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我自己的留学生活——裘法祖

【编者注：本文是裘法祖先生自传《写我自己》的节选，记录了裘老70多年前留学德国的经历。裘法祖是中国著名外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教授从事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60余载，发表医学论文200余篇，主持编写医学教材40余本，2008年6月病逝于武汉。】

裘法祖，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

从上海到德国慕尼黑

二十世纪30年代要去欧洲，没有飞机，也不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去，只可走海路，即乘船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到欧洲。在轮船上我们住的是经济舱，两张上下铺，一张小桌。海上的生活是无聊乏味的，虽然每到一个大港口，例如香港、孟买，可以上岸去片刻观光，但这是有钱中国人的享受；我们没有钱，只好站在甲板上遥望港口的车水马龙。那几个有钱的中国人，白天打麻将，住得好、吃得好，我们一想就来个白天睡觉，晚上向他们借来麻将牌打麻将。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航行，轮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意大利威尼斯。下船的那天，在早餐后看到餐厅的侍者站在餐厅门口收小费，有钱的人给的是50或100美元；我们没有钱，谢毓晋说：只给10美元，我们是学生，过去的时候不看他的面孔就是了。就这样我们挺过去了，那个侍者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吭出来。回忆起来，实在有趣。

威尼斯是一座美丽的水城，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名城。上岸后，我们买了一些桔子来吃，当我们剥开后，发现里面都是像血一样的，以为坏了，就全部丢掉了，后来才知道它是名贵的血桔。我们无暇浏览水城的全貌，只有稍作逗留，便离开了威尼斯。当我们到达奥地利维也纳的时候，当地的学校已经开学2个星期了。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所有的商店按常规都关了门，连面包都买不着。我们都很饿了，只好多花钱去餐馆用餐。

第二天我们便乘火车前往慕尼黑。到达慕尼黑后，谢毓晋便提出，我们几个应该分开，不应该再在一起，因为只要我们在一起便会讲中文，这对我们学习德语是很不利的。于是他去了弗莱堡(Freiburg)。盛澄鉴也认为在一起不利于学习语言，便离开我们去了柏林。我和过晋源比较保守，二人没有分开，留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继续后期(临床)学习。当时同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之间有广泛的合作关系，只要再通过一门拉丁文初级考试，就可以注册入学。幸亏我们在国内已取得那张拉丁文初级考试的证明，免考了，也就顺利地注册进校学习了。

慕尼黑是英语munich的译语，德语叫München(明兴)，是德国继柏林、汉堡的第三个大城市，是Bayern州的首府，当时人口约120万。德国人称慕尼黑是德国的“天堂”，靠近阿尔卑斯山区，周围环景非常优美，又是德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中心。1919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组成了国社党，是纳粹主义的发祥地，所以在希特勒执政时期，慕尼黑也称为“政治运动首府”(Hauptstadt der Bewegung)。慕尼黑大学创建于1472年，至今已有500余年历史，是世界著名大学之一。我能就读于此大学，并在此大学毕业，感到自豪。

我一到慕尼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住处。德国有不少家庭，由于节约就空出房间出租，在大门口挂出一张牌：“这里有住房出租”；出租的房间备有简单实用家具，包括床上被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医院、研究所都集中在一个区内，我就在这个医学区内找住房。第一个住房在Walther街，每月30马克，连供早餐。房东是一位老太太，非常和蔼。我的住房在一楼，光线不足，读书的桌在窗口，而窗口正在院子里行人道边，虽然有白色薄薄的窗帘，但不断地来往人影使得我无法集中思路。此外，一到晚上9时房东老太太就来打门，说：先生可以睡了。

我住了一个月，无法再住下去，尽管房东老太太热情地挽留我，我还是迁到第二个住房，在Häberl街；每月28马克，少2马克，也供早餐，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我也只住了一个月，由于房间在二楼，楼下正是一条汽车通道，从早到晚不断地有卡车来往；另一个原因是房东夫妇经常吵架，男的打女的，女的大哭。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第二次迁居，搬到Frauenlob街，房租每月30马克，也供早餐。房东也是一对中年夫妇，住房在四层楼，对面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皮肤科)，环境非常安静。住房中还有一个房客，住在我的隔壁，是一位兽医，叫Mayer先生，他在附近宰猪场工作，一个典型的德国南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巴伐利亚人。他经常穿着巴伐利亚人的服装，头戴绿色呢帽，帽上插上一根羽毛，羊皮制的短裤，厚厚的毛袜子，重重的皮靴鞋。他下班总在夜晚11点钟左右，走上楼梯的脚步震重，铿铿有声；开门时钥匙在门孔口乱插，然后砰的一声关了门。一到房间就将二只皮靴先后撬出来，砰砰二声，接着就发出鼾声。我也习惯了，不在乎了。问题是房屋很冷，有壁炉但没有煤炭，我只好将所有的衣服穿上御寒。房东女主人Frau Schachtner非常善良，有一个女儿，每晚总嘱我将皮鞋摆在门口，她会擦干净；每星期日早晨，她总送上自己做的蛋糕。我很乐意住下去，一直住到我毕业到1940年。

我的经济状况很紧，特别是在1939年开始，由于日军侵略到上海、杭州，二姐已无法再寄钱了；她已前后五次共资助了我4200美金。我每月只用70马克，其中30马克付房租，剩下来的40马克用于吃饭和买书，幸而德国读书是免费的。早餐是由房东供给的；中餐就去专供学生用的饭店吃，每餐60芬尼，加上小费是65芬尼。晚上就吃黑面包，抹上一点果酱果腹了。果酱可以在小店里自己拿空瓶子去另买。由于租屋里没有洗澡设备，每周约好过晋源同到公共浴场去洗；衣服就送洗衣店秤重后付钱，一周后去取。这样，三年大学生生活渡过来了。

在国内我自己认为德文是很不错了。但到了德国却变成了聋子和哑巴了。慕尼黑人讲话很快，又带有地方口音，实在难懂。过了半年听和讲才好了一些。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将“您”和“你”分得很清楚。“您”(Sie)是尊称，“你”(Du)是亲密称；对家人、对16岁以下的孩子都称“Du”。一次到公园里散步，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男孩，我就问他，您几岁了；他忽然大笑着转身去告诉他的母亲说：他称我Sie呀!我才明白，“您”和“你”是有分别的。好朋友都相互称Du；对与长者或老师或不熟悉的人，都称Sie。如果有朋友，感情较深，也要长者先提出Du称，然后相互就用Du称了。

在我读完医科第一个学期后，在1937年秋天，我忽然发现在直肠下端长有一个长蒂的息肉，当时我就去外科医院手术。德国大学生的医疗费是全免的，而医学生病了都是由外科主任或副主任亲自手术的，这是传统，教授对学生是非常关心的。虽然我是中国医学生，并且刚刚开始学业，仍然享受着这样的优待。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回到我自己的住处，当时正是深秋，满地铺着褐黄色的树叶，冷风迎面吹来，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街上，想起了祖国，想起了家乡，不禁哭了!此情此景到今日还深深地印在记忆中。

1939年，我获得了二个奖学金，都是我的博士导师Borst教授亲自签字推荐的。一个是Wolf奖学金，三个半月，共420马克；另一个是洪堡奖学金(Humboldt-Stiftung)，每月150马克，共两年七个月。这样大大减轻了我的经济压力，不但完成了我三年的学业，并开始了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生涯。

在慕尼黑当时只有一家中国饭店，在Augusten街，老板姓徐，温州人。我和过晋源有时也去吃一次中国饭，每餐1马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可以见到几个中国留学生。当时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约有20人，其中有马节(经济学)、徐维铸(经济学)、庄孝德(细胞生物学)、徐邦裕(制冷工程学)、许巍文(化学）、江希明(生物学)和他的夫人徐瑞云(数学)以及当时在慕尼黑进修军事的蒋纬国。记得还有几位学医的女同学，一位叫李淑家，一位叫叶景恩(同济大学李国豪校长夫人)，她们都住在慕尼黑大学特设的女留学生宿舍；她们会做中国菜，有时也请我们去吃饭。

在慕尼黑的中国留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有时还一起去慕尼黑近郊Stamberg湖游乐。这些情况都在二战开始前，1938年、1939年期间。等到二战开始后，气氛紧张，大家都钻于学习和工作，彼此的交往几乎中断了。过晋源在毕业后也去维也纳大学医院工作了，而我则忙于手术，且经常和我妻子在一起了。

1937年2月我开始在德国攻读临床医学(医科后期)，前后共三年，到1939年冬毕业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医学学制由一年二个学期改为一年三个学期(Trimester)，这样，就等于缩短了一年学习时间，我遂于1939年冬比在国内的同班同学提前一年毕业了。

德国临床医学的课程与国内的课程不很相同，三年内要学完14门必修课，方可参加毕业考试。14门必修课是：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和卫生学、局部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皮肤性病学和法医学。由于上课的地点分散在不同的医院或研究所，我和过晋源各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在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赶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上课。例如早晨第一课在内科学院听课，接着就去病理研究所听课。好在这14门必修课的听课和见习时间完全可以由学生自己来安排，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散安排在三年中的八个学期中，完成上述所有课程的听课和见习。

临床学科的上课完全不同于国内情况，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启发式”地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例如上外科第一课，老师先介绍了几本教材，供学生阅读参考，接着就以示范的方式授课。国内老师的授课是按教材系统地讲授，只见书本，不见病人；而德国则是联系典型的病例进行示范授课。今天是一位胃癌病人，明天是一位颅内肿瘤病人，而后天是一位上肢骨折病人；老师简述了病史，提示了X线片，也可能就在课堂里施行复位。总之，要学生自己去阅读书本，自己去思考，上课只是示范一些典型常见病例。

每次上课要叫四个学生下来问答，问答一些基本知识。在一个或两个学期中上完了一门课程，就可取得一张听课证明，等到14门课程读完取得了14张听课的证明，就可以到大学去申请毕业考试。如果不勤奋，或不去上课，就无法报考，只得延长学习时间。我遇到几个德国同学已经读了5～6年，还未读完，一年一年拖下去，人们都称他们为“老学生”。

一次在上妇科课时，我可进手术室观看手术；当教授自腹腔中取出小儿头大的子宫肌瘤时，我忽然晕厥过去，手术室护士(修女)立刻抬我到走廊里吸氧，我恢复了，但我很伤心，看来我作不了“外科医生”。

德国的大学里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大学生自由”(Studentenfreiheit)，也就是不但学习时间的长短由大学生自己来掌握，而且可以转到其他的城市学习，例如柏林大学的大学生可以转到慕尼黑大学来继续学习，也就是德国北方的大学生来到德国南方来读书，或者相反。不少大学生喜欢这样转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名胜古迹。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上临床医学课的场面。讲课的老师都是各学院或研究所的第一把手，教授或主任。他们都很讲究仪表，熨得平直的白大衣、白长裤、白的领带、白的皮鞋，后面跟随着一大批助教、讲师，一样是衣着整洁，也同时站着在教室的两边听课。大学生不起立致敬，常是用手敲打桌子表示欢迎；如果有不同意的情况，学生就拖擦鞋底来表示。记得有一次，第一内科学院院长、血液病著名教授来上课，在他的白大衣口袋中的电筒还亮着，学生就拖擦鞋底表示有意见，当时那位教授搞不明白，幸而一位助教提醒了他立即关闭了电筒，学生立即敲打桌子，表示高兴。

著名的教授上课时，庞大的梯形教室坐无虚席，连站立的空间都满了。记得1937年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Lexer教授上课时，就是如歌剧院一样的场面。Lexer教授在上课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外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这句话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并影响了我一生的外科工作。

我和过晋源学习非常勤奋，上课时总抢着坐在第一排。寒假、暑假也不休息。三年中我们没有去旅游，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寒假、暑假时期，上午都去医院见习，下午就准备博士论文课题，极力争取按时完成所有必修课程的听课和见习，按时报考、按时毕业。

三年的刻苦攻读我坚强地挺过来了。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惊奇自己竟有如此持久的动力。特别在最后一个月考试阶段，我经常失眠。由于我的住处离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广场很近，每晚在睡前就去那里跑步一圈，这样才使我得以入睡几个小时。

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德国可以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所谓Rigorosum，也就是写一篇论文，参加四门临床学科的考试，就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我与过晋源商讨，决定放弃这种优待，要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德国的国家考试非常严格，都是口试，分四人一组进行，必须在一个月中考完上述的14门课。每门考试要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例如病理学的考试，上午口试，先考问人体病理标本，继而要看五张病理镜片，作出诊断；下午还要自己做一个尸体解剖。我在一个月(1939年9月)里完成了所有14门课考试，除了2门课是“II”(病理学、儿科学)和1门课是“Ⅲ”(药理学)外，其他11门课都是“I”，因而获得总成绩“I”(最高分)，但精神却疲劳到极点，体重也减轻了5公斤。随后，在同年11月再参加了博士学位答辩。由于我的病理学博士论文在两个暑假(1938、1939)期间己完成，因而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

外国留学生在德国读博士学位，不用参加国家考试，只参加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Rigorosum”，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这在国内是不清楚的，以为都是“医学博士”，而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只有通过了国家考试，才有资格获得医师执照，在德国可以做医生。因此，如果现在我回到德国去，仍然有资格做医生。另外，我在1945年12月获得了德国“外科专科医师”的资格证书，这是一项不很容易获得的荣誉。

1938年我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病理研究所拿到了博士生的课题，导师是世界著名的病理学家Borst教授，具体指导老师是讲师Höra博士。研究的课题是“肥大性阑尾炎的病理机制”。该研究所接收了一个成人拇指大的阑尾，不是肿瘤，也不是一般的炎症，病理诊断不明，因而Borst教授认为是一种毒性较低的结核杆菌所致的病变，但没有证据，必须要在标本里找到结核杆菌。我查阅了不少文献，也有类似的报道，但仅仅是一种推测，没有证实。我就在病理研究所自己动手，将标本作了许多的切片，用不同的染色方法，终于用Ziehl-Neelsen染色法找到了一条结核杆菌。诊断明确了，导师很高兴，就要我写成论文，作为博士论文发表。实际上这是一个病例报道，可是工作量还是不少的。当然，同现在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太简单了。但在70年前的时期，已经算是一篇博士论文了。

我的博士导师Max Borst教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德国政府授予他为“国家顾问”(Geheimrat)称号。他身材不高，较稳健，经常结一条红色领带。他撰著的《病理组织学》是一部经典著作，有几个不同文字的译本。他热爱古典音乐，担任一个医生交响乐团的指挥。Borst教授的性格开朗，富于幽默。医学生都知道国家考试中的病理学考试特别严格，考试中要看五张病理镜片，并作出诊断。这对一个医学生来说，确实是困难的。

因此，在病理研究所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考试前去找一位老技师，他的身材有些像Borst教授，给他5马克，就可以拿到五张镜片和诊断；在考试时也由这位老技师递给Borst教授这五张镜片。1938年，从另一个城市转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参加国家考试前也去病理研究所寻找那位老技师。恰巧在研究所的大厅里遇到了Borst教授本人，这个学生认为他就是那位老技师，就给Borst教授5马克，Borst教授接受了，也给了这个学生五张镜片。

第二天，我们上课时，Borst教授一开始就说，在座哪位同学，我要还他昨天付我的5马克。这件事引起了整个教室的学生长时间敲打桌子；表示高兴和赞扬。今天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不禁要失声大笑。Borst教授不幸于1946年因车祸去世。1979年我去德国访问时，见到了Borst教授的儿子，Hannover医学院的著名胸心外科教授，通过他我到慕尼黑拜访了Borst教授夫人，我的师母，受到她的亲切接见。

过晋源的博士生课题是有关维生素C的作用，他的导师是维生素C的开拓者，叫Stepp教授。过晋源每日喂养大鼠，非常辛苦。他的论文成绩获得“I”，而我的论文成绩是“II”。相反的，国家考试我的成绩是“I”，而他的是“Ⅱ”。这样算来，我们两人各有长短，实际是拉平了。

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我的大学毕业和博士学位证书上的名字是按德语拼音：TjiuFa-dsdu；回国后改为英语拼音：Chiu Fa-tsu；解放后一律按现代汉语拼音：Qiu Fa-zu。我的生日也有了改动，当时我只知道我属虎，冬天出生。按中国老的习惯，生日都不记年月日，只记生肖；出生后到第一个春节就是一岁，也就是生日，因此我算一算是在1915年生；为了容易记住，我自己写了生日是1915年11月15日。回国后我问了父亲，他查了年历本，我的真正生日是1914年12月6日，在德国所有证书上写的都错了。

我们在三年的临床医学学习时期，最使我不高兴的是同学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记得有一次，大学生学生会组织一次去慕尼黑郊区一个温泉地区参观，晚上开会时我和过晋源进入会场，大家喊着：欢迎日本人。当然，我非常不高兴，我鼓起勇气走上台阶说：我们不是日本佬，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也能够在慕尼黑大学留学!当时，会场一阵哑然，接着是一阵掌声。今天，祖国强大了，富裕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只有我们老一辈的留学生才有这样的亲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