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是唯一获普利策奖的华人，知名摄影记者， 凯伦·史密斯（策展人，当代艺术评论家，专访原载于《信息时报》】
凯伦·史密斯：当你从香港来到纽约时，在文化、物质环境、人与生活方式等方面你有没有感到有很大的不同？你来到美国的时候正是嬉皮士文化全盛时期，美国还卷入了越南战争，这两方面都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的、相对更视觉化的意象。这些是否在后来影响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呢？
刘香成：是的，我记得下飞机后乘坐巴士从肯尼迪机场到曼哈顿，当时立即对曼哈顿林立的高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种迷失的感觉，这就是美国给我的第一印象。你可能会觉得，从香港来的人不会感到非常震惊，但实际却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香港的高层建筑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全都集中在中环区，完全没法与曼哈顿相比，这种庞大的网格系统形成了街区，使得高层建筑一栋挨着一栋，堆积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混凝土钢筋丛林当中。它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整体的氛围是如此不同。
当我安定下来之后，我给自己弄了一辆摩托车，后来换成大众甲壳虫。那时我还没找到任何兼职工作，没钱住在曼哈顿，所以我住在布朗克斯区（位于纽约市最北端，是纽约最穷的街区——编者注）。
如果继续追溯到我高中的时候，追溯到我学习绘画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要以美学的角度去“看”。我父亲送我去他的一个同事那里上绘画课，他是一位报社编辑，也是一名油画家。周日的时候，他会带我到新界去。我们会找一个喜欢的地方，支起画架写生。
我很挣扎，一方面我很喜欢绘画，但我在技术方面并不擅长。当然我也受到过一些赞许，有一个比赛接受了我的一幅画，并在市政厅（位于天星码头旁的中环）中展出。但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感到很挫败，因为绘画、混合颜色、素描、画出轮廓和形状等都需要高超的技巧。也许是我没有认真吧，那毕竟是在周末上课，和到艺术学校学习绘画还是不同。但是我仍相当有兴趣地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在高中考试时，我参加了艺术考试，但失败了。关于这次考试我之前考虑了很久，为了获得与纸张大相径庭的效果，我选择了聚氨酯画板和彩色铅笔。这次失败使我非常震惊，我之前认为这非常有创意。
在纽约的最后一年，在我的选修课程选择表中，对摄影课的描述非常普通，但是它一下就吸引了我。基恩·米利（Gjon Mili，美国《生活》周刊著名摄影师。——编者注）是谁我并不知道，但还是决定选这个课，因为它关乎创造性、关乎视觉，我只是有些好奇。
凯伦·史密斯：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想过用摄影来探索中国吧？
刘香成：在我的脑海中中国一直离我很近。我在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很少有关于中国的报道，那时的《纽约时报》还没有在中国的记者。他们使用的是由约翰·伯恩斯的《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报业集团（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提供的信息。纽约的其他报纸也都没有关于中国的内容。我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与中国相关的东西。
记得有一次，可能是1973年或1974年，我到50街的现代艺术博物老馆去。大街正对面有一家图书馆，虽然很小，但是有很多参考书目。我走到中国区，在这里我可以找到马克·吕布（Marc Ribaud）的《中国的三面旗帜》（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1966年初版）。突然间我为之动容了，我曾参与过“三面旗帜”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我被吕布的照片迷住了，多次回图书馆去看，甚至是在我自己开始摄影之前，我还会去看。
凯伦·史密斯：是什么影响你进入新闻业的？是因为发现了摄影的力量吗？这种选择和你决定回到中国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刘香成：我有一种成为记者的冲动，想要追随我父亲的记者道路。这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我觉得美国的新闻行业竞争激烈，永远没有机会进来。这好像太困难了。这时美国还是一个白人为主流的时代。少数种族进入主流媒体的机会太渺茫。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阅读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关于中国的书，比如《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本书最不可思议的部分是它的广度。我最初发现它是在为一份法理学作业进行调查研究，我想写中国法律哲学问题，写法家和韩非子，在寻找参考文献时我找到了他的书。它给了我一种看待中国的新方式，以一种远距离的、超脱的方式描述中国的过去和文化成就。
我比较幸运，正好有这样的机会。我认识一个教授叫利昂内尔·曹，他在亨特学院教中文，我上过一次他的课。他的老家在苏州，从哈佛毕业。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喝咖啡聊天，我毕业后也和他保持着联系。他知道我为基恩·米利工作，正在《生活》杂志做过实习生，对新闻业产生了兴趣，但也还未成型。利昂内尔为我安排与他哈佛的同学凯尔索·苏顿（Kelso Sutton）见面，他是时代集团的总裁。有一天，我还在基恩的办公室里，电话响了，他的秘书告诉我苏顿先生想要见我。我来到苏顿的办公室，与偌大的房间相比他显得很小。他只问了我一件事：“年轻人，你这辈子想要做什么？”我立即说我想到中国去。
大概一周后，有一位著名的图片编辑约翰·杜尔尼奥克（John Durniak）联系了我，他是美国新闻摄影的顶尖人物，他让我带些照片给他看。见面的时间很短，他看了我带过去的照片，这些都是米利喜欢的，就是这些照片说服了杜尔尼奥克，他给我了一个在时代做实习生的机会。这些照片中有一些是关于无家可归的女人的照片，这是在莱克星顿大街上拍摄的。我还记得当时的拍摄方式是同情式的，在肖像照中包含着与她的对话。还有些照片是在一个犹太教机构中拍摄的智障儿童。
凯伦·史密斯：你认为照片应当保存或记录哪个时代，哪是什么使得一张照片不朽？
刘香成：一张不朽的照片需要能唤起观众的某种情绪反应。就如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评论，这也是我同意的一种观点：“照片实际上是被捕捉到的经验，而相机则是处于如饥似渴状态的意识伸出的最佳手臂。”我的照片抓取的是那些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国和中国人。这段转变时期中充满了急切与新奇。经过这一时期，中国真的开始融入了世界。
名家点评
如果说历史学家是从过去的材料里发现书写历史的材料的话，那么摄影记者则是从他面对的当下发现书写将来的历史的材料。刘香成的这些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警告我们，不要放肆地篡改历史，也不要把历史作为滥情的对象。摄影所能有限，但我们能够从刘香成的照片获得反思历史的动力。我们有什么样的过去，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在。我们的现在其实是被过去所决定的。我相信，如果能够以刘香成这样的照片为历史出发点，那么我们的历史反思或许会更有深度，我们的现实认识也许会更为清醒。——顾铮（摄影理论家）
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黄永玉（画家、作家）
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陈丹青（艺术家）
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当代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