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立炜，bostonese.com 专栏作家
若干年前，甫出校门开始工作，除了基层员工外，主管兼拍档清一色来自台湾。有一天发现他闲遐时正在读《约翰科利斯多夫》，于是很好奇地想看看两岸的翻译风格有什么异同，不曾想居然也是傅老的版本，于是话题就扯了开去。在渐渐地谈到了本行后，自然也就谈到了电影。由于两地对电影和人物的翻译差别实在太大，往往是通过描述情节才得知对方在说那部电影。临下班前，他去宿舍拿了几本杂志来让我翻翻，这就是如今已成为图腾符号的《影响》。正当我对那些早期影片的剧照和大师们的形象兴趣正浓时，他忽然莫名其妙地让我晚上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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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我就一直等主管派活，就快等得不耐烦时，他终于出现了。他把我拖到了公司观摩资料片的放映室，神秘兮兮地用毯子将临近走廊的玻璃封住，电视音量调到最小，然后推进了一卷带子。渐显的灰色画面，底下有“创造社”的字样，起始的音乐声让我不由得想起《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类的中国老片，但几秒钟后出现的却是黄色的字幕：十月。
公司的放映室平时播放仅局限于比较经典的专业动画作品，能看到其他类型的片子是需要有些特权和身份的，我显然还够不上，但我和主管的谈话显然搔到了他的痒处。我们一起象作贼一样的隔三岔五地”加一次班”，从而认识了楚浮，高达，爱森斯坦和黑泽明。尽管制式不对，我还是将一些片子翻录了下来，期待它们会再见天日，最后果然通过朋友帮忙转成了PAL制。在录像带时代，我可以完全自信的说拥有上海最好的私人收藏。 |
远流的插曲就是在这段时日里发生的。我们谈到书，他抱怨台湾的书很贵，特别是他知道同样是《约翰科利斯多夫》，两地的价格差让他咋舌不已，即使台湾版的书籍的确精致。时隔不久，他将回台探亲，我给他买了套他向往以久的《静静的顿河》，《词综》和明清朝的诗歌别裁集。我则请他代买一本他平时手不释卷的志文版《电影的语言》。接下来就是过了一个月节衣缩食的日子，好把书钱攒出来。《电影的语言》书价台币折合人民币近80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等知道了他确切的回程日期后，我比任何人都兴奋，同时也很忐忑:万一他没有买到怎么办?
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他甫进公司大门便径直走到我的工作台前，将一个厚重的牛皮纸袋递给我，我会心地拿钱给他，他却没有收。
牛皮纸袋很压手，我奇怪一本书没有这么厚啊? 打开封口，先是《电影的语言》滑了出来，里面还有一本书，开面略大，抽出来一看，暗黄色的封面上的四个字是《认识电影》。
那笔钱他终于没有收，只是强调我给他的书要远远贵过他给我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想拂了他的一片好意，也就不提了。我随着《认识电影》知道了远流，也开始“认识电影”。他一直顺着章节给我讲述书中提到的电影范例，可能的话还找片子来看，断断续续维持了一年，直到我离开这家公司，但我们一直有往来。最后他回了台湾并搬了家，从此杳无音讯。
这两本书在我的书架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傲视同侪，当然是与大陆出版的电影书籍相类比，原因仅仅是昂贵的价格和精致的版本。当时大陆的电影书籍图片少得可怜，即使有也多是黑呼呼的不知就里(对照一下两地出的《电影剪辑技巧》和《电影是什么》就明白所言不虚)。“远流”的电影书籍于是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虽然那时也经常有朋友去台湾，但主要是托他们寻找《影响》，相比之下更为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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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远流”再续旧缘是在1997年。由于工作关系我一度往来于京沪两地，于是经常给在北京的媒体朋友带些VCD。那时上海的专业电影书籍主要是集中在静安寺的艺术书店，有香港的《电双》和台湾的《世界电影》和《LOOK》的过刊，最主要的是能买到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世界电影》。在北京出差时，我也曾专门去了离中影公司不远的中国电影出版社，补了不少《世界电影》的过刊。为了想买些北京人艺的话剧VCD，我去了韬奋三联书店，当然也少不了看看北京的专业电影书籍。我拿着挑选的碟片往电影类的书架走去，远远就看见最上面的一排书脊很特别，熟悉而又陌生的样子，再走近些，就能看清楚大大的数字，心里一阵狂喜，我意识到，这是“远流”。 |
我根本保证就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样偶然的机会下找到向往以久的东西，《认识电影》最后几页书目早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能力估量过多次了，一下子这些书活生生地堆在你面前是非分明反而乱了方寸。接下来的事情就可以想象了，我成了公司里最踊跃出差的人，以至于有人会想我是不是在北京新交了女朋友。当然，昂贵的书价不可能让我每次都有斩获，去的原因更主要是看看自己想买的那几本是不是还在，如果数量锐减的话就不能犹豫了，否则就等等，好在我每星期都去一次，象去国务院上访的人士，满腹委屈又不知道跟谁说。
很快，形势变得危机起来，北电的人也得到了风声，成群结队的往三联书店跑，据说那里负责该柜台的工作人员牛B的不行，打交道的都是名人或未来的准名人，找他们帮忙预订的人多了去了，象导演开戏，纷纷有人往里搀和，就差女一号自我牺牲了。总之是火了一阵，近水的楼台，于是先得了月。我只能眼见着品种凋零.后来北京的工作告一段落，去的就少了，三联书店的远流也就没有了下文，直到1999的上海电影节。
这其间还有一个插曲。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处，是个电影爱好者的聚会场所，有原版电影看，还有很多电影书籍和杂志，说是当时北京大凡喜欢电影的人都会去坐坐，老板庄松冽是台湾人，在北电读本科。传说其实他的学历已经可以读博士，但他想从头来起，所以就念了本科，不过未经本人证实。咖啡馆的名字叫做”雕刻时光”，当时听到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带着点好奇心和媒体的朋友就去了——说来惭愧，也就是在那时起我才知道塔可夫斯基，才知道了“雕刻时光”的由来。老板庄凇冽请我们喝杯咖啡后，我就起了贼心想把他这里的《影响》都买下来.其实我最想买的是《雕刻时光》，但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眉批和签注就打消了念头。媒体的朋友为我开了口，他是死活不肯，可让我空手回去，我也不肯。于是挑了本《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的资料书，还是志文版的。看的出，庄凇冽老大不情愿，但又抹不开面，于是把台币换算成人民币把我宰了一刀。我则根本顾不上疼，揣着它和刚买的《世界电影动态》回了上海。后来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庄凇冽怪她带了个上海小子去把他给坑了.
上海静安寺的艺术书店我对它慢慢失去了兴趣，因为它的《电双》比书城要卖得贵，更要紧的是它后来不进《世界电影》了，于是去的就比较少了。我的重心开始向书城倾斜，由于一直去买过刊，和那里的负责人就混熟了。他们有很好的服务，可以将名字和电话留下，然后帮你订书。没多久，他告诉我老妖也在那里出没，但他显然不知道我和老妖相熟。一次我接到他电话去领书时，他给我一个单子，问我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书要订。还没有看书名，就看到每个书名后面的出版社栏中跟着长长一排“远流”的字样，心中狂喜。尽管晚了些时日，但终于来了。好象老妖那时已经勾了一些了，具体细节有些记不真切了。1999年的电影节，我正被电影节中的沮丧所折磨，这位负责人——我会记住李榕斌这个名字的——给我来了电话，“远流”来了!我当即联络了老妖，在同一天我们先后去“迎驾”，我把《电影叙事》给“请”了回来.
北京的故事于是在上海又演了一遍，当然这次是不用“急吼吼”的，慢悠悠地一个个将它们捉将进来，暂时售缺也可以再补进。除了一两本已经停版的除外，远流的《电影馆》应该在京沪两地都出全了，从第一本买的《暗恋桃花源》开始，陆续也增加到有几十本，而当时编号24的《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则始终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才有朋友帮我从台湾带来，了却了心愿，但已经是换了出版社，和远流没有什么关系了。最近有出版社出版远流的“电影馆”丛书是影迷的幸事，不过如果不是因为远流的话，它是否会引起这样的关切和话题则成了疑问，尽管这不是第一次。《认识电影》曾经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过，售价80元，插图彩照一应俱全，初在上海艺术书店上架即被卖至脱销，供不应求，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书在印象中没有那个被如此热卖过，很大程度上是拜“远流”的口碑所赐。
我跟老妖关于远流的谈话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两小时的长电话上说到《电光幻影一百年》，不过我们都没有说电影，而是谈读后感。就我个人而言，《认识电影》的确是扩展了我对电影的视野，但平心而论，台湾的翻译风格和一些纯电影理论并不能让我完全接受，有些书与其说是需要，更不如说是出于某种说不出来的情感。在翻看《电光幻影一百年》里一则电影史上的散页，仿佛也真正把我内心一些难以表述的东西倾泻了出来，它的记述方式让我不由得想起自1996以来的所有可能只能属于个人感受的故事。即使是后来买了万象的《十导演丛书》以及《电影欣赏》杂志，为了电影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将一个几近破灭的梦想按自己的方式延续下去。
“远流”应该还会继续《电影馆》的行程，但它作为大陆影迷时代见证的身份已然消退，它现身时所负载的功能已经被网络和DV轻松地取代了。但正如我不喜欢在网上看书一样，手执书卷时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油墨的芳香，书本自身的个性能让指尖在书页上滑动时使你全然忘我。每一本书都有属于它的一段历史。我想只要我还是热爱电影，那么“远流”就一直会在我的书架上存在，也许有些已经看熟了，有些已经被遗忘了，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故事，它们不会消失。黄舒骏在他的歌里说:“世界不停地改变，我的心思却不愿回到从前。”不愿是无奈，不能则是悲哀了，这似乎也是在昭示“远流”的宿命，注定无法成为大众的记忆，但对某些人而言，这些记忆弥足珍贵，而且还会逾久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