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双语网2024年8月24日讯】麻省理工学院（MIT）今年入学的新生中，亚裔学生的入学比例从40%上升至47%。美国亚裔教育联盟（AACE）对MIT招生政策的积极变化表示欢迎，称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在招生决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影响后，美国大学招生过程中恢复平等教育权益和择优录取的重要进展。
上图：2014年MIT中国创新创业论坛现场。
相对于MIT先前的亚裔入学比例40%，AACE发表的一个声明称这次17.5%的增长（以之前40%为基数）凸显了亚裔学生申请人在废除平权政策之前所遭受的严重歧视。基于学生的申请资格而非肤色举行录取不仅将消除种族歧视，还将增强美国在科技和其它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大学录取不论出身背景，而是选择培养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对于美国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
“值得肯定的是，今天这一可喜的进步离不开学生公平入学组织（SFFA）和布鲁姆（Edward Blum）先生的不懈努力，以及众多勇气可嘉亚裔学生和全美国300多个亚裔组织。他们在SFFA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诉讼中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AACE的声明中写道。
虽然这是一重要进展，但AACE仍对麻省理工学院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低录取率表示关切。这种差距凸显了解决美国城市中心中小学教育严重落后问题的迫切性。 AACE敦促主流媒体和美国社会对管理这些城市的政治家们举行问责，促使他们从根本上对黑人和西裔孩子的中小学教育举行改善。
上图：《华尔街日报》报道AACE和赵宇空博士对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申诉。
AACE主席赵宇空博士表示：“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择优录取再次在美国大学入学过程中受到重视。选择和培养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将使所有愿意透过自身努力来追求美国梦的孩子受益。”
朱镕基1999年MIT发表演讲
中美1979年建交至今已45年，其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在中美建交20周年，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谈判的关键时刻访问美国，并在MIT发布了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演讲。朱镕基总理翔实的论证和不乏幽默的演讲得到MIT师生热烈的掌声。
当时只有MIT的师生可以抽签领取朱镕基演讲的门票。笔者在剑桥市麻州大道77号MIT主楼的电视机上观看了朱镕基演讲的直播。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我代表MIT所有的师生欢迎朱镕基的到来，也欢迎那些媒体，包括电视传媒和网络传媒。那个时期，我们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经历过，而且也没有记忆。当时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我们两国过去非常频繁地交往都停止了，学者之间也没有直接地接触。现在那个动荡和不幸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已经拆走了许多阻碍我们发展的障碍，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推进更广泛的合作和交流，我认为，我们中美两国学术界的人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沟通，交流交往和更好的了解，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对方，要彼此学习。
今天，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场合，就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但是，不仅仅是要对话，我们还必须要合作，来面临这个新世纪的挑战。要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就要明智地用上科技、管理和经济学。要迎接这些挑战，就要改善教育，最重要就需要明智地领导。
朱总理今天的发言就是针对中美两国演变中进入新世纪的关系，朱总理是生在湖南省，是1928年出生的，他是从清华大学电工系毕业的，后来，他就当了经济和管理学院的院长，他一辈子献身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1987年，当上了上海市的市长，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就进入了戏剧性地发展。博得多方的表扬。在89年他就当了副总理，90年当了副总理，在那个时候他身负重担，在去年3月份他就当了中国的总理，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朱镕基阁下。
朱镕基总理：
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衷心地感谢校长先生邀请我到MIT来，使我能够有机会会见这么多的有学问的教授和学者，包括来自我的母校清华的校友。中美昨天，我在纽约，我的好朋友达克特克森杰(音)告诉我，“你是第二个有勇气到MIT去做演讲的国家领导人”。我确实没有这个勇气，特别是要做学术演讲。但是，当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被称之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从MIT来的，当然，不是从美国来的原本，是在中国影印的，是不是盗版我都搞不清楚。
我当时就憧憬我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但是，请校长你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要一个荣誉的学位，我不要那个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如果我要得到一个学位的话，一定要经过学习、考试、答辩。但是我已经70岁了，我已经做不到了，看样子我这一辈子也拿不到学位了。中美其次，当我1984年第一次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在哈佛大学做过演讲，我也访问过哈佛大学，跟麦克阿瑟院长进行过谈话，但是，那一次我没有机会能够到MIT来，至今我还引为遗憾。所以，这一次我再不来就要变成一个终身的遗憾了。特别是因为MIT办学的方针和你们所提出的那些口号，对于中国现在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是有很重要的借鉴的意义的。尤其是因为我是清华大学的院长，而我们清华经管学院跟MIT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我要是不来，那也是非常遗憾的。我这次来，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也在所不惜。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风风雨雨的历史，但是，我想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也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一致的政策，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所一致坚持的政策。今天，当中美关系出现某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就中美关系的问题给美国人民消一消气。怎么叫做消气呢？就是我要来说明真相，说明事实，取得我们双方的共识。
在中美关系方面，很多的问题。在我访问美国的中间，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比方说人权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达赖喇嘛，科索沃，我想你们都听厌了，我不准备再在这里讲这个问题，我讲一个你们关心
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美国的各界人士都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那跟你们的MIT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各位教授们比起来那是班门弄斧。但是我想说明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中美贸易之间的逆差这个数字是被大大地夸大了。根据美国方面的数字，中美贸易逆差是569亿美元，而中国方面的数字是211亿美元，非常大的差距。我不想评论哪一个数字更加准确，但是我想引用你们美国的丹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斯坦拉.刘(音)，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是不准确的。其原因就是由于这些数字在进口的时候包括了运费和保险费，而在出口的时候没有包括这个。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中美贸易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的，在香港的附加值、增值是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对中国的走私。根据这这些因素，把它加以修正以后，按照这位教授的估计，中美贸易的逆差是365亿美元。由于美国大量地向中国的服务性的出口，前面是讲的货物的进出口逆差，加上服务的，这个逆差的数字只有350亿美元。我现在不去评论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这个数字比美国方面的数字低，比中国方面的数字高，我不去评论，但是我很尊重这位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根据。
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中美贸易逆差看得太严重了。老实说，美国的全部的贸易逆差去年只有1690亿美元，加上其他方面总的逆差不超过200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你们国民生产总值的2％多一点点。而在其他国家，这是很平常的，加拿大多年以来他的贸易逆差就超过2％。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对美国讲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或者是资源性的产品。这些产品在15年以前你们早就停止生产了，因此这种进口跟你们美国的产业是没有竞争的，是有利于你们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是有利于你们发展你们的高技术产业，使你们今天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些消费性的产品在美国是找不到人来生产的，如果你们停止进口这些产品，你们美国的普通人民，如果从别的国家来进口这些产品的话，你们的普通老百姓要为此多付出200亿美元。这个数字我是有根据的，是世界银行的报告，不是我造出来的，我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来推算，你们1998年，如果不从中国进口这些消费品，而从别的国家进口的话，你们在座的诸位都要从口袋里多拿出钱来，也许通货膨胀就会比现在要高一点了。
第三，中国向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70％以上是加工贸易，什么叫加工贸易呢？就是外国投资的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设产去装配加工和装配从外国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出口到美国来。这些原材料的进口、零部件的进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的增值的部分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我上面讲得那些国家和地区向美国出口的转移。就是说，原来你们这些消费品都是从我刚才列举的国家里面进口的，但是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现在他们已经不能生产，因此他把他们的原材料零部件转移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来。所以，你们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但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你们加起来都是一样的。我在1987年当我担任中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就做过调查，我调查了出口到美国的运动鞋，耐克、阿迪达斯、锐步…这些鞋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来。因为这些工厂最多的是在中国沿海的福建省的生产，我在福建省做了调查，当时在福建的工厂主要是台湾的企业家办的，他每双运动鞋子的出厂价20美元，在美国的零售价120块美元。当时我调查了这个工厂，这20美元给中国的工人留下的就是2美元。但是他可以养活两个工人，拿全年来讲。其他的原材料有的是日本来的，有的是美国来的。其中主要的气垫就值2美元，是从美国来的，这也许是个专利。所以看得很清楚，在美国卖120美元，在中国的出口的价格只有20美元，中国只得到2美元。但是，确实养活了我们的工人，这对中国是有利的。这是1987年的情况，现
在怎么样呢？最近我会见了一位台湾的鞋业大王，据他讲，全世界的运动鞋，他的销售额是第一。他的这些运动鞋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我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跟1987年比起来怎么样？”他说“差不多。”这一次我到美国之后，我派我的秘书到芝加哥的各个百货公司去调查这个鞋子的价钱，我发现在你们美国商店里买的这些耐克、阿迪达斯、锐步这些鞋的平均的价格是80—120美元，跟当时差不太多，便宜一点了。把铭牌拿开一看，都是“中国制造”。中美所以，很清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你们美国不会生产，从别的国家买是很贵，只能够从中国生产，价廉物美，对美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对我们中国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一些劳动力可以得到就业。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价值都是别的国家对美国出口的价值的转移。我很赞成你们MIT有一位有名的教授叫做帕罗库格曼(音)先生，我经常看他很有见解的文章。他有一篇文章就此说“这不说明中国的市场不开放，而是日本的市场不开放。”
我这一次到丹佛去参观了一家公司，这位老板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件拿到我面前，他告诉我，这个磁头是从中国进口的，我看了一下，我说“我看这个里面最值钱的东西还是你美国做的。”中国只不过进行了一些装配，甚至于上面用的钢铁也是从日本进口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磁头值1万美元的话，有8千美元是在美国生产的，2千美元其中有1千美元是从日本或者韩国进口的原材料，中国人就向美国出口了1千美元。所以，库格曼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来，中国这种双顺差，在经常项目和资本方面的顺差，资本项目我们也是顺差。我们14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大半，绝大多数是买了美国的国债。这种双顺差是中国经济的弱点，我同意你这个观点。我们要调节我们的经济结构。所以我说，我这三个论点旨在说明，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并不是单纯有利于中国，而且大大地有利于美国。中美当然，我不是说不要改善这个贸易平衡，中国将尽其所能地来改善中美贸易的平衡。因此，在参加WTO的谈判方面，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我相信，这种让步对中国人民参加国际的经济合作是有利的，对促进中国的国民经济他的市场的竞争、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对于WTO也是更加有利的，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WTO是没有代表性的。而对于美国，我认为是大大地有利的。
我在华盛顿和戈尔副总统共同主持了“中美环发会议”的开幕式，我在这个会议上讲，中国现在通过他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认识到发展与环境保护与生态工程必须予以同等地重视，因此中国现在对于能源环保等等基础设施工程做了空前的努力，他的投资、投入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如果中美两国在这些方面进行合作，美国愿意开放他的出口，转让他的技术，那么，这么几千亿美元的生意、几千亿美元的市场在几年以内必将有利于改善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
我预言，目前在美国正在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很大，而且怒气冲冲，也许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在中国也要谈论中美贸易逆差，而那个时候中国是逆差，我们也要怒气冲冲。
我补充一句，我是讲我们的人民将要怒气冲冲，我是不会怒气冲冲的。因为，我认为只要能够引进技术，改善我们的管理，我认为这一种贸易逆差是一种愉快的负担，从长期来说对中国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不完全决定于中国，目前首先是要美国方面要真正做到他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他现在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得太严了。中美我刚才听校长先生告诉我，你们正在从事于探索太空的秘密，我一听这个“秘密”就害怕，它就跟“间谍案”联系起来了。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出口施加了很大的限制，我看把我们排在不是倒数第一也是倒数第二了。因此，我们发射休斯公司的卫星也不批准它出口，我们气象局需要美国的计算机也不出口。中美贸易平衡怎么改善呢？我想提醒大家，去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这不一定是高技术，就是一般的机电产品，只有89亿美元，而日本去年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是151亿美元，欧盟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是148亿美元。我想问一句：你们美国只要求向中国出口小麦，出口柑橘，好啊，我们这一次签订的农业协定不是为进口你们的小麦和柑橘打开了大门了吗？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靠吃小麦和柑橘就能活下去吗？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们要活得更好。因此，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中美关系他的重要性，他的战略的重要性。中国不是你们潜在的对手，更不是你们的敌人，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中国对你们有什么威胁呢？克林顿总统已经宣布了，美国有6千件核武器，中国只有20—30件，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美国的很大，中国的很小，中国永远不可能威胁美国。我们也不会威胁美国，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跟美国差几十倍，即使经过了30、40、50年，中国比美国还是差得很远。中国始终还是美国的最大的潜在的市场，是你们的伙伴，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中美所以，我认为要建立中美之间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你们两党一致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从尼克松总统、共和党人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然后是卡特总统民主党的才建立了中美两国之间正式的外交关系，然后是里根和布什总统进一步地促进了这种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然后是克林顿总统，他是民主党的跟江主席实现了成功的互访，双方声明，要致力于建设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标志着中美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关系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和作的。中国三代领导人也就是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他们是始终坚持不渝地来发展维护这种关系。我们坚信，当前中美关系中间的困难和问题只是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长河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相信，这种困难和问题就像一小片乌云即将过去，而灿烂的太阳即将到来，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奋斗。
在我们即将离开美国的时候，我要向克林顿总统、向美国政府对他们的盛情招待表示衷心地感谢。我要对我们所接触的美国人民，包括很多的国会议员我想差不多有30个了，我还没有详细地统计，我们接触了各级的政府官员，我跟美国著名团体的新闻媒介的负责人进行了早餐，我们跟美国的著名的金融家、企业家的巨头共进了午餐，我们在街上也跟普通的美国老百姓进行了交谈，我从这里深深地体会到，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昨天下午两点钟，克林顿总统给我打电话，我把这个观感告诉他。我相信，美国人民是支持中美友好合作的，是支持中国早日加入WTO的。在临行之刻，我向在座的诸位，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热情的欢迎，对波士顿的人民，对麻省的人民，对美国的人民表示我们诚挚的敬意和衷心地感谢。谢谢，非常谢谢！
MIT校长：
尽管朱总理说他现在太忙了，他没办法在麻省完成他的心愿，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听他做了一个口试，他已经通过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提问的时候非常地简短非常地快，这样我们加上翻译也可以使得总理能够尽可能多地回答一些问题。
朱镕基总理回答问题：
1．问：我是代表徐文立的女儿徐锦来问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像徐文立先生这样的和平理性的人，其所作所为完全没有违反中国法律，被受到公民及政治国际公约和联合国人权宣言的保护，他却在去年12月21日，经过仅仅3个半小时的审判后被判13年徒刑。请问朱总理，中国共产党何时停止一党专政的独裁，无条件释放徐文力先生，徐锦。
朱镕基：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一次在美国我已经讲得很多了，我的嘴巴都讲得起了茧了。中国的人权正在每天地改善，而且他的中国人民所享受的人权是历史上空前的，我们还有缺点，我们正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国会也就是全国人大刚刚不久修改了我们的宪法，在这里面特别标明中国要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要依法治国，我们正在致力于这一点。关于你讲的这个个别的事件我不想在这个地方跟你多加辩论。
2．问：朱总理，作为一个目前在MIT学习的清华校友，我想我希望能够代表在MIT学习的全体中国人跟在美国全体的清华校友向您的来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向您祝贺您这次在美国的访问取得圆满的成功。接下来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朱总理，第一个问题是您刚谈到的科教兴国的这一点基本国策。我想向您请教一下，您觉得目前在中国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上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我国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改善和提高他。第二个问题是涉及到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问题，您觉得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应该集中在哪些方面，中国政府准备有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另外中国有没有什么政策准备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的？谢谢。
朱镕基：谢谢你的问候，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清华在MIT的校友以及在这里学习的和访问学者，向你们表示衷心地敬意。我曾经两次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为此目的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们财政对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投入这个数量是巨大，是前所未有的。当然这些钱用到一些什么方面，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具体谈及，但是我认为科教兴国的基础在于教育。这个教育除了基础教育应该予以十分地重视以外，对于专业的教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管理方面的教育。目前，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管理人才，我们的国有企业他的第一把手，他的总会计师大部分都是不合格的。所以我刚才跟校长说，我们最希望MIT帮我们培训高级的管理人才。而且我们现在正几个有名的会计公司的帮助底下，我们要在中国建立3个国家会计学院来培训中国的会计人才。第一个就是由清华大学正在办，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很快要开学了，可是我现在呢，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院长，不知道你们在座的诸位谁愿意去当这个院长啊？我们清华需要一个院长，这个院长在哪儿？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证券市场是最缺乏人才的，中国的证监会最缺乏人才，所以我们已经聘请了香港的以前的证监会的主席梁定邦先生来担任第一顾问，而且我应他的要求准备请一些台湾的、香港的所有的优秀的专家到我们证监会里面去工作，我付他的钱，跟他原来的工资一样。
3．问：总理先生，我们麻省理工学院最近也研究过我们这个学校怎么准备消除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我向您请问一个问题，您现在正在采用什么措施，来确保充分发挥中国的妇女和女青年的才能？
朱镕基：我是十分赞成男女平等的，尽管中国的社会从来存在着一种“重男轻女”的传统。我们有各种妇女儿童的群众组织来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你可以看到，我们代表团里面就有一个杰出的女性吴仪女士，在这一次在跟美国方面进行WTO谈判方面，吴仪女士起了关键的作用。我知道美国人对于什么叫“国务委员”大家听不懂，我可以告诉大家，她就是副总理。但是中国是很讲究排名次的，他们的名次是排在正总理后面的。但是在这一次谈判中间，她是总理，我是副总理。我还要告诉您一个秘密，我在家里是完全听我的夫人的。我的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全部上交给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