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双语网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张恨水诞辰120周年，11月13至15日，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安徽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举办，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池州学院通俗文学与张恨水研究中心协办的“张恨水与重庆”学术研讨会暨张恨水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在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安徽、湖北、山东、广东、河南、浙江、江苏、四川、重庆、宁夏、台湾、韩国，包括张恨水亲属在内的5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出生重庆、远在美国的张恨水长女张明明女士向大会发来了贺信。
池州学院科研处处长杨小红教授、图书馆馆长韩虎林教授、通俗文学与张恨水研究中心主任谢家顺教授以及文学与传媒学院汤文益、向叶平副教授参加了研讨会。
现代著名报人与作家张恨水，1937年至1945年在重庆生活、工作八年，期间不仅和重庆建立了深厚感情，而且创作了大量与抗战有关的文学作品，体现了浓郁的家国情怀，在张恨水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
11月14日，与会学者围绕“张恨水与重庆”主题，以座谈研讨形式进行了会议研讨。会议展示了时代文艺出版社今年八月出版的七卷本《张恨水散文全集》以及重庆收藏家陈勇先生收藏的张恨水抗战期间赠送余程万的铜制墨盒。
台湾学者赵孝萱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博导汤哲声教授作主题发言。赵孝萱以《从〈巴山夜雨〉谈张恨水的文学史地位》为题，阐述了张恨水的文学史地位，使参会学者近距离聆听了台湾学界研究张恨水的声音；汤哲声通过对老舍、张恨水的比较，阐述了两者是中国抗战小说创作的双璧并分析了原因、进行了评价。
与会学者围绕“张恨水与重庆”主题，对张恨水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以及张恨水对重庆的文学书写、张恨水前后期创作风格转变、张恨水散文风格及其形成原因、张恨水创作的抗战主题及史学意义、张恨水小说文本的新视角解读、张恨水新史料的发掘等学术点作了深层次、多角度的研讨。通过研讨，大家就张恨水抗战作品的价值、地位，以及张恨水抗战文学先驱、抗战小说第一人等达成共识。
研讨会上，杨小红教授向与会学者分享了池州学院通俗文学与张恨水研究中心科研服务地方的经验；韩虎林教授畅谈了池州学院图书馆开辟张恨水作品及其研究的特色馆藏设想；谢家顺教授阐述了加强张恨水散文研究的必要性、散文创作的分期与特点，以及闲适冲淡中所显示的家国情怀；汤文益、向叶平副教授则分别论述了张恨水研究的思想史维度及小说《纸醉金迷》对男权意识的颠覆与超越。池州学院团队观点的集体亮相，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纷纷点赞与好评。会上，谢家顺教授还代表大会作了学术总结。
11月15日，与会学者还就张恨水重庆工作、生活、笔下的都市书写及南温泉旧居文化进行了实地寻访与研讨，领略并体悟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重庆文化。（供稿、摄影：池州学院院通俗文学与张恨水研究中心/编辑：檀向群/审核：丁伯林）
上图：张恨水女儿张明明（左一）出席2015哈佛春季中国文学演讲会（波士顿双语网资料图片）。
《北京青年报》：张恨水写鸳鸯蝴蝶，也写金戈铁马
今年是我国著名作家张恨水诞辰120周年。11月14日，四川外国语大学、安徽省政府参事院、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在重庆主办了张恨水研讨会和纪念会。张恨水之孙张纪先生应邀参会，并为本版组织本期文章，他说：“我祖父在重庆这片热土上生活工作了八年，写就了近八百万字抗战作品。作为他的后人来这里寻觅他的足迹，是为了做一个无愧于祖先的后人，感恩这片热土的养育，感谢与会的专家学者在这个领域的艰辛跋涉。”
他将“国难小说”提升到“抗战小说”
汤哲声（苏州大学教授）：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抗战小说创作量最丰富的作家。据2006年安徽张恨水研究会秘书处编《张恨水抗战作品目录索引》，张恨水的全部创作大约2800万言，其中有关抗战的文字就有800万言。这样数量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
张恨水抗战小说最重要贡献是将“国难小说”提升到“抗战小说”。自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后，抗战文学自然成为现代中国民族战争文学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些作品基本上写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一片惨痛之景，一片哀怨之声，属于“国难文学”。最著名的文集是阿英先生1948年初版、1958年由中华书局再版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
张恨水的作品使得中国抗战文学的风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写中国人遭受的惨痛的灾难，更写中国人站立起来抗争。不再是活得怎么惨，而是告诉你应该怎样活。从一片哀鸣的“国难文学”中走向了高喊杀敌，张恨水让中国的“抗战文学”走向了新的境界。
张恨水是报人作家，有着报人的新闻敏感性。他的抗战小说的素材很多来自于时事新闻，因此他的抗战小说纪实性特别强。在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南京保卫战和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如《大江东去》等；可以看到抗战后期著名的“常德之战”的全过程，如《虎贲万岁》等；可以看到中国军民敌后的抗敌活动，如《天明寨》、《弯弓集》等；还可以看到重庆人怎样跑防空洞，如《巴山夜雨》等。这些小说既是文学作品，也是中国抗战史料。
张恨水善于讲故事。他的抗战小说中都有好看的故事和浓厚的生活情趣，可读性强。所以老舍评价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外敌当前，奋起抗争，在中国文化浸染中成长的张恨水深知这是做人的大节。他在远恒书社1932年3月版《弯弓集·跋》中说日本人侵我是要奴役我辈：“一旦明枪执刃者夺门而来，视眈眈而欲逐之，方将奴隶犬马我兄我弟，虽焚吾庐，流吾血，倾吾家焉，吾亦死而后已，犬马奴隶，所不能也。”决不做奴隶，作为文人，不能拿枪抗敌，但可以提笔激励启迪国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主动放弃自己善写的社会言情小说，集中精力写抗战小说，他秉持的文化观念使其然。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超越流派，也超越雅俗。在他主持的《最后关头》和《上下古今谈》等抗战栏目中，既写正面战场上的事迹，也写了《怒吼吧，八路军》等敌后战场上的功绩。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期间接见了张恨水，说他的《新水浒传》写得好。
张恨水是个平民作家，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就是他写作的题材，抗战期间，老百姓当然关心抗战的事。写抗战故事自然是张恨水的必然选择。
他的文言散文甚至超越了古人名作
袁进（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研究所教授）：张恨水是现代最为重要的通俗小说家，他的主要抗战作品都是在重庆撰写的，他在重庆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过重要贡献。
首先，张恨水是极具抗战意识的作家，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起来创作“国难小说”。抗战爆发后，张恨水来到重庆，投身于《新民报》。他是较早描写抗日正面战场的作家，早在小说《冲锋》（又名《巷战之夜》）中，就根据他弟弟张牧野的亲身经历，刻画了天津市在沦陷前爆发的民众自发起来抗战的英勇事迹；在他的小说《大江东去》中，曾描写了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他还是运用长篇小说描写抗战重大战役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虎贲万岁》就真实地描写了国民党王牌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死守常德，全师最后只剩八十余人生还，终于打退日本军队进攻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像这样非常真实地描写抗战重大战役的长篇小说是非常罕见的。
另外，张恨水在四十年代创作了文言散文《山窗小品》，这是一组颇具艺术性的散文，因为是文言，不受学术界的重视。其实，白话和文言都可以创作出杰作，试以其中的《秋萤》为例。
秋萤写的是川东秋天，作者为我们展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漫漫长夜中的荒山野谷，沉沉的天幕前，隐约出现黑魆魆的山影，显得那样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暗夜之中，丛竹小树摇曳，其声飒飒，其影幢幢，动魄惊心，草间突然亮起一二豆大淡绿之光，闪烁几下，又悄然消失，恍如鬼火。冥冥之中，远方传来二三声沉闷凄惨的犬吠，人立在山涧断桥上，如临冥界，仿佛有走上奈何桥之感。
作者将独自一人面临黑暗产生的孤独与恐惧，发挥得淋漓尽致。此情此景，较诸柳宗元《小石潭记》的境界，似乎是更为凄绝了。然而，秋萤在积极意义上超越了小石潭记的凄绝。秋萤的点点微光又给作者以积极的启迪。西风中的老萤虽然生命力旺盛，毕竟抵不过自然界的规律，它面临死亡，仍然挣扎着发出幽光，连蛰伏石晾的秋萤也依然如星火着地，有一丝生命即发一丝光华。这使作者联想到面对社会黑暗面孤苦无助的文人的命运。
细察他的感喟，有面临死亡威胁的悲观与自怜，有面对黑暗的孤寂与忧伤，更有战胜死亡威胁实现自我价值的喜悦与自傲。它使秋萤的主题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超越了古人的散文。过去，文言散文因为新文学主流是白话，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同了，张恨水的创作有了新的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意义。
他后期塑造的主人公，为何聚焦“下江人”？
李永东（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作为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有着清醒的读者意识，能够根据各地的文化风气量体裁衣。抗战时期张恨水发表在武汉、香港、上海的小说，常常塑造“横强不甘屈服的人物”，而发表在重庆的小说，“则略转笔锋，思有以排解后方人士之苦闷”。由此可见，张恨水对重庆是“另眼相看”的。那么，张恨水的重庆书写与陪都的文化语境有何关系？他的重庆故事是怎样一种风貌？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写？
张恨水讲述重庆故事的小说，与他二三十年代以言情为主的路子有别，属于“社会小说”，“趋重于生活问题”的书写。
陪都重庆的公务员和教师众多，生活问题是中下层公教人员最头痛的，生活境遇的强烈反差又是知识分子最愤愤不平的问题。正是这样的环境、生活和情绪，决定了张恨水聚焦于公教人员的生活故事。张恨水的重庆题材小说讲述的主要是“下江人”的故事。小说通过人物形象、地域方言、隐性视点等信息，载负着下江人的战时乡愁。
到重庆后，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重庆题材小说更是风貌独异：诗词的点缀明显减少了，与情节发展不是很密切的情景渲染被压缩，不再有意设置悬念，而是依靠增加事件的密度和快速推进情节发展，通过宣泄战时流亡者的心理和情绪，来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叙事风格更为平实通俗。
张恨水重庆书写的风貌格调，包含了对重庆地域文化品位的理解和对战时陪都整体审美情趣的体味。
他不止写抗战，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作家
燕世超（汕头大学教授）：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所谓抗战文学，就是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包括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对敌作战，即描写或呼吁前线杀敌和后方支援前线的作品。这当然属于抗战文学，但并不全是。就张恨水的抗战文学作品来说，它还包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战争的深刻反思。
张恨水直接描写前线抗战的作品如《虎贲万岁》，直接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如《大江东去》姑且不论，他对于发生这场战争内在原因的思考无疑也属于抗战文学，从文化层面上说，也更深刻。
张恨水认为，抗战不止是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清除自身垃圾的过程，是从麻木走向觉醒、从沉沦走向振兴的过程，非此不能战胜侵略者。这样，张恨水的抗战文学作品就从文化的层面上被拓宽了。他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牛马走》、《纸醉金迷》描写大后方官商勾结发国难财、无视民族存亡、一派醉生梦死的可怕景象。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张恨水就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斯人记》的序言中写道：知识阶层只知道捧戏子，达官贵人陶醉于感官享乐，真是国家不亡，是无天理。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恨水把抗战与对民族文化的反思结合起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巷战之夜》前半部分写主人公张竞存弃文从戎、由小学教员成长为抗日英雄的历程，而后半部分则写张竞存来到大后方重庆，听到半夜时分，巷子深处，传来阵阵麻将声，这使他痛定思痛，读来触目惊心。
张恨水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巴山夜雨》，把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转向底层。他过去在长篇《丹凤街》中称赞下层民众有血气，同仇敌忾。但在《巴山夜雨》中，他的观点发生变化，他描写一些百姓的自私与麻木，唯利是图。他在全面开战爆发前还描写军阀混战，内乱不止，生灵涂炭。这无疑是遭受异族侵略的另一原因。在张恨水看来，一个麻木不仁、自私自利、喜欢窝里斗、毫无国家观念的民族怎么能够战胜异族侵略，又怎么不会被侵略呢？要战胜敌人，首先要战胜自己，克服自身的种种劣根性，清除本民族文化的痼疾，这就是张恨水抗战文学的深层意蕴。
张恨水不是一个单纯的爱国主义者，他实际上还具有悲天悯人的人类情怀，即对人类命运深切关怀。他在《巴山夜雨》中就以艺术的笔法抒发对战争的谴责，甚至对敌国民众的关注。他对和平的向往，对正义的坚守，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都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抗战，而具有人类的普世价值和理想主义。
对于张恨水研究的发展，我认为研究方法的更新至关重要。过去对资料的发掘与整理，社会的历史的研究是必要的，但若仅仅限于这些，就会出现许多重复研究、无效研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会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叙事学、传播学、神话学、文体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等方法都是可行的。
只强调“北平”而忽略“重庆”，那不是完整的张恨水
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单纯将张恨水定位为言情或通俗小说大师,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张恨水。从1938年1月到1945年12月，张恨水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文人一样，在重庆生活了八年，并迎来了其创作的第二个高峰。重庆之于张恨水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张恨水的创作，成名于北平，“完成”于重庆，只有北平时期的张恨水,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张恨水。重庆时期张恨水完成了从一个带有浓厚传统文人情趣的言情小说家向现实主义作家的转变。
从文学创作来看，重庆时期张恨水更是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成功转型。与北平时期的创作相比，张恨水的重庆写作无论是艺术境界、文学观念还是创作风格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可以认为，重庆写作是张恨水文学生涯的一次飞跃。重庆时期，面对新的政治、社会现实，张恨水的文学观念率先发生了“裂变”，他不再坚持“不必有功，而至少与读者无损”的创作“底线”，而是反复强调“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反映时代和写人民”成了张恨水40年代写作的基本价值取向。
毋庸讳言，张恨水的重庆写作也充满了某种悖论。一方面，张恨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小说的“时代意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与“意识”相比，“趣味”才是小说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力求“故事能在抗战言情上兼有”，在“抗战”与“言情”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和“结合点”。但在实际创作中，这种“两结合”的平衡关系却很难把握，这客观上造成了张恨水后期小说某种文本分裂现象，影响了小说的审美效果。
这样一个“城市”“现代”作家，岂“鸳鸯蝴蝶派”所能涵盖？
朱周斌（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我们对张恨水的了解仍然处于非常粗浅的层面。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现代性、现代化问题是如何由现代性（启蒙）、现代化（物质）层面同样并置和迫切的局面，最终变为现代性问题让位于现代化这一单向层面的过程，而对这一过程的了解，又意味着我们会直接地体验到其所以这样的原因。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但论及“乡土文学”时不提张恨水，而且，对于“城市文学”的研究也不提张恨水。这是由于，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张恨水以及鸳鸯蝴蝶派作品之所以不值得作为重点来研究，在于它们的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不乡村也不城市的多重混杂与尴尬成分。这种论述的标准，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张恨水这样被当时最为普通的广大市民读者所喜欢的作家为什么获得如此众多的欢迎呢？
尽管存在着如此重大的疑问，但是张恨水的作品仍然既不被研究乡村的研究者所关注，也不被研究城市的学者所重视。在讨论海派、京派这样流派的城市书写的时候，这一做法尤为普遍。这是一件让人尤其疑惑的事情。因为在张恨水的写作生涯中，他的名字、他的小说、他的随笔与散文，一直是在包括上海这样的城市的杂志上发表、登载，而且在城市人口中广为传播。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即使不再以“革命”与否作为标准，却依然排斥张恨水的作品，依然否认他的“城市性”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正是在“城市”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这一前提下，重新认识张恨水这样的作家的地位和意义，也在逐渐纳入人们的视野。这牵涉很多问题，包括必须重新认识“鸳鸯蝴蝶派”这一名词身上被迫附加的负面性。要想真正去掉这种“负面性”，最根本的步伐是，将“鸳鸯蝴蝶派”、将张恨水看作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代表性作家，重新确认他们的“新市民”身份，重新将他们放在现代性、现代化的链条中加以考察。这不是简单地将“鸳鸯蝴蝶派”及其传人张恨水装扮成爱国主义的、传统文人的形象，而是要重新挖掘原本就存在于他们自己身上的“城市”、“现代”的特征。
由于视点的变化，张恨水不再被局限于“通俗作家”这一身份中进行研究。相反，他是作为一个现代性、现代化的体验与观察者出现的，他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经典性的现代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