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姚蜀平生于抗战期间，其父黄埔五期，母亲舅公乃黄兴。受父兄影响，自幼好读文学名著；高中在人大附中，受数理老师影响，志向转至数理。高中毕业考取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物理系；立志以后当科学家，同时写科学家。1963年成为科大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不久，适逢多次政治运动，父母在文革中双亡，自己也在烈火中千锤百炼，决心要写文化大革命。
先后在核工业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及科技政策管理所工作。1982年至198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任访问学者。1978年，在立志要写科学家20年后，写了电影剧本《李四光》，次年北影将其搬上银幕。2009年，在立志要把文革真相留给后人40年后，《似水流年》，这部全方位描写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次年，繁体字完整版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悲情大地》。近年还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魂归故里》、《枫叶参天》；短篇小说《天才之死》、《沉默的路》，散文《儿女祭》、《哈利与快利》等。
以一战华工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是在2011年第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历史小说佳作奖基础上的再创作，2014年3月由北京金城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该书出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之际，是作者集30年积累和宿愿完成的作品，以表对参加一战的70万华工最高敬意和纪念。他们用自己的苦力、血肉和孤寂的魂灵，换回了祖国些许进步；而自己几乎被世人和国人遗忘。希望出版此书，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怀念和尊敬他们。】
儿女祭
姚蜀平
“姆妈！”我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呼唤过了，这是我们兄妹五人对我们母亲的称呼。在我大学毕业，二十多岁时，每当叫起“姆妈”，我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一声姆妈的呼唤，会引起多少慈母的爱抚，童心的焕发和安全感的增加。
可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呼唤了，因为她已经离开了我们。四十七年前，1966年的八月，在那腥风血雨之中，在被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木板毒打、被割断喉咙以后，她穿着一身带补丁的衣服，光着一双发青的脚，带着浑身的伤，顶着被零乱剪到发根的灰白阴阳头；带着无穷恐惧、愤懑和对子女的牵挂，离开了这个世界，被扔到一个医院的停尸房。几天以后，我看着火葬场两个工人从停尸房里用担架把她抬了出来，像是扔货物一样，被那两人一甩，她被扔到停在一旁的大卡车上，然后和无数具这类尸体一起，被送到火葬场集体焚毁。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亲人相随，没有留下骨灰，甚至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遗物……能打碎的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可是，姆妈给我们留下的无数美好的回忆却又何曾能打碎；姆妈的高洁、自尊与独立不羁的品格又何尝能被撕烂！
几十年过去了，姆妈不是名人，不是伟人，没有人为她平反，没有人给她开追悼会，没有人为她写纪念文章；可是姆妈该让人怀念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亲爱的姆妈，我再次增补了为你写下的祭文，它写下的是一个普通中国妇女不寻常的一生，以告天下所有心怀慈悲的人，以解儿女思母之苦，以慰藉你在天之灵。
苦女奋斗 发愤自立
上个世纪开始的那一年，我的母亲贺定华诞生在湖南长沙附近一个农村。据湖南湘潭罗汝怀编撰的《皇清故兵部尚书云贵督善化和公家传》所示，母亲贺家追溯到老祖宗是唐朝宰相贺知章。贺知章是诗人，官居宰相。贺家祖籍原为浙江绍兴，若干年后，清朝雍正六年，贺知章的后代被派到湖南任按察司，从此后辈就落户在湖南。在湖南以第五代“龄”字辈的“兄弟翰林”贺长龄、贺熙龄最为出名。他们兄弟俩曾以第一、第二名次“独占鳌头”考入翰林院。湖南每逢“打春更”时，打更人边打边唱：“读书要学贺长龄”。姆妈的嫡祖是贺椿龄，其后“五代单传”，虽为官宦人家，却再无所建树。虽家道衰落，名声却在外，母亲的祖父迎娶了黄家二小姐黄杏生，即黄兴的二姊。黄兴先生自幼丧母，二姊长他十一岁，长姊如母般地带大他，故姊弟感情甚笃。黄家在当地极富有，黄兴二姐嫁到贺家后，还得到黄家为其买房置地，后种上茶树。贺家生活也主要靠黄家接济。后来黄兴搞革命，家产耗尽，贺家后辈纷纷自寻出路。辛亥革命成功后，黄兴回家看望，那时黄兴是大人物，孩子们见他都怕，母亲却勇敢地上前喊这位舅爷爷，黄兴问她叫什么名字。母亲说叫贺蕴华，黄兴说这个名字不好，我给给你另起个名字，叫“定华”吧！自此母亲就叫“贺定华”，无论是黄兴还是母亲，都希望中华能有安定之日。虽然母亲的一生没有过过多少安定日子，但这毕竟是她和舅爷爷的衷心愿望。黄兴还让母亲把刚缠的脚放了，故母亲有双解放脚。黄兴还规定亲戚中的女孩子一律不许缠脚。当然黄兴对母亲最大的影响还是女子要追求妇女解放，这是母亲一生追求独立自主的由来。
母亲在家是长女，上有兄长，下有三个妹妹。六岁时患小儿麻痹，自此成为跛足，在家从不被疼爱。受教育只有哥哥的份，为了日后好求功名利禄。可是母亲求知欲极强，哥哥上课时，她常躲在帷幕后面偷偷地跟着私塾老师学，也不断询问来家的客人不认识的字，就凭这种精神，她竟然学到不少古文，还写得一手好字。
母亲十八、九岁时，一位在上海开纱厂的湖南人，返乡来招女工，还许诺她们到上海后，工余可以上夜校读书。母亲带着个十二岁的妹妹来到大上海，走进纱厂，当了挡车女工。可怜乡下来的大姑娘笨手笨脚，而那些从小跟母亲在车间长大的苏北小姑娘，干活时，把她们远远抛到后面。老板比较下来，更喜欢招来的苏北农村女 子，不喜欢“长沙小姐”，她被辞退了。
母亲不愿返回乡下，经人介绍，又到了一个半工半读的美术学校。可惜校长并没有按照原先的许诺让她们念书，却让这帮湘妹子整天绣“孙中山先生像”，好拿到海外卖钱。母亲失望地离开了。
有同乡见母亲求学心切，介绍她到上海清心女中，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学费很贵。付不起学费的穷苦学生，只要信奉基督教就可以免费上学。母亲为了求学，受了洗礼。从此她的学费和宿费全免，每月只要交五元伙食费。黄兴夫人此时住在上海，她资助母亲每月五元钱，为此母亲每月要走很远的路去取。适逢主人外出，她只好坐在大门口等上一整天。
上图：清心女中的学生（资料图片）。
在清心女中，母亲和另一位姓郑的女同学都年过二十，她们和一群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同窗共读，一起从“A, B, C”学起。老师都是抱独身主义的美国小姐，母亲从她们那里学到了纯正的英语发音，和独立的人格。由于住校，每天和美国老师生活在一起，两年下来，她的英语听读说写都获得优良成绩。美国老师说她：“你的英语说得比上海话好。”《天方夜谭》英文原文是她们的课本，那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像缕缕阳光射进这位孤苦女子的心扉；后来，竟成为我们孩子们睡前的一道“大餐”。
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不少女学生学钢琴。学校处处是琴声。母亲好生羡慕啊！她看着自己又大又粗的双手，一贫如洗的口袋，喟然长叹！失望之余，她唯有静静地聆听仿佛天堂传来的叮当之声，它们是那么美妙，引起她对故乡的回忆，勾起她对未来的无限遐想。美国老师看出这个整日苦读的学生爱好音乐，送了一元一张的音乐会门票给母亲。母亲仿佛走进了圣殿，美妙宏伟的古典音乐把她带到更深幽的境界。她终生都记得这场音乐会，无数次对孩子们说起：“音乐会场静得连掉根针到地上都能听见。”此后一生中，只要听到琴声，她就会伫立倾听。当后来我们四姐妹也进到教会学校读书时，她毅然让我们全都学钢琴。
美国老师有位朋友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教书，她介绍母亲前往离家近的福湘继续求学，那也是所教会学校，母亲在那里读书直到毕业。这是她一生受过的唯一正规教育，也是使她开阔眼界，认识自己的重要转捩点。
母亲从福湘女中毕业后，在当时也算得上一个小知识份子了，尤其是在妇女中，一些女校争相聘请母亲去教书。她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师。当她第一次拿到三十元大洋的薪水时，内心的激动终身难忘，因为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贺家自母亲的祖父起，三代男人没有任过公职，加上祖父和父亲都早逝，自己的母亲强撑着这个破落大家庭，早已心力交瘁。母亲刚工作不久，就把我们的外婆接到身边，并培养两个妹妹上学读书，成了家中唯一挣钱养家的人。
母亲最初教的是所女校。开始人们不了解学校，学生很少，后来由于“贺先生”（母亲）的影响，一家只要有一个人来上学，姐妹姑嫂都跟着来了。母亲不仅教她们识字，读书；还教她们求独立、求生存，做正直勇敢的新女性。有一个年轻寡妇，男人死后对生活和前途十分失望，整日哭泣；可是自从来上学以后，她变了，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后来母亲离开学校，她还不断给母亲写信。
母亲因为要到南京贫儿教养院教书而离开这里，上百个学生依依不舍地哭着挽留她，说是她使她们开窍、启蒙，使她们生活变了。走时更是依依不舍，十里相送，场面十分动人，母亲几十年后每当提起都唏嘘不已。南京贫儿教养院是黄兴夫人徐宗汉开办的。母亲到那里主要教小学，鉴于当时英语老师稀缺，学校请母亲教初中英文。母亲纯正的发音和流利的口语，获得师生们好评。母亲曾得意地回忆：“那时可真是大出风头。”
母亲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人格魅力和尽孝养家的美德，在亲友中传为佳话，树为榜样；直到我们成人，还能听到亲友们对母亲的赞扬声。母亲的身教言教像一本教科书，照亮了我们兄妹五人的人生，永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
母亲因小时患小儿麻痹而腿有残疾，人又长得不漂亮，多年来抱着独身主义，一心求学自立。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介绍人夫妇男方是母亲在贫儿教养院的同事，母亲并不知，他竟然是当时共产党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而女方是母亲的同乡和小学同学，母亲也不知她当时竟是地下党南京妇女部长。父亲与地下党夫妇是邻居，他们虽知父亲是黄埔五期毕业的国民党军官，但为人老实忠厚，故介绍他给我母亲。父亲年龄比母亲小两岁，人又长得十分英俊，为此母亲十分犹豫。可是当父亲了解母亲的自我奋斗史后，爱慕母亲的率真和独立精神，他说：“人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内心。”母亲放弃了独身主义，他们后来来到北平，在“六国饭店”（即北京饭店）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父亲穿着燕尾服，母亲头披婚纱，有照片为证。
抗战逃难 多灾多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母亲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全家住在安徽宣城的一个小村庄新何庄。日本人南下，平静的村庄也不平静了。直到战火迫近的消息传来，母亲才带着四个孩子逃离小村庄。全家只带了一床蓝缎被面的被子。晚上，一床被子盖在四个孩子身上，霜打下来，蓝被变白了；早上太阳一晒，又变黑了；白天，嗮干的被子又恢复了蓝色，一床被子，一天三色。有一次，军队士兵要抢走这床被子，母亲苦苦哀求，后来看在四个孩子面上，好容易才保了下来。
逃难时，哥哥只有五岁，他和四岁的大姐被放在一副箩筐两头，雇人挑着走；大姐至今还记得，她低头看着地面，奇怪为何什么东西都往后跑？二姐是叔叔背着走，可怜途中鞋也掉了，一双小脚在寒冬腊月里冻得整整三个月没有暖过来。三姐是母亲自己抱着，坐在独轮鸡公车的一边，另一边放着箱子，后面有人推着走。刚过百日就逃难的三姐，母亲给她取名“难民”。后来到了四川，碰到姨夫一家，姨夫是位语言学家，说这个名字不雅，按谐音改为“南平”。
母亲带着四个孩子逃到九江城长江边，看见一个被抛弃的孩子独自坐在江边嚎哭，更把自己孩子紧紧搂住。逃难的人流早已把轮船占满，眼看敌人逼近，一家人却上不了船。万分焦急时分，母亲竟在江边遇到了一群贫儿教养院的学生，他们惊讶贺老师是怎样带着四个孩子在难民洪流里捱到长江边的，他们认定贺先生和孩子们一定得搭这班船走。于是他们从码头捡起逃难的人扔下的整匹红布，两个学生爬上轮船，从上面扔下红布一端，岸上的学生把布捆在孩子的腰上，船上的学生再将孩子一个个提上去。贺先生怎么办？学生找来一条小船，靠在船边，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梯子，母亲战战兢兢、艰难地从梯子上爬到摇摇晃晃的轮船上，要不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已经在船上，母亲决没有勇气用这种方式上船的。
船到了一个小码头，父亲已经闻讯赶了过来；当时急于过江，全家向一条小船涌去。父亲抱着大姐刚上了船，船主嚷着人满了就把船撑开；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眼睁睁看着船越飘越远，也不知会靠在对岸哪个口岸。她只好央求其它小民船，可是日本飞机已经炸到江上来了，眼看一条摇到江中心的小船中弹翻船，船老板都不肯冒险开船。一直捱到晚上，母亲才带着三个孩子过了江，可是到哪里去找父亲和大姐呢？五岁的哥哥不断安慰淌着眼泪的母亲：“姆妈，不要急，会找到的。”先头过江的父亲领着四岁的大女儿沿江走着、找着。只要看到开来一条船，只要见到一簇人影，就拖着长声叫起哥哥的小名：“祥麟啊——”走了十几里，叫了十几里。逢见过江的人就问：“看见一位太太领着三个孩子吗？”终于在第二天，一家人相会在长江边上。父亲的嗓子已经喊得说不出话来了，母亲的眼泪要流干了。每每想起，在这百万难民人流里，失散的一家能相遇，既是万幸，也是奇迹。
不久，父亲又因公离开了全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登上了一条长江向西去的小民船。当小船驶到耸立在江心，以险恶着称，风大浪高、江流湍急的小孤山时，一个浪头打来，小船颠簸着眼看要翻覆，母亲按着睡在船舱里的孩子们，大气不敢出一口。老板娘是个自幼在船上长大的渔家女，她眼疾手快，把船帆放了下来，小船从浪尖上滑过，颠簸地过了小孤山。老板娘后来心有余悸地对母亲说：“托你们的福啊，不然今晚船一定翻在小孤山了。”
待全家到达武汉时，已经山穷水尽，身无分文。在武汉又无亲无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坐在码头上，不知这双脚该往哪里走。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位母亲在贫儿教养院的同事，也是老乡，叫廖明华，孩子们称她为“三姨”。她望着这群疲惫不堪的孩子，陡然站起，对母亲喊道：“坐在这里等死啊！我到街上走走，也许会碰到个熟人。”母亲觉得真是无稽之谈，却也随她去。
天下就有这般的巧事，写到书里人们都会不相信。我姨妈当时和姨夫刚从北平逃到汉口，住在一家旅馆里。姨妈天天早起就看报。这天早上，她从报上知道母亲住的地方已经被日寇占领，逃难的人流频频被炸。她把报纸一扔，伤心地喊道：“我姐姐一定给炸死了，全家都给炸死了……”说着神经质地向窗口走去，边走边说：“让我看看，也许我姐姐已经来了。”她跑到临街的凉台上，茫然地从四楼向下望去。大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突然，她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望着，竟放声大叫：“廖明华——”
全家和廖明华被接到了旅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母亲又一次转危为安。经过一番修整，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到长沙老家农村，当时舅舅一家尚在那里，总算有个落脚之地。没想到日寇进攻如此之快，长沙也不是久留之地。母亲又带着全家向四川逃去。一家人又一次登上了一条小民船。在乡下和孩子们厮混熟了的一条大狗舍不得小主人走，紧紧尾随着小船，边游边哭嚎着；当时连人都顾不了，哪能带它呢！孩子们也哭着和它告别，多少年后都让人难忘。
到四川后，住在小县城铜梁。现在不用逃难了，可是却开始跑警报。只要天晴，母亲一早就烧一锅米饭，炒一大盆雪里蕻，全家跑到山上躲到山洞里。一天，跑警报回来，看见一颗炸弹就在对门爆炸，我们家的茅房也被炸了。母亲觉得县城不安全，又搬到乡下。在那里，没有学校，母亲亲自教孩子认字读书。背不出书还要打手 心。父亲一周回来一次，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县城里，是全家唯一没有逃过难的幸运儿。
后来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又去了甘肃。母亲身体不好，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有困难，她就让三姐和姐姐们一起去上学。三姐当时刚刚四岁，第一天老师教新课：“看，看，看！看新书，新书真好看！”老师问谁会念，四岁的三姐胆大包天，举手应答，她站起来稚声稚气地大声念道：“当，当，当，当金猪，金猪真捣蛋！”全校传为笑谈，后来校长知道了，叹道：“四岁的娃，我们这边还吃奶呢，别上了。”三姐才免去冒着凛冽寒风上学的苦楚。
很快我们搬到西安。母亲又回到小学教书。我那时仅三岁，白天随母亲到学校，还会跟到课堂。母亲教国文，还教算术。我像个小助教一样，在教室里蹓跶。他们学的东西我都会，母亲就常让我去帮助一些困难的学生。记得有个小男孩，写阿拉伯数字6总写倒，母亲让我去教他，我踮着脚，把着手给他扳了过来。
一次，我又蹓跶到二姐的教室，刚好赶上劳作（手工）课。一人发一张方形绿纸，折一个鸭子。老师也发给我一张。三岁的我，念书还可以，做手工就不成了。老师见我不会折，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板子就打我手心，我又痛又委曲，嚎啕大哭着走出教室去找姆妈。后来这位老师知道我是贺先生的小女儿，根本不是正式学生，也颇为尴尬。母亲摸着我挨了板子的又红又肿的小手，伤心得不成。像母亲这样带着五个孩子还去教书的人，也实在不多啊！
母亲十分重视课外知识，为孩子们订了不少杂志书报，如《小朋友》、《中华少年》等。大姐考初中时，有道题是东三省改为东九省。当时课本没有，可是杂志上有，大姐答中这道题，额外拿到二十分，考上了当时最难考的西安省立女中。母亲还规定孩子们要在四年级读《西游记》，五年级读《水浒传》，六年级读《三国演义》。五十年代中，二姐留苏前，母亲知道她从没读过《红楼梦》，一定要她在那个暑假读完。
有段时间父亲离开了国民党部队，对除了一块黄埔招牌外，别无一技之长的他来说，也就只有失业了；全家唯有靠当小学教员的母亲很难维持生活，母亲决定铤而走险，到上海跑生意。这种生意，其实就是一种长途贩运：在敌占区上海买了货，再乘火车到内地或南方去贩卖。可怜母亲是个跛足，又已年过四十，还是个只当过教书先生的妇女；可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竟然也去做这种营生。最艰难时，火车拥挤，根本挤不进车厢，她竟随着别人爬上火车顶。当她顶着冷风，怀着恐惧，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顶上时，想的是五个孩子。尤其当火车过山洞时，在那蒸汽火车时代，车厢都要放下窗户的，可是在火车顶上的人，却被黑烟熏得死去活来，出山洞时，个个变成了“黑人”。啊！世上还有比她更伟大、坚强的母亲吗？
豪爽侠义 心善面和
母亲没有一张漂亮的面孔，却永远春风满面；不信看看母亲的照片，张张都在洒脱地微笑，让人觉得可亲可敬。母亲出名的心直口快和爽朗大笑，又平添了几分豪爽之情。母亲仗义执言的性格，就像她那有楞有角的大楷字体一样，显得格外刚毅。
母亲一位老乡，也是老同学，有几个儿子，唯独不喜欢二儿子，在家像佣人般地使唤。母亲看不过去，总为他打抱不平，后来干脆把他接到贫儿教养院，让他读书，把他抚养成人，后来还参加了新四军。五十年代，我还见过他。他来看母亲，还要给母亲留下钱，报答母亲对他的恩情。母亲知道他拉家带口，工资也不高，没有要他的钱，却领了他的一片心意。
1947年，我们从西安搬到苏州。父亲的一位上司，家里有个小丫头，女主人对她十分凶狠，常毒打她，罚她饿肚子。可怜这个小女孩，家远在四川，在此无亲无友，苦不堪言。有人告诉她，你逃到贺先生家去，贺先生是好人。果真，她逃来了，母亲收留了她，把她藏到楼上，给她吃，给她养伤。后来，那家人知道他们的小丫头逃到我们家来了，可也知道母亲的耿直和仗义，尽管我父亲是他们当家的下属，竟也没有敢来要过。后来他们搬走了，母亲正式收她为干女儿；取了和我们平辈的名字，叫“姚志平”，给她做了新棉袍，还按我们家的传统，几个姐妹按年龄大小排队照相时，她也站在当中。晚上我们教她认字，白天母亲教她做活儿，我家又添了一个女孩儿。解放后母亲到上海工作时，也把她带到上海，还给她找了工作。以后她想家，要回老家，母亲也安排了她的回程。可惜她一去无音讯，母亲还念叨了许久。
1949年末，哥哥在苏州的一个同学去东北上大学，路过我家。母亲想着东北天寒地冻，太冷了，见他衣服带得不够，打开箱子拿出一件皮大衣送给他，说这就可以过冬了。几个月后，哥哥也要去哈尔滨念书了，母亲却拿不出第二件皮大衣。原来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一件皮大衣送给哥哥的同学了。
母亲心直口快，爱管闲事。走在街上，看到有人打孩子，她会上前去把那人训一顿，说孩子应该教育，为什么要打！见到持强凌弱者，也会上去帮助弱者和强者评理。母亲永远用一种自信而公正的态度，常常能慑服对方，仿佛她是真理的化身，无所畏惧，因此能镇邪。母亲去世后，姨妈因母女不合，常受气、被欺，她总是说，你们母亲在就好了，只有她敢骂我女儿，只有她能出面讲公道话。
母亲尽管受教育不多，可是极有口才。她的即兴演说总是十分得体，十分漂亮，而且从来不怯场。在西安当小学教员时，学校每周一的早晨，轮流由一位老师向全校师生讲演，题目自定。轮到母亲那天，她讲的是“守时”，大约是早年在教会学校受的熏陶所致。大姐小学参加讲演比赛，母亲教她上台要先做自我介绍：“我”，随后自信地用右手拍一下胸脯，抬起头说“姚一平——”大姐如法炮制，果真赢得了比赛第一名。平日母亲可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地讲一、两个钟头。后来在不同场合，如有需要，她总是被人推上去讲话，也总能让人满意，也许这和她多年来一直当教书先生有关吧。
母亲喜欢钢琴，她让我们四姐妹都学琴，可惜我们没有一个人弹出点名堂来，但陶冶了我们热爱音乐的情操，也让我们在晚年能以琴相伴。母亲不会弹琴，却会吹箫，也许是她出身在那书香之家之故吧。她吹“梅花三弄”和“苏武牧羊”最拿手。夏天晚上，在院子里乘凉，听母亲那悠扬委婉的箫声，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多少年再没有听到那凄清婉转、哀怨动人的箫声了。如果说现在想听箫声，毋宁说是怕听箫声，因为它会和母亲紧紧联在一起，如泣如诉的倾泻会引出早已聚满却从未尽情流淌的泪水……
母亲自己也喜好读书，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会专门读些她钟情的段落或诗篇。她不仅是一般地看书，而是一种楚吟诵，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是她的最爱。我还记得一次母亲兴致来了，说饭后要读诸葛亮卧龙吊孝周瑜的段落，母亲用浓重的湘音，高低有致，再加上摇头晃身地吟诵起来，着实好听。每个字都拖得很长，很有曲调，像唱歌，不！比唱山歌还要高昂和婉转。母亲那独特的声调：“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数天，人岂不伤……”至今还盘旋在耳际。近日读了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的《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其中提及屠岸幼年时，其母教他用常州的乡音吟诵调吟诵古诗文，他跟母亲学会了，晚年还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2008年6月，常州吴吟颂被国务院宣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可惜我没有从母亲那里学会楚吟诵，我最后一次正式听到这种楚吟诵，是1957年齐白石追悼会上一位湖南老人的纯正楚咏，听罢让人十分震撼。母亲逝去已多年，再也难听到这般吟诵了。多想“楚咏”也能像“吴咏”一样录音下来，流传后世；也让我重温母亲的“呜呼公瑾……”
时过境迁 花明柳暗
1949年，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到上海，等待轮船去广州或香港，可是听信了她的一位老友的劝告，留在了大陆。母亲对这件事从来没有后悔过，尽管她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艰难岁月。
五十年代初，母亲在上海一家华东妇联保育院担任总务工作。那是供给制时代，孩子全部全托，他们的父母大多随军南下。总务不仅要管孩子们的每日三餐，还要管四季里外穿的衣服、床上的被褥等等，都要考虑周全。年过半百的母亲，终日忙碌。她爱孩子，孩子们也爱保育院里年龄最长的贺阿姨。
当时连每天上街为孩子们买菜，都是母亲亲自和大师傅清早一起上小菜场。母亲在前面选购付钱，大师傅挑着担子跟在后面。晴天雨天，寒冬酷暑，经年不断。可怜母亲从来没有管过经济账，每天只知将所剩的钱如数归还，却没有一清二白的豆腐账。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母亲竟被当作“大老虎”来斗。母亲害怕因为自己牵连一群孩子，为了过关，只好违心地承认一天“贪污五毛钱”。后来为了退赔这笔本来不存在的赃款，我们家卖了仅有的值钱东西，包括珍贵的、价值不菲的《鲁迅全集》和《美术丛书》。
母亲几年辛苦换来一场斗争，这和她一贯的刚毅个性极不协调。1954年，母亲朋友答应在她来北京后另外安排工作，她辞职来京。她要离开，一方面是因为这件冤案结在心头，郁闷不乐；再者当时我独自在北京上初中，母亲放心不下。母亲临走时，保育院从领导到阿姨及勤杂人员，无一不恋恋不舍。当权的觉得有点对不住她，她们也深知，每天五毛钱的这种“贪污”是荒唐的，是冤枉的，无奈这又不是她们定的案，况且是无法挽回的事。年轻阿姨们则惋惜再也听不到这位老大姐的爽朗笑声和直言不讳的忠告，工友们更是叹息哪里再找这样勤奋又随和的主管！
1957年，当反右运动在全国掀起阵阵腥风血雨时，我们庆幸母亲退职了，不然，像她这样最爱直言不讳、秉直上书的人，非右派莫属，那我们全家岂非更惨了吗？
母亲在北京的几年住在姨妈家，作为姨夫私人秘书。抄抄写写，剪剪贴贴。她的主要心思还是在几个读书的孩子身上。母亲什么家务都不让我做，连衣服都是每个周末拿回家来母亲洗。母亲在身边的那几年确实是我书念得最好的时期。周末，几姐妹都从学校回来，我们最爱一起唱歌。母亲在厨房忙着，不时回来听一听，再回去做菜，心中洋溢着母性的快乐。可是姨妈性情暴躁，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决不是母亲愿意的。只是为了几个读书的孩子，勉强维持着。我上大学以后，她就到武昌和父亲在一起了。
在武昌的几年，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作为家庭妇女，定量本来就是最低的。可是她为了让我好过一点，每个月还要省下两、三斤粮食，换成全国粮票寄给我，在那个缺油少菜和一切副食都稀缺的时代，人全仰仗这一点粮食。那年寒假我回去看父母，几乎认不出母亲来了。母亲体重从140斤骤减到90斤，所有衣服都大得无法穿。看到瘦骨伶仃的母亲，我方醒悟每月给我寄几斤全国粮票的代价。以后许多年里，我常自责，为什么要从母亲口中把那维持人生基本需要的几斤粮食夺过来。可惜我再也无法回报她老人家了。
父亲退休后，父母两人一起回到北京。他们住在哥哥单位靠近市区安定门的一个叫地兴居的住宅区，一座筒子楼里的一间十五平米的房间。那个时代，人们被个人迷信的迷雾笼罩，自觉不自觉都是个人崇拜者，母亲也不例外。当时电视还很少见，父母住的院子里有台公用电视，每年十一国庆游行时，毛泽东会在整十点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每到这个时候，母亲不管在干什么，都要停下来；有时手上正在烧菜，也要我们代她照看一下，她一定要下楼，挤到公用电视前去。她说：“我要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我们湖南人，我们湖南出伟人。”看了回来后，还要念叨半天，毛主席如何健康啊，如何有精神啊，下巴有颗痣是有大福啊等等。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性命会葬送在她所崇拜的伟人发动的一场残酷格斗之中。
母亲最大的满足是五个孩子都大学毕业，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从小母亲就叫我们背“出污泥而不染”。今天，看着自己儿女长大成人，感到莫大的欣慰。文革前几年，是母亲最愉快的时期。她独自在家听相声，会放声大笑得前仰后合。她喜欢晚饭时自酌自饮，一杯玫瑰酒或青梅酒；饭后点上一支烟，还得意地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富裕，母亲也很少抽好烟。周末我回去时，带上一包好烟，一瓶好酒，母亲会快活得合不拢嘴。她会烧上好菜给星期天回来的孩子们吃，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以后走遍世界，我再也没有吃到过比母亲烧得更好的菜。有时我感到惋惜，我失去母亲太突然了，那时我也太年轻，连学做样好菜都没来得及。当然，该遗憾的太多了，这件事实在微不足道。
蒙辱受虐 含恨而去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和哥哥因不同原因都在自己单位遭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当时绝没有想到，年迈与世无争的父母会惨遭不测。
父亲黄埔五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了二十年师军需主任。他所在的部队（85军110师）于淮海战役起义，身在后方的父亲为该师驻武汉办公室主任，和在前线的师长廖运周保持密切联系。廖师长是潜伏在敌营二十年的共产党人，他深深了解父亲的忠实和可靠，竟将起义前线给留守后方党组织的重要密电，直接打给父亲，让他传递这些公开出来是要杀头的资讯；并让父亲将该师的大量军用物资，转移给下一个要起义的张轸部队；还要转移所有在后方的起义人员家属。110师起义后，该师的番号已被取消，父亲那时是没有任何责任和约束的，他可以把电报上交邀功，可以完全不听廖师长的命令，按照廖运周后来说：“如果把地下党的负责人隐藏地址交上去，起码会升少将，可能中将”。他也可以私吞大量要他转移的物质，那时整师的钱财及留在武汉的辎重都在父亲手中；银行、钱庄、仓库也只认父亲的签字，金条有一整箱。可是父亲没有那么做。他忠实地按照老师长的嘱托，冒险一一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部金条交给地下党员负责人。正因为他做了这么多他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做，而别人又不可能做的工作，解放后，他按照起义人员对待，但并没有真正享受起义人员待遇，他解放后长期在一个省建设厅当一个小图书室的管理员。
父亲一生胆小怕事，窝窝囊囊。他的性格和母亲截然相反：慢性子，不爱说话。他回家总是自己坐在一旁看报或看书；了不起的是抬起头，把眼镜推上去，对我们投来慈爱的目光。一次几个孩子争吵起来，父亲急得又把眼镜推到头顶，大声喊着母亲的名字：“定华啊，快点来啊，他们打起来啦——”在我印象中，父亲只为一件 事激动过，那是讲起当年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时，听苏联顾问的演讲，讲毕学生们兴奋得把帽子抛起来，还把演讲的苏联顾问高高抛起。每当讲到这一段时，他的眼睛就睁得又圆又亮，闪着快乐的光芒，还站起来用双手比划着，声音也变得洪亮，人也显得年轻又英俊了。
我们全家人都爱读书，一是因为父亲每次回家，不说话，不做事，只知低头看书看报，给孩子们影响太大；二是和母亲的督促分不开。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看《家》、《春》、《秋》等大部头书，至今还记得每次从哥哥的书柜里，向哥哥一本本借书来看的乐趣。一次父亲的一个朋友来我们家，父母都不在家，他在等我父母时，发现家里静悄悄的，五个孩子，包括刚读小学的我，每人捧着一本书在看，啧啧称奇。
父亲常年做军需，总在和钱财打交道，是发财的好位置和好机会。但是他从来不克扣军饷，不挪用公款，不假公肥私。军饷被克扣在那时是家常便饭，按时拿到军饷的士兵叫他“圣人”；想利用他手中巨款放利息、谋私利的同事骂他傻，恨他挡了他们发财的道。就连解放后，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说他，“国民党的钱，为什么不贪污！”可是他只会凭良心做事，多少年下来，一直是两袖清风，家里从来只靠他的薪金过日子，他很以此满足。
1949年后，他一直在武昌建设厅的小图书室里当管理员，他始终兢兢业业，诚惶诚恐地工作。每天清晨五点就去图书室做清洁卫生，玻璃窗擦得没有一丝污垢，桌子擦得可以照出人来，本本图书都掸得毫无灰尘。斗 室小厅，竟然天天花上三个钟头，可想其谨慎、卖力之心境了。我们全家在父亲这个“国民党军官”出身之下，日子好坏全看政策掌握得如何。执行政策时，日子就好过些，我们兄妹都上了大学，并在国家机构工作就是一例；但是，如果不讲政策，尤其碰到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全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1966年8月，当红卫兵运动席卷北京城，“出身论”的大棒高悬在人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开始感到心悸，预感乌云降至。当时北京市大轰“黑五类”离京；二姐在东北，她按照常规推论，一封封来信说：父母坚决 不能走，因为他们不属于“黑五类”，走了反而是自认了。我们何尝不是这么认为呢！可是，当北京市开始出现红卫兵打死人的事后，哥哥突然来到大姐家（当时父 母住在大姐家，帮忙照看大姐的小女儿）。哥哥主张父母立即回武昌，因为父亲原机关最了解他，最可靠不过。母亲想想同意了；可是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却怒气冲 天，他将一个方凳抬起，用力向地板砸下去，忿忿地说：“我走，我走，我连累了你们！”一向平静而温顺的父亲会在此敏感时分，出现这种异常表现，让我们又惊 讶、又焦急，无奈只好用好言好语劝说他们快走。母亲送我们下楼时说了句：“我到时候是会自己解决自己的……”我们不知她怎么会蹦出这句话，心中好生难过。
父亲执意要回地兴居宿舍他们自己的家，去拿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可是一去就不复返了，据说是被那里的居民委员会和红卫兵扣住了。母亲见父亲没有回来，急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天一亮坚持要回去看看。当时决定星期天我们都回去帮忙和告别，而我是照例星期六晚上要回去的。临离开大姐家时，大姐嘱咐我一句：“星期六回姆妈那以前，先给我打个电话。”
大姐这句话救了我。星期六回家前，我给大姐打了电话，她毫无解释地让我到她家去。我满怀疑惑地到了大姐家，她告诉我，白天给母亲打电话（走廊上有个公用电话），不是邻居叫“姚大妈”的声音，而是居民委员会人接的，凶极了，根本不准母亲接，一定是情况不好，所以不要我回母亲处去。后来听父亲说，父母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我在那个晚上会回去。我和大姐面对面坐着，干着急。晚上九点多，忽然三姐急匆匆地闯进门来。三姐在空军研究所工作，很少出来，这次因为父母要回父亲原单位，请假来送行的。她告诉我们：“我回去了，正在开斗争会。”当她走进那个院子，就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她想了想，把军装穿上了。亏了她的军装，那帮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没有来盘问。当她向母亲住的那幢楼前的人丛走去时，一位平日从来不打招呼的邻居，低声而坚决地对她说：“赶快走！赶快走！”
母亲那天回家途中，给在东北的二姐打了一个电报，让二姐周日回来送行。在我们三姐妹苦苦熬夜的那个晚上，二姐正乘夜车来京。我们知道不能让二姐回父母家，第二天一大早，大姐告诉我们，她昨夜做了个梦，梦中一群马拉的一辆马车向她疾驰而来，就在要撞到她时，突然有人从一旁把她拉开，她回头一看，是母亲。她当时就惊得吓醒了，坐了起来——知道姆妈一定出事了。多少年后，证实了我们的母亲就是在那个时刻离开人世，走之前，她不放心几个孩子，特别给大女儿托梦来了。当时我们都为二姐担心，我凭着直觉，第二天清早跑到西直门火车站，意外地接到了二姐，直接把她带回到大姐家。第二天原来说好那天要送父母走的，可是，现在哪里都不能去，四姐妹只好坐着等哥哥。一整天，哥哥杳无音信，父母那边更不知实情，又不敢轻举妄动，真是心如乱麻。二姐无奈当晚又回东北去了。后来才知道，哥哥那天一早就由农机院的红卫兵押送到父母住的地方，交给地兴居外馆中学的红卫兵，他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反革命分子姚监复”，他和已经打得体无完肤的父亲，被分别斗了一整天。直到半夜十二点，农机院的红卫兵乘着卡车来，一看哥哥还活着，破口大骂：“他妈的，老子来收尸，你还活着，滚回去！”这样的一天，我们怎么能等到他！
星期一我必须去上班，机关也是各类斗争会开个不停。在一次斗争会上，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发生了什么，匆匆向家赶去。路上遇见一位妇女，她边走边强忍着哭泣，看上去是位高级知识份子夫人，看着她，我心中的惊慌和担忧徒然加剧。
我匆匆来到父母住的二楼，扑入眼帘的是一走廊的人群，紧紧围在筒子楼父母住房的门外，个个伸着脖子向屋里张望。一个身穿旧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我家门口的一张椅子上。他看上去满脸稚气，是个只有十三、四岁的男孩。验明我的身份后，他允许我进入自己家门，满不在乎地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
我进屋一看，心像霎那间像是被扔进了冰窖，全身都缩紧了。啊！这是什么景象啊！没有一样伫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器物！从三姐由苏联带回的艺术壁毯到床上的被褥，从书刊到衣物，从父母银行存折到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统统被抄走了。十五平方米的地面上，满地覆盖着那些被撕裂、被打碎、被砸坏的东西。我一生从没有见过比这十五平方米更加狼狈、更加凄凉、更加沮丧的地方。我的大姐和哥哥已先来了，他们蹲在地上翻着，捡着，我也随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似乎被千军万马奔驶践踏和蹂躏过的小小空间翻弄着。片刻，三姐也来了。我们不敢互相看对方的眼神，怕泪水夺眶而出。当刚刚翻出半张父母和姐姐参军时的合影，盯着我们的外馆中学红卫兵一把抢去，把它撕得更碎。四个人忍着悲痛，在门外几十双眼睛下继续翻着，看着。这时，门口又来了一个女红卫兵，我抬头望去，她也只有十三、四岁，长得十分的秀气。我迷惘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孔，同如此千疮百孔的十五平米联系起来。以致自从那以后，我一旦看见这类年轻清秀的面庞，就会和那十五平米的小屋联系起来，不自主地有种要呕吐的感觉。
坐着的男红卫兵开口了：“你们母亲死了，在第六人民医院，你们去人处理一下。你们父亲在后院，尽快让他滚回农村老家去。”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被证实了，我的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绝不能哭，哭会带来大祸。我深深地埋下了头，翻弄着地上千万件碎片，可是一切都模糊 了，我什么也看不到了。
哥哥更惨，他胸前还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姚监复”的牌子，实际上，他只贴过几张农机院领导人的大字报。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哥哥仍然没有失去惯有的冷静，他抬头问道：“我母亲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消户口。”那个坐着的小红卫兵想了一下，满不在乎地回答：“高血压！”我们心里明白，母亲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后来哥哥到派出所给母亲消户口时，员警根本不问死因；倒是在我哥哥给父亲迁户口时，反问他：“要把姚剑鸣的户口迁走吗？”
当晚我们把父亲接到这间满目疮痍，杂乱又悲凉的屋子。父亲被打得浑身是伤，我们拨开一地的玻璃碎片，把唯一无法砸烂的一个棕绷床（是母亲从武汉带来的），放在地面上。捡起一包破棉花当枕头，扶着父亲靠在上面。艰难地用酒精分开血迹斑斑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擦抹他背上的几道深达一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疼，却一再问：“你们姆妈怎么样了，她还在医院吗？”我们嗯嗯地应着，看着父亲衰弱不堪的样子，谁也无法开口告诉他母亲的实情。只想让他吃点东西，那也只是途中买的一些点心。父亲已经不知多久没吃上东西了。听说这几天，还是一位胆大的好心邻居，烧过一点面糊给他吃。父亲喃喃地对我说：“我们做再多的好事也有没用啊—-”这句话多少年来在我的耳中震荡，因为它是那样哀怨，那样催人泪下。
也许他想到了三十年代初，他的那对共产党夫妇朋友，书记夫人生了孩子在医院没钱出不了院，是他把自己一个月的军饷送去，才接她出来；解放初书记夫人还没有被运动整得不敢吐真言，向后人说起“两家是世交”即源于此。1932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首都南京，他冒着生命危险，让共产党市委书记在自家“打麻将”躲过追捕。也许他记起，母亲看见街上有贴着他们夫妇二人照片的通缉令，母亲和姨妈轮流到街上去堵晚归的那位朋友，而把他身怀七甲的夫人留在家里，在黑夜里雇了辆马车，自己穿着宪兵司令部的军装，把共产党市委书记夫人、本人也是被通缉的市委妇女部长送到下关码头，安全地逃出虎口。许久后我才听说，当时和那位书记夫人同行的，还有她的妹妹，母亲把一个结婚戒指卖了，才筹措出两人的旅费。她们回到湖南老家后，父亲得知那位市委书记已经被捕，他给湖南发去一份电报：“南京有传染病，请预防”。只有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父亲才会发出这种露骨又危险的电报。过了二十年，刚进城还没有忘记老朋友的那位已经身为将官的她的弟弟，曾经对我姐姐说起，“你爸爸一个电报，救了我们三个人。”可是文革中，那位书记夫人却说，她逃离南京是组织掩护的……爸爸也许此时还会记起，他把黄埔军校时，有周恩来讲话的资料藏在老家小阁楼里多少年，解放后交给了党组织；也许他还记得，他帮助过许多共产党朋友生活困难的家属；还把那些被追无处可逃的共产党人安插到国民党军队里……
次日，由大姐送父亲去武汉；哥哥因为戴着“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无法多行动；而三姐是军人，请假很难；二姐已经回东北；最后唯有剩下我，独自到医院处理母亲后事了。
我战战兢兢地来到医院，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管事的老头儿恶声恶气地问我：“怎么死的？”我小心翼翼地答道：“高血压。”他说：“嗯，等一会儿火葬场来车，等着吧！”他突然又转头向我大声说道：“交五块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费用，也不敢问。可是那天早上出来太匆忙，我没带钱，口袋的几毛钱要坐电车，我只好央求地对他说：“我忘了带钱，回头我给你送来。”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片刻，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医院门口。两个工人用担架把母亲尸体从停尸房抬了出来，我摒住气，快步地在一旁紧跟着，急切而悲伤地张望着担架上的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只见母亲身穿一身破旧的香云纱衣裤，那是陪伴了她几十年，黑色早已洗成黄色，膝盖处还打着补丁的旧衣裤。她赤着脚，手臂和两腿裸露出的地方是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让血迹粘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向一边……
两个火葬场的工人，抬着母亲尸体走到卡车后面，四手一抡，尸体就被扔到了卡车上。也许因为这里离火葬场最近，我们是第一站，卡车上是空的——我听到尸体“咕噜噜”地滚到了车的前方。他们转身又去抬第二具尸体；我看他们走远，不由自主地登上了司机座舱的踏板，攀上卡车，伸头向卡车里张望，我想最后再看母亲一眼。母亲被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工人，扔到了卡车最里面，当我向下望去时，母亲的面孔竟然就在我眼皮底下，离我不到二尺。啊！我清楚地看见了，她 的脖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还看清了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正在我处于极度恐惧和悲恸不已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尖利的吼 叫：“是斗死的，什么高血压，是斗死的！”我被吓得一下子从踏板上蹦了下来。面前站着停尸房的那个恶老头儿，他正气势汹汹地向我叫嚷。霎那间，一股怨恨从 心底升起，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一改数日来的低声下气，我竟然像大街上的泼妇，挥起双手、跳起双脚向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怎么知道？！是他们告 诉我的！我去问谁？你说，我该去问谁——”我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像是在嘶叫，自己都分辨不出那种咆哮会是我的声音。本能的愤怒和反抗，把我从一只 任人宰割的羔羊，变成了一头像是要张口把他吞下去的猛兽。恶老头儿没有料到我有这一手，竟往后退回去了。嘴里还在不断嘟囔着：“什么高血压，斗死的！斗死 的！”突然他又回过头来对我喊道：“五块钱，你还没交五块钱！”我对他回喊：“我没带钱，回头给你！”那天我出来匆忙，真的身上没带钱，我始终不知道这五 块钱是停尸房的费用还是火葬场的收费。
我怀着满腔的悲伤和愤怒，看着卡车载着孤零零的母亲开走了，卡车要继续去拉和我母亲一样在那些天被斗身亡的人。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亲人相随，没有留下骨 灰，我最亲爱的母亲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了。等看不见卡车，我才回头，含着泪水转身向火车站奔去，我要最后见父亲一面——果真是最后一面。我进到火车站台 时，父亲已经坐在车厢里，他傍着车窗，低声唤着我的小名，深情地嘱咐我：“蜀蜀啊！以后要听哥哥姐姐的话啊。”隐含着他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绝望，把父辈的 责任转交给我的哥哥姐姐们了，我强忍着眼泪点头。父亲座位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妇，也在强忍着泪水望着窗外。在我们身边，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一定是他们的孙 子、孙女，来送被轰走的爷爷奶奶。我们所有人，车厢里和车厢外的，都强忍着泪水，都有无数话要说，但又一句话都不敢说。车开了，我跟着火车跑了几步，最后 喊了一声：“爸爸，保重——”在父亲依依不舍的目光里，闪烁着恐惧、胆怯、不安和对子女的无穷挂牵。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终生不忘的最后印象。
从火车站出来，我拿着哥哥给我的五块钱，回到医院，扔给了那个恶老头；然后转身赶回到我父母的住处。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我能踏进我们曾经的家——那间好似 被万马奔腾过的父母的十五平米小屋。兄妹五人，我成了唯一可能最后处理这个曾是父母住过三年，温馨又亲切，如今破败又凄凉的家的人了。当我孤独地站在家破 人亡后的废墟之上，心中充斥着无尽的悲伤、愤懑、孤独和茫然。环顾四周，不期望能再找出一样可以留作纪念的遗物。这间充满杀机和恐怖的小屋，散发出阴冷和 浑浊的气味，我感到颤栗，更不敢久留。我从地上拾起父亲最后换下的那件血衣，含泪看着它，我多么想带走它，永远地保留，可是我却没有胆量把它拿走；我把当 初红卫兵坐在门口的那把没有砸坏的椅子放在屋子中间，把父亲的血衣搭在椅背上；我相信以后不论谁再走进这间屋来，第一眼就会看到它。然后，我提起扔在屋角 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盆，这是唯一历经劫难尚能保持原状的东西，也许它看上去破旧又丑陋而免于遭难，它是母亲从南方带来夏天洗澡用的，是母亲珍惜的。我锁 上了小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当我下楼时，唯一碰到的人是，楼梯旁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他看见我下来，不怀好意地两手举过头，一边转圈地比划、一边嬉皮 笑脸地数叨着：“老头儿举着一双尖皮鞋，转着圈跑……”
四十年后，我把这个让我永生难忘的、嘻皮笑脸的小男孩，和他当时说的话，写进了我的文革小说《悲情大地》(128页）。
我来到大姐家，把母亲用过多年的木盆放到盥洗室，尽情地洗了洗奔波一天又脏又疲倦的脸。当我抬起头来，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张湿淋淋的麻木而毫无表情的面孔时，我终于按奈不住地哭了，两肩抽搐着，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父亲被大姐送到武汉后，才知道与他相亲相爱三十五载的母亲已经不在了。他抱头痛哭一场，决心回安徽乡下老家。我们也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一些最后恐怖日子中的 母亲。那些红卫兵对母亲毒打和逼供，想把曾经在南京工作过的母亲打成“军统特务”，还把我们几兄妹星期天在大姐家聚会说成是“布置特务任务”。母亲知道这 些人不仅想往死里整她，还想连带害几个孩子。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运，忍受了酷刑和死亡的威胁，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不实之词。在漫长的文革期 间，任何专案组都拿不出一句母亲的招供来打击她的子女。她是一个善良的、纯洁的、普通的小学老师，和普天下的母亲一样的热爱自己子女的母亲。
父亲寂寞地、胆战心惊又牵肠挂肚地过了两年。1968年清理阶级运动高潮中，哥哥单位的专案组，派了两人不远千里来到安徽大别山脚下的小村庄，对父亲说， 你的儿子污蔑江青，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父亲知道自己明天也将在公社大会上被批斗，两年前的种种恐怖、担心和绝望涌上心头，他当晚就自缢谢世了。 他的尸骨被家乡人埋在后山上。
若干年后，哥哥独自去过那个小山村，爬上了后山，把我1986年在美国《秋水》杂志上发表的《儿女祭》，及五包香烟、五个苹果放在父亲的坟前。一个九十多 岁的老姑妈摸着哥哥的臂膀抽泣地说：“真像你爸爸。可怜啊，你爸爸真可怜啊——”1990年，我们兄妹五人，在北京西山金山陵园，为父母修了一座衣冠冢。 正如我在父母去世后四十年写的文革小说《悲情大地》中的结尾，让主人公一家安眠在西山金山陵园一样，父母在这里远远地俯视着我们：“这就是历史，那应该永 远留下的，不被遗忘的，不被曲解的历史。他们的坟茔将向世人和后人，向中国和世界揭示那个罪恶的年代，和制造罪恶的人。”（《悲情大地》615页）
作为父母最痛爱的小女儿，在文革发生后四十七年，远在万里之遥，我怀着一切美好的和悲哀的，含着微笑的及和着泪水的回忆，再次修改增补了这篇祭文，愿它化 为一缕青烟，缭绕直上，给在人间受尽苦痛，如今定在天上的母亲，还有父亲，带去儿女的一片心意。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忘记你们赋予我们的一 切；还有你们所经历的，也是中国人民经历的文革这场苦难。中国正在变，我们希望她变好，我们不愿我们的下一代再受这样的苦。
姆妈，你听见我又一次这样呼唤你了吗？安息吧，姆妈，我要在你这个最可尊敬的普通人，最伟大的母亲的名字后面，写上用在一切逝去的伟人名字后面的四个字：“永垂不朽”！它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兄妹五人的心中。
初稿完于1986年8月
终稿完于2013年7月14日
美国麻省北丛林
（注：本文在增补过程中，得到长兄姚监复、大姐姚一平、二姐姚山平和三姐姚南平，表姐钟鸿提供的若干细节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