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强波士顿报导】本月26日举行的哈佛大学第365次毕业典礼中，来自湖南农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何江作为优秀博士生代表，将同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同台发表演讲。在这个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有超过7千名哈佛大学毕业生将获得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
据中科大新创基金会的报导，何江2005年从湖南省宁乡县一中进入中国科大生命学院学习，2009年荣获中国科大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随即到哈佛大学深造，后来进入了同样是中科大校友、美国科学院院士庄小威教师的实验室。何江将成为第一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中国留学生。
何江在中科大获得奖学金之时也曾登台演讲，代表获奖学生和大家分享了在大学四年里学习和生活上的切身感受。何江表示科大学生时间多半苦读过吉米多维奇，将来依然会为当年这种生活，深深的求知欲而感到震撼。何江表示：“回首科大的生活，都有一份依依不舍、一份感激。除了感谢，不知道有什么言语表示对母校的感情。”
5月8日晚，何江收到新创基金会的电话表示祝贺。何江希望通过新创转达对中国科大本科教育的感激。他强调：敢为人先的中国科大精神对我影响很大，也正是这鼓励了我去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尽管这通常是文科生的荣誉，理科生更少有意愿去打破。
何江在哈佛大学过去7年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经历让他感受到在科学的高峰上不断攀登的喜悦。他的导师庄小威是中国科大87级少年班校友。何江在第一时间发邮件正式向庄小威教授报喜，他说“我十分感激您给予我作为导师给我的教诲，您的指导支持了我走完博士旅程。”
庄小威教授得知她实验室的研究生将登台哈佛毕业典礼也十分高兴，她专门发邮件祝贺何江，称这是：“好消息，巨大的荣誉。”庄小威现为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研究员，哈佛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系、物理系双聘教授、中国科大大师讲席教授。她在单分子动力学、核酸与蛋白的相互作用、基因表达机制、细胞核病毒的相互作用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
何江对中科大新创基金会提及本科导师中国科大生命学院姚雪彪教授对他的影响。何江是中科大波士顿校友会活跃分子之一，尽管他谦称：“我一般是去打酱油的，很高兴在哈佛还见过访美的侯建国校长。”
下面是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中文稿。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