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探寻唐人街历史

罗四鸰,波士顿双语网专栏作家

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学家。这是我在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第一期捷迅上看到的一句话,在这句话后面,他们写到:“所谓历史,终究不过是个人与团体的回忆、经验以及他们所编织成的故事。”对此,我非常幸运自己找到了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这么一位出色地会讲故事的唐人街“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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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波士顿公图在唐人街分支在1938年就关闭了(图片来自波士顿公图)。





一天,我在中国超市买完东西,顺手在超市出口处拿了一份免费报纸《舢舨》,回到住所细细看,发现这是一份非常有趣的报纸。

《舢舨》的英文名字叫SAMPAN,我猜想这是广东台山话音译英文名,在唐人街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英文,比如点心叫“dim sum”,杏花楼叫“Hong Far Low”,“至孝笃亲”为“Gee How Oak Tin”(这个英文翻译至少让我琢磨了不下半个小时,后来还是珊姐用广东话念一遍我才恍然大悟,但我还是不知道那四个汉字怎么变成这个洋模样的。)

从这个颇带广东气息的中英文名字,我想你大概能猜出这份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吧。没错,其实它或许就可以说是波士顿唐人街报纸,创办于1972年,起初它是一份月报,自1984年改为周报,成为全纽英伦地区唯一的中英文双语周报,不过,确切地说应该是英中文双语周报,报纸首先使用的是英文,其次才是中文。

正是在那份2010年12月3日的《舢舨》上,我看到了望合墓园的消息,知道了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这让五亩地的唐人街顿时又膨胀了百万倍。

在波士顿城区的一所公墓中存有一块这样的碑文:“安葬此地的是19岁的中国少年阿周,他于1778年9月11日在波士顿号船上从桅杆堕下身亡。他的雇主约翰波立此碑以志纪念。”这是现在能追溯到的中国人在波士顿最早的足迹,也是唯一的线索。

1869年,美国人在庆祝完其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通车后,“毕竟他们曾经建造过万里长城”的中国劳工受到排斥,出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法案,中国人甚至不能靠近当时那里发现的金矿,于是便渐渐东迁。

1870年,第一批中国劳工75名来到麻省西北部的北亚当斯(North Adams)镇,受雇于当时一家著名的制鞋工厂山普森鞋厂(C.T.Sampson’s factory)。当时,工厂工人正在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老板山普森不甘示弱,于是便去加州招了75名华工,并签订了三年合同,合同写明第一年每月工资23元,后面两年26元,但衣食自理,住宿费从工资扣。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说,这些华工不到几天便学会了制鞋的每一个步骤,且生产速度极快,他们每周生产120箱,比工会工人多十箱,因此每周成本可降低四百元。

可以说,山普森试用华工相当成功,第二年虽然当时反对雇佣华工的呼声也出现在美国东部,但他又招了50名。据说,这些勤勉努力安分守己的鞋工还颇受好评,有妇女主动教他们英文,有教会邀请他们去做礼拜,甚至连工会的鞋工都赞扬他们:“没有一个国家的人,能像这些中国人一样,一百多人住在一起而不饮酒闹事。”

不过,三年后合同期满,由于制鞋厂进一步机械化,一部分工人失业了,他们有的回国,有的去了别的州,有的便来到了波士顿。当时波士顿的电话公司大兴土木铺设电话线雇佣了一批华工,除了鞋厂工人外,还有从西部乘横贯铁路而来的华工,他们在南火车站下车,就地搭了帐篷,把栖身的这个小巷子取名叫“平安巷”(Ping On Alley),这就是今天唐人街的所在地。如今当然找不到帐篷的痕迹了,我甚至在那巴掌大的唐人街找了许多遍,都没有找到这条叫“Ping On Alley”的巷子。这让我至今想起还懊恼不已。

据一位地理学教授统计,1890年左右在波士顿的华人大约200人,1900年大约500人,1910年约900人,因移民法的限制,女性极少,1905年全波士顿只有15位中国妇女,而男性约有800,到1940年,1792名华人中只有70名女性,可见,早期波士顿唐人街与旧金山等地的唐人街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单身汉”社会,与绝大多数早期移民一样,他们没有家人,去世后大多安葬于此。

在早期美国华人社区中,常有“粤人重洗骨葬,定期捡执遗骸,运回原籍安葬,以免孤魂靡托,旅骨无归”,这与广东地区“拾骨重葬”的民俗有关。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内战,运送棺木的习俗中断,这些孤魂旅骨便从此长眠于波士顿郊外的望合山上(Mount Hope)。

由于没有后人祭祀,这些坟墓很快成为荒冢,为了保存这段历史,1992年,唐人街内部组织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CHSNE,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ew England)成立之后,开始了这段历史的保存、还原工作。2007年3月,经过CHSNE和志愿义工的努力,花费18万美金,终于把埋葬在这里的超过一千五百名的华人移民的墓地修复完毕,并建立了一个电子资料数据库和一座“望合墓园华人移民纪念碑”(Chinese Immigrant Memorial at Mount Hope),让这里成为大波士顿地区纪念、凭吊早期华人移民的重要历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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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望合墓园的华人移民纪念碑(资料图片)。

不知死,焉知生。在看到有关望合墓园报道后的第二天,我早早爬起坐上橙线地铁,到达终点站Forest Hill 后又转公交车,在望合山下下了车,然而我却迷路了。Google地图搜索告诉我,我下车后只需走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望合墓园,然而我几乎绕着望合山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望合墓园,再然而,一条叫哈佛(Harvard)的公路又将望合墓园从中劈开,一分为二,于是在波士顿寒冷的初冬阳光下,我在两个望合山头林立的墓碑中找了半个上午,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无功而返。

一天后,坐在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的办公室里,Nancy告诉我,以那条哈佛马路为界,望合墓园分公共墓园与私人墓园,华人移民纪念碑在望合墓园公墓中的华人坟墓地带(那是当时墓地种族隔离地带),若是没有人带领,没有驾车,要找到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Nancy就是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现任行政主任。这个协会是1990年由当时唐人街内店龄第二长的果蔬市场新新公司东主黄绍英倡议组成的,1992年夏,正式在麻省州政府立案,成为纽英伦地区第一个以“采集、维护及发扬纽英伦地区华人移民史迹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任务是“要为华人在纽英伦大小城镇史志内争回应有的一席之地,并且促进跨越文化界线的相互了解及尊重。”

1993秋,协会在波士顿重建局所拥有的中华贸易中心(Boylston Building)内,争取到一间免租约的临时办公室,办公室每周二三四与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开放,我正是在一个周二的上午来到办公室见到Nancy的。

Nancy的父母在广东台山出生,移民到纽约州的Poughkeepsie市,在那里经营一家洗衣店三十多年。Nancy在哈佛大学毕业,获得社会学学士,之后又获得管理规划及社会政策硕士,如今她和她的丈夫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住在Brookline小镇。可以说Nancy 的家是一个典型的早期华人移民家庭,作为移民第二代,她不会说汉语(或许会说一些广东话),因此,我们的交谈也只限于表层了,这让我大有悔不当初没有好好学习英语之心。

幸亏,有文字与资料。更幸亏,有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若按性质,这个协会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组织,甚至只是一个完全靠义工与捐助运转的协会,然而协会严谨的态度与实干的精神,可以让一些出身名门正派财力雄厚的学术机构脸红。如在2003年的协会年度报告中,其中一项成绩便是“动用一千小时的义工完成了183个指标牌的移民档案资料纪录,该档案收集了从1911年至1955年的移民资料,共有两万个资料夹”。又如自2010年,协会将望合墓园中的墓地记录如墓主姓名、墓地确切位置与每一个墓碑的数码照片结合起来,并将墓碑上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建立了一个可搜索的数据库。

自成立之初到现在,这个协会一直坚持进行“华埠史迹行及多媒体史库”“从华埠到城中区”史料、“透过照片保存历史”以及对历史资料简报日常物品的收集等资料库的建设,还举行了Tyler Street故事展、Hudson Street原居民团圆会、妇女先驱展、“祖母的八宝箱”等活动,出版了《1870-1965在波士顿的中国人》《麻州华人经历与贡献》《波士顿唐人街历史》等图文集和DVD出版与制作等。而协会每年一期的《纽英伦华史捷讯》,可以说是我读到最有生活气息的历史刊物:既有专业的历史教授写波士顿与杂碎的历史,也有普通居民对儿时生活与叙利亚邻居的回忆;既有对清末官派留学生足迹的追寻,也有对早期移民踪迹的寻找;既有对中餐馆以及中国菜演变历史的追溯,也有对首批在本地种植果蔬的移民的介绍;既有对取得斐然成就的杰出华人颁发的“游子奖”,也有对青年学生鼓励的各种奖学金……薄薄十几页或是二十几页,中英两种文字,无非关乎当时唐人街中华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却让我再次跌进唐人街的历史迷宫,头晕目眩。

其中最让我好奇的是协会与哈佛慧琪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图书馆一起主持的“华美妇女口述历史计划”,专门记录1965年移民法案改革之前、居住于纽英伦地区三十岁以上的华裔妇女的故事,包括移美之前在中国的生活、移民的经过、家庭工作状况、在美适应、文化认同等各放慢的体验与遭遇,以真实反映当年妇女地位及社会状况。

在1997年的《纽英伦华史捷讯》中,我看到了口述计划即将造访的十一位妇女名单及简单介绍,既有目前为纽英伦地区职位最高的亚裔政府人员、公共图书馆馆长、植物学家、艺术家,也有普通的家庭主妇、在洗衣店女工、餐馆老板等。当我得知这个计划在招募志愿者义工时,我立即激情澎湃地向Nancy提出申请,Nancy却为难地向我摇了摇头。无需多说,我表示理解,点了点头——且不说我的签证没有给我足够的时间,单就是广东话便把我拒之门外。

于是,我只好对自己耸耸肩说,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