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鍾英， bostonese.com 專欄作家
【編者注： 趙鍾英老師1931年出生於南京，1937年隨家人到重慶，抗戰勝利後回到南京，1949年到台灣。在1950年作為小留學生從台灣來到美國後，趙老師60多年來經歷了美國社會和人生的許多變遷，但是她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瀟灑大方的性格卻沒有絲毫改變。】
2011年9月6日，“美食詩社”成員在GBCCA合影。前排左起：心台、趙鍾英、史君慧、何文、王啟華，後排左起：鄧光容、超歌、川流、李宇、徐景芬、齊雅明、張難。
出國
十月一日是我出國六十二年。當年剛剛建國中學畢業，考上的台大法律系捨棄沒去，聽到教育部長程天放的訓示，考中國地理，中國歷史及三民主義，再拿到國外四年大學獎學金即夠資格“放行”。父母一向讓我和弟弟為自己的前途命運作決定，當時的中學畢業生一窩蜂跑教育部，外交部，美國領事館，檢查身體，照X光，查砂眼，父母則忙著籌旅費。一切過關，我們一行有三十幾人，就成了第二批中學畢業出國的小留學生（首批是南京1948年出來的，我們是1950年）。
初生之犢不怕虎
不怕天高地遠，自己胸有成竹，簡單的行裝，許多人是坐船出國。我們為了要趕上美國學校九月中旬開學，因此選擇坐菲律賓航空公司。當年沒有十幾小時就橫飛太平洋的噴氣機，八百美金三天兩夜由松山機場飛香港，在馬尼拉過夜，經威克島，關島，再經夏威夷過關到美國。到舊金山時，有領事館的朋友來接飛機，安排暫住學生旅館，然後帶我們遊金門大橋，紅木區，唐人街。這金山大城確是讓我們開了眼界！還去了北灘坐各種遊樂玩意，嚇得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敢拿錢買罪受。至今孫輩們“上天”飛轉，我還是心驚肉跳，看也不敢看。
進美國大學1950-1954
赫貞江畔的維生大學在紐約城郊區，聖文森是一所貴族女校，是于斌主教在美國的住所，他是校長斯佩爾曼紅衣主教的好朋友，我既然考取了這女校的四年獎學金 (一千五百美金一年)，就不能有別的意念進哥倫比亞，耶魯及普林士頓。我一向是聽話的乖孩子好學生，於是花兩百美元從舊金山坐飛機到紐約，李神父，陳之祿神父及賴璉伯伯來接我和賴韻玟。（我們一直是好朋友，幾度同班同校。重慶南開中學，南京明德女中，台北她唸附中，我考上建中，一起騎單車辦出國手續，同機出國。賴伯伯等於是我的乾爹，他在聯合國做事，又是華美日報的館長，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六十年以前就喜歡玩弄筆墨，做小記者，給各家報紙開始寫稿，散文，做歪詩…）
上美國大學興奮至極。碧眼金髮的女孩子對我這少見的台灣遠方來的學生稀奇極了，我還算不錯的南開及中大附中的英文基礎，應付他們的對話足足有餘，可是上莎士比亞英國文學，美國歷史及社會心理學，西班牙文卻需要許多課外幫助。修女們格外對我重視，同學們十分熱心借我筆記講解。我是個幸運的寵兒，喜歡唸書也喜歡玩。剛上學的第一年我很辛苦，上大二我就能完全趕上了。
我的個性一向活潑，很容易交朋友，所以假期我總是被請到同學家去，從不寂寞。除唸書外，社交生活也很忙碌。當年紐約的男留學生都比我們大五歲至十幾歲，我們剛二十邊緣，追求的人特別多。賴伯伯總笑我的男朋友有一打，如果每個週末換一個，三個月正好轉一圈。二年級我就認識我後來結婚五十六年的李瑞駿，他是蘇州人，兩個酒窩，滿頭烏黑的頭髮，見了女生先臉紅，話也不大會講（上海口音的國語鬧了許多笑話。例如他打電話不能赴約，說他的腿壞了，我還以為他出了意外，原來是汽車的胎在荷蘭隧道裡壞了。上海蘇州的“甜”和“電”， “花” 和 “蝦”， “豆” 和 “頭”都分不清楚）。那時他已經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唸完學位，在紐澤西做小廠長了。他成熟穩重，事業心重，家庭觀念很深，就是不肯信天主教。後來于斌主教說服他，受了洗，我才答應嫁了他。其實我還有幾個好男朋友，大概是沒有緣分，不肯信天主教，從來沒有浪漫戀愛過，連手也沒牽，更別說接吻了，但卻是文字之交，一直是柏拉圖式的來往。以後有空，可以寫一本情書集，公諸於世，也許會是絕版。
四年大學過得飛快，誠如瑞駿所說，我不能一直玩下去，1954年他正好要換工作到密西根，不放心我留在紐約，既是天主旨意，六月一日畢業典禮以後，十二號我們就在西八十二街的聖三教堂由于斌主教婚配了。兩百多人參加婚禮，歡送我們去中西部。六個月以前訂婚的時候，我還不敢保證雄心勃勃的我會安安分分地定下心來做小主婦，我還想去哈佛唸暑校，哥倫比亞唸研究院，耶魯大學深造漢語系…訂婚後的六個月，受了在台灣母親的規勸，受了于斌主教的宗教薰陶，就暫時把學業的深造放在腦後，二十三歲不到就做了二十七歲的化學工程師的小婦人。感謝天主的恩賜，至今我仍舊沒有後悔當年的決定。
在密西根的兩年1954-1956
格蘭德黑文是密西根湖東岸的美麗優雅的小城鎮，離芝加哥開車三小時。鎮民樸實可愛，我們是唯一的中國家庭，頓時我們出盡風頭。報紙常常登載我們的一舉一動及中國背景。婦女會，學校，教會，童子軍，常常請我們去演講。尤其過中國年時，我把衣箱裡媽媽出國前為我做的十幾件繡花旗袍請了社區的名人穿上做時裝表演，為教會捐錢，也要我教做中國美食，寫中國字，畫水墨畫，唱中國歌。幸好我什麼都會一些，在外國人面前可以假正經的“班門弄斧”一番，算是做國民外交吧！我一向也是喜歡湊熱鬧，何樂而不為！半年下來，我懷了身孕，就懶洋洋的什麼也不想做了，乖乖地在家裡靜下來看看嬰兒書，打毛線，做孕婦裝，寫信。將要做媽媽的心情是很複雜的，生活上，心理上都要有深厚的準備。瑞駿天天上班，回來吃中飯，幸好他是一個很會體貼，會做家事的老公，比起別的新婚夫婦，我算是幸運多了。我們還常常清早去臨近的密西根湖畔釣魚。雖然自己做的魚竿相當簡單，還真能釣到許多鱸魚哩！週末我們也常常開我們的1942年的福特老爺車，去左近的小城轉轉，買新鮮水果，蔬菜，談天說地，日子也過得飛快。
在台灣的媽媽擔心遠方的我，這個跳跳蹦蹦的女兒，一向只會唸書，是不是能適應家務，學著安靜下來待產？那時候沒有手機和電子郵件，全賴信件往返，航空信至少需要六七天。瑞駿說要不要使她開心，把媽媽接來美國？在西雅圖波音做事的弟弟舉雙手贊成。於是去移民局打聽，母親運氣真好，那時政局變換無窮，瑞駿的公司特別重視他的工作，寫信給密西根的上議員杰拉爾德福特（後來做了總統），不到幾個月就批准了。1955年新春三月，我們添了麟兒建平，十月母親就來參與我們了。十二月聖誕節，我們全家大團圓，這是五年來第一次。真是件萬萬沒想到的奇蹟發生，皆大歡喜！於是當地報紙又是全版新聞，圖文並茂，鄰居朋友都送東西來歡迎這遠方的來客，請我們歡度道道地地的感恩節及聖誕節。寒冬雨雪交加，從台灣初來的母親很不習慣密西根的嚴冬苦寒，過了新年就隨弟弟去西雅圖了。那裡氣候比較溫和，而且母親一向比較保守，嫁出去的女兒已經“自立門庭，另有派系”，跟兒子住則是名正言順的。我又有什麼理由和弟弟搶媽媽，更何況她最擔心單身的兒子不會照顧自己！
再說瑞駿工作很忙，學以致用，在渥太華皮工廠做了不到半年，就改善及發明了一種新的鞣革方法，為公司賺了不少錢，在皮革界也小有名氣，但皮革業畢竟是走下坡路了，漸漸轉到塑膠行業。第二年工廠改組，公司不景氣，員工被裁掉，許多在職人員減薪百分之十至二十。當然瑞駿也不例外，這下我們可得從長計議了，也正好是時候換工作，到大城市去吧。我們雖然欣賞小城的質樸清淨，但我可想死了中國城的美食，也更想念我們在紐約東岸的中國朋友們，於是三星期內就決定要離開密西根。
四月裡，瑞駿飛到麻州皮博迪及塞勒姆找到新工作，答勞倫斯馬上就得上班，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夏平六月中旬也來報到，於是搬家就只有等到七月四號的長假期了。當時建平一歲零四個月大，夏平才是個兩個星期的襁褓兒。飛機上有趣極了，建平上上下下的幫空姐們給口香糖，小傢伙能言善道，大家都喜歡逗他，抱他，跟他玩，省了我不少事。人人都羨慕我這個年輕的媽媽，相夫教子，為我高興。但我心裡總有些陰影：我什麼時候再回到學校繼續我的學業呢？媽媽又在旁邊加油，我是送你來美國深造的呀，怎麼你又是媽媽，又是汽車夫，保姆，傭人，連個幫手的下女也沒有？她對嬌嬌女兒的處境大為驚訝。事過多年，看慣了美國社會，才了解我的選擇是對的。
麻州一住五十六年1956 – 現在
先憩腳的城市是塞勒姆，這十分富有東方色彩，濃厚歷史的北岸濱海小城。住了兩年，李家成員又多了和敏及波平（五年四個孩子）租的房子已不夠大，買了我們第一所房子，科德角式的小屋，前後有三畝多草地，對街是農場。鄉下的空氣好，自由的空間可以任孩子們伸展他們的翅膀，四處飛翔。該上小學了，城中心的聖艾格尼絲教堂有很完善的天主教小學，於是兩兄弟帶了小妹妹一起上學。本堂神父主教賴利，父親羅南及修女老師們管教特嚴，三個孩子養成了很好的唸書習慣，進對應退很有禮貌，品學兼優。但我們仍舊是學校裡唯一的中國家庭，有時去唐人街，總希望多認識些住在郊區的朋友。漸漸的，我們認識了住在溫徹斯特的向斯達家，牛頓的阮郇標及何惠堂，基督教會的長老嚴開仁，余清和。1959年的冬天，由阮醫生招集，在威爾斯理城舉行了一次中國年會，到了十幾家拖兒帶小的中國朋友們。是那一次在廁所裡，譚月明跟我同時為兩個小男孩換尿布，建平及張萬新才第一次見面，張德汶和我們家就認識了。夏天也在格洛斯特海邊舉行了一次燒烤野餐。那時我們的小兒子波平才兩個月大，被坐在草地上的朋友們傳來傳去像個小橄欖球，他“格格格”地笑得真可愛。
孩子是我們的“整個世界”
迎來第五個孩子是1962年8月，和慧是四位哥哥姐姐們的“洋娃娃”。三十二歲的我已經做了五個孩子的媽媽，七年生五個，三男二女，廣東人說我們是“皇帝命”，我們可是比皇帝開心得多了。清早睜開眼睛，他們都爬在我們的身邊。儘管家裡有四張小床，可他們就喜歡擠在我們大床中間。爬上爬下，依依呀呀，唱唱鬧鬧，有時就又睡個“回籠覺”。三個用尿布（那時可沒有一次性丟了的紙尿布），全得手洗，還是自己用法蘭絨布做的環保的尿布。我們用壞了三個洗衣機，沒買乾衣機，每天在後園曬在太陽裡，一面看管著孩子們玩他們的遊戲，爸爸有時也陪他們看螞蟻排隊過橋，捉蟋蟀，講故事。
三臥室的房子太擠了，1967年我們物色到全新的四個睡房的殖民地，在靠近學校的溫徹斯特中心。我們很喜歡“四家村”的艾維環路（常青藤圓圈），孩子們可以騎車打球，不必擔心來往的汽車，我一打鈴，就知道我有事需要他們幫忙。那時建平剛小學六年級，夏平五年級，和敏四年級，波平三年級，小不點和慧進半天幼兒園，仍是天主教小學。聖瑪麗的學校像以前一樣，穿制服，衣物都得繡名字，帕特里克，保羅，菲莉絲，彼得，梁美芬，對我很簡單。讀完六年小學，都轉到公立學校，本城的學校是有名的好學區，房產稅高是有理由的。轉學時，還出過一個笑話。修女校長問誰會去公立學校？夏平舉手說，“我相信媽媽一定要我跟哥哥一樣轉到林奇初中，因為爸媽說天主教學校思想太狹窄。”第二天，我接到一封校長興師問罪的信，我可不能沉默，回信說：“如果你以為我嫌天主教學校思想狹窄，我自己就不會去四年天主教大學受教育，也不會送孩子們進街艾格尼絲及聖Mary’s ，你能全部相信孩子們的話嗎？夏平在飯桌上對我們客人說，“我們爸爸媽媽結過五次婚，因為他們有五個孩子，’爸媽說不結婚是不能生孩子的’“。從此以後我再也沒聽到過校長不必要的怨言。
孩子們的學習一直都非常好，我從不煩心。天主既然賜給我這樣一個安好甜美的世界，我就百分之百做一個稱職的母親，每星期去學校一次義務教學，也參加社區的活動，孩子們的童子軍，打球，實地考察，義賣食物捐錢，我都欣然就道。瑞駿忙他的事業，早出晚歸，我從不讓他有後顧之憂。住塞勒姆及閱讀時期，他還去東北大學修塑膠課程，準備轉業。我們的世界是忙碌緊湊而美滿的。
終於做了美國公民
這問題自從結婚就一直縈繞在腦際，何去何從？瑞駿是1949年上海淪陷前三天，坐威爾遜總統船從上海出來的留學生，去俄亥俄州立大學唸研究院，我是1950年從台灣出來的高中小留學生。政治風雲轉變，雖然兩人都是中華民國外交部給的學生護照，可是美國政府要“驅逐”我回台灣，但要“硬留”他在美國，不許學科學的人回大陸。1955年九月，錢學森等一大批人回去，瑞駿在上海的父母也遊說要我們去印度大使館簽證，經埃塞俄比亞住兩年回國（他有個學生在那個國家有個很大的皮工廠要請他去做廠長）。留學加拿大的兩個哥哥已經回去了，叫我不要“拖後腿”，儘早回國。
我們一連生五個小孩，1959年正是中國寫信運動，中大附中的老同學也寫信來要我們回去為新中國建造樂園。我母親和弟弟在美國，當然不希望我們離開，後來瑞駿開明的父母也說我們不必回去了。在密西根的兩年，瑞駿每個月都得去底特律簽名證明他還是遵守移民局的規矩留在美國，而且為解決我們兩人的學生身份問題，應該依難民方案入籍。但是我們怎麼會是難民？。沒有公民證，我以後也不能教書，做社會福利工作，不方便置不動產，出國旅行等等。公民問題一直到1968年才解決。我們帶了五個孩子開車去加拿大居住三天，丟棄學生身份，再入境成為美國公民，算是第一優先 (急需科學家身份)。
為自己的學業前途做準備
孩子漸漸大了，上了中小學，我開始去東北大學選課，拿教育碩士，考教師執照，也準備在中學教數學，“教學相長”，暑假也可以跟孩子們一樣放假。接下去就是要考“公務員”在州政府做社會福利，這是我的本行。幾年下來這一切都像如意算盤似的並不很困難的得到了。1968年，我在溫徹斯特實習試教，九月找到在阿靈頓的數學職位，起金是六千九百美金一年，代課是二十美金一天。同時瑞駿已經在麻州換了三度公司，切爾西，Maldan，又在萊姆斯特開了自己的公司李化學品，每天工作十小時，來往車程一百多哩，幾乎一星期做六七天，夏天有兩個兒子陪去打零工，週末我也客串做打掃，創業萬事起步難。
後來實在很辛苦，皮革業走到坡底了，塑膠業還在青黃不接的時代，五個孩子快上大學了，一個接一個，我非得更努力幫著“賺錢”; 投資的地產還算爭氣，一切自己來，省吃簡用，開源節流，我們的日子是很艱苦的。但一家人都團結，男孩子們每天鳥還未鳴，就騎車為報館送報紙，女孩子也幫鄰居小朋友們看孩子，他們的積蓄也漸漸地存起來上大學買書用。我除了教中學也做家教，我的英文不錯，數學也棒，幫學生們準備PSAT考試及SAT考試，日子過得很緊湊。原來已經登記要繼續念博士的想法也漸漸地丟在腦後了。那年正是建平考進哈佛大二，可以三年畢業，他需要學費，我怎能跟他奪取家裡的資源？只有乖乖地去州政府福利局做全天工作，暑假不能再閒蕩了。於是一做就做了二十五年才退休，我的健康保險包括了一家人。
郊區的社交俱樂部，中國家庭夏令營及中文學校的成立
五零年及六零年間，波士頓郊區活躍的中國家庭大概只有三十多家。契斯特有我們李家，向家，山上陳家及上下陳家，後來再加上楊漢華及約翰鮑;牛頓有阮，嚴，何，張，陳家;列剋星敦有錢維翔，喬治王，趙國書，劉季寧，李凡，王季中，湯彣;林肯有李家兄弟，王安，朱祺瑤等等，但不都是十分熱衷於集會結社的朋友。孩子們多的幾家，總覺得不應該遊手好閒盡是吃喝玩樂，要為公眾及下一代做點事情。既已僑居多年，應該打進主流社會，即使不諳廣東台山語言及習慣，也應該友善參與僑務工作。
1959年開始了所謂“社會俱樂部”（怕與政治混亂），1963年改名立案成GBCCA中國文化協會，後來籌款買了西牛頓櫻桃街437號做會址，國語中文學校也於1960年左右起源於牛頓梅多布魯克中學，當時只有三十幾個學生，現在中文學校在郊區至少有十五家，幾千人了吧！1963年在林肯山軍營成立中國家庭夏令營，從當年的三家在勞工節週末之聚會演變成兩百多人，節目越來越精彩，世世代代的延綿下去，都是大家的功勞。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時過境遷，這些建樹都是中國人的驕傲。由幾粒小沙演變成一望而令人刮目相視，不可同日而語的高大山巒圍繞在四周。長江後浪推前浪，年青的後來居上，不能說中國人不能幹，沒有才能，真是令人興奮。
人生必經過的巨變
在溫切斯特住了近20年，孩子們上完大學結婚成家立業後，1984年我們搬到臨城西梅德福，又將近三十年了。我很喜歡這“百年老屋”，坐北朝南，前後小院栽種了各色花樹，順時序而開。我喜歡盆景，三層樓的窗台秋冬排滿了我的寶藏，每次澆水修剪要一兩個小時。老屋交通方便，火車站僅咫尺之遠，公車80,94,95就在家門口，不必開車去城裡上班。教堂，郵局，小店，步行可到，孩子們，朋友不必有車可來家轉轉。沒有人來燒香的廟是冷清空洞的，沒有朋友來訪的家不是更孤單可憐嗎？
我們過半孩子的家都不太遠，朋友既是滿天下，五個睡房四個廁所並不嫌多。小兒子住勒星頓，每天停車在家門口坐火車去上班，我看到他的車就很溫心，鄰居們還開玩笑說，你們中國人真行，兒子天天回家來看你，媳婦總做些糕點帶給我吃，二兒子每週一定回家陪我半天，還總帶兩三個媳婦做的洋餐給我，免得我吃厭自己做的飯菜（二兒子是晚上做的IT上班的，所以我的電腦維修從不需要麻煩別人）。大女兒一家十年前搬去北卡，女婿是教授，兩男兩女，兩個兒子已經在耶魯大學大二及大三，她也常常回娘家。她以前是哈佛法學院畢業，在繩索和灰色做過八年，她也離不開麻州，有關法律事務，稅收，房產瑣事，我有她做我的免費顧問。大兒子在麻州西部灣國醫做急救外科醫生，媳婦是心臟專科護士，他們出城，汽車也總停在我家，老媽送他們上機場，珍惜每分鐘在一起的時間。他們領養的一對金童玉女（九個月從台灣屏東來的安德魯大幸，及十四個月從上海來的美耕）上星期都從羅切斯特大學醫預科生物系及美國大眾企管系畢業了。二十年過得飛快，這星期還要去小兒子波平家布蘭登大慶的畢業典禮，他們是四個壯丁，身心健康，往後十三個孫輩幾乎是每年一個畢業。小女兒也住在附近，她是我們家房產管理局局長及我的醫藥監護人，我的左右手！
我是十分有福氣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去年四月我們失去了我牽手五十六年的老伴 – 我的至愛，群龍無首，亂哉！這是人生非要經過的“巨變”！他是帶著平和安詳的容顏和心態離開我們的，八十四歲，留下的智慧使我享用不盡。天主已經待我特別寬厚，我擁有這麼多可愛可親的兒女及上進的孫輩，不該有一絲怨言。我是個很會得福惜福知恩感恩的人，當年天主教大學的教言：“教育一個男生，只教育了一個人，教育一個女生，教育了一家人”，做母親的何其重要！既在麻州憩腳寄居了四十五年，五個孩子中三個是哈佛的，也沒有辜負了這裡的好山好水。既是中國血統，在主流社會中也毫無遜色。母親在加州弟弟處一直活到一百零三歲，臨終似乎仍有點遺憾女兒沒拿到博士學位，難道五個孩子中連娶嫁的，一起加起來五個博士，六個哈佛門第，我這老媽一點功勞也沒有嗎？
老伴走之前，是肺呼吸障礙，需要時時用氧氣，能吃能喝喜歡跟人聊天，精神十足身心樂觀。在醫院共住了九十七天，對每個孩子孫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做人做事，應對進退，要記住李家的傳統，延綿下去，勤做學問，受好教育及優良的道德品行是萬萬不可妥協的。人的口碑最重要，對人要厚道，助人要快樂，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我的脾氣急躁，心直口快，常常喜歡打抱不平，也容易樹立“反對黨”，結果跟自己生悶氣。老伴的話常響在耳邊，“何必呢？多一個朋友比多一個仇人好。你比我傑出，不要管別人的閒事，何必杞人憂天？別如此好強，自己吃點虧是沒有關係的。“
真的，地球仍舊在轉，太陽依然從東邊爬上來，花仍舊芳香，鳥一樣在森林間飛來跳去，世界仍是一樣的美好。上主的恩惠賜予千千萬萬不能遺忘，要時時記住感恩才對。今年九月九日重陽節，我就要滿整整八十歲了。求上主福佑，我想請八十個女朋友為我慶祝，具體情況還不知如何，雖不像2004年，兒女們送給爸媽的五十週年婚禮紀念一樣華美堂皇（在牛頓萬豪酒店美麗華舉行，共有267人參加），但一定是別出心裁，意義深厚，勇往直前，樂觀地再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