山地区,又开始了敌后的游击生活,在河北和山西交界的高山上隐蔽了一周。事后知道,鬼子扫荡我们的驻地陈庄,刚好进入了护卫我们通过封锁线的部队120师包围圈,被全部歼灭。“陈庄战役”之后,我们回到陈庄,在开课前,我们投入到庆祝陈庄战役的慰问活动中,沙可夫院长领着编写和赶排了《陈庄战斗》话剧,我们还排练了《黄河大合唱》,赶到120师部队驻地进行慰问演出。

约在1939年9月,华北联大在晋察冀根据地开学了,我在音乐系学习。我们把延安的文艺作品带到了晋察冀,《保卫黄河》的歌曲很快在全根据地传唱起来。但没有学习多久,到冬天我就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参加了一分区的“战线剧社”。那时哪里需要,调你去,你就要去。

《五壮士之歌》是如何创作的?

一分区司令是杨成武,政委是罗元发。杨成武是福建人,是从福建长汀参加的红军。他在和我说话的时候,知道我是从福建出来的,就用福建话问我:“你什么地方人?”我告诉杨成武、罗元发,我是福建出生,在德化、永春、香港读过书,还到过新加坡,所以我广东话、福建话、新加坡话都会讲。杨成武和我是福建老乡,就比较亲切。他部队里很多干部也是福建人。杨成武把我留下来当了战线剧社的音乐指挥和教员。我除了指挥,还作曲、教唱歌、表演戏剧。

一分区战线剧社大约有50多个人。战线剧社的历任社长有好几个人,当时不叫社长,是叫宣传队长。我在战线剧社的时候,队长是胡旭。杨成武知道我会指挥,他没有让我当队长,让我往音乐方面发展。有一次,杨成武要当时在晋察冀边区的诗人田间为一分区写一首歌,田间就写了《一分区进行曲》,由我作曲。这是个大合唱(唱:)“独立团,一一五师的兵团,独立团,红军的老兵团,过了黄河,就打了腰站战斗,这个是第一次的战斗,这个是胜利的战斗,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华北,英雄们底血肉勇敢冲锋,收复了七个大县城,建立一分区……”这个歌曲当时在一分区传唱。我还和田间合作写了歌曲《你为什么不当兵》。

在战线剧社,我们开始唱的最大的歌就是《黄河大合唱》。我到一分区后不久,杨成武就问我会不会《黄河大合唱》,我说会,他就让我指挥《黄河大合唱》,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我们演唱《黄河大合唱》的时候,除了剧社的人之外,还从部队抽出一些在歌咏比赛中唱得好的战士来参加演出,并叫来了当地小学校的一些学生,让童音充实女声部的演唱。在一分区,我们把《黄河大合唱》传唱了下来。我还指挥过《生产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还有一些晋察冀边区流传的歌曲和民歌。

一分区就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1941年秋天,日本军队来“扫荡”。杨成武指挥,带着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和独立团的主力部队,避开敌人的主攻路线转移,有一部分部队留在狼牙山。鬼子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周围的老百姓和部分地方的党政机关和游击队也向狼牙山跑。狼牙山里有不少树林,没有路,军民们就从树林里钻过去,转移到山北面的山沟里。一分区一团的一个班,在完成了掩护大家安全转移的任务后,为了不暴露军民隐蔽的地方,吸引日本人往相反方向的山顶上跑,边退边打,打死日军30多人,最后退到山顶。再往前,没路走;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没有了,日本人冲上来了。这个时候,担任掩护的五个战士先把枪扔下去,然后就从山顶悬崖往下跳。三人壮烈牺牲,两个人被树杈挂住,虽然受了伤,但还活着。老百姓发现后,把他们救了回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这两个战士活了下来。这就是很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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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剧照

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知道了这件事,表扬他们。我们战线剧社由魏巍写了《五壮士之歌》,我谱的曲。《狼牙山谣》和《五勇士故事歌》是我写的词曲。以后我还创作过《保卫一分区》、《七月小唱》、《当兵谣》、《抵制仇货》、《骑兵歌》、《军民抗战谣》等歌,并为歌剧《从军曲》作曲。

大约在1942年末,上级把我调离一分区,到了阜平,调到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当音乐队队长兼指挥。抗敌剧社是晋察冀第一个集中建设的文工团。我们抗敌剧社经常在军区各部队巡回演出。部队那时都在农村,和老百姓住在一起,房东住那边,我们住这边。所以每次演出的时候,老百姓跟着部队的官兵都来观看。

抗敌剧社演出的节目很多。我在剧社指挥过的歌曲有《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抗大校歌》、《太行山上》、《毕业歌》。凡是战斗歌曲、救亡歌曲,抗敌剧社没有不会的。有些是从延安鲁艺传来的歌曲,比如《二月里来》(唱:)“二月里来,好风光”。我还把一些歌曲改编成口琴曲。我会吹口琴、拉手风琴、弹风琴。

我们剧社演出了一些话剧、歌剧、活报剧等,如《兄妹开荒》、《农村曲》、《放下你的鞭子》、《夫妻识字》等等,抗战时流传什么剧我们就演什么。我曾为剧社自己创作的歌剧《千里寻部队》、《团结在晋察冀的旗帜下》、《李长胜抓俘虏》作了曲,我还创作了不少歌曲,但现在记不起来了。

抗敌剧社后来到了冀中。我在这个剧社一直工作到解放战争才离开。1947年清风店战役中,华北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活捉了军长罗历戎。罗历戎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时,聂荣臻是教官。罗历戎见到老师聂荣臻时说:他的这个军里有一支军乐队。聂司令让政治部派人把这个乐队收编过来。不久,我接到上级通知,去收编第三军军乐队。我就带着一个通讯员,骑着缴获的自行车,一处处跑,把分散到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的俘虏营里的乐队队员找来,大约有四十多人。1948年初,我们抗敌剧社乐队的十多个吹奏管乐的人,再加上这些收编来的演奏员,成立了华北军区军乐队,我任队长兼指挥。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奉命组建了联合军乐团。在开国大典上我指挥演奏的歌曲大多都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被定为代国歌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唱):“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流行的歌曲,至今仍然在鼓舞着人们。

(2014年4月13日郭聿林、李丹阳采访,罗浪之女罗新新提供帮助;郭聿林整理出录音稿;罗浪之女罗静根据父亲以前谈的情况,参考有关资料修改补充,做最后整理。原文载于《近代史资料》总13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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