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薔記先父二三事

【編者註:梁文薔是梁實秋的幼女,1933出生於青島,成長於北平,现居西雅圖,抗戰末年曾就讀重慶南開中學,畢業於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1958赴美求學,在伊利諾伊大學獲得食品營養學碩士學位,華盛頓大學高等教育博士學位。在海滨社区学院教授营养学26年,1999年退休,閑暇之餘從事藝事和寫作。本文係由梁口述及其兩本著作《長相思》與《春華秋實》中之片段組合而成,由梁文薔重慶南開中學同學趙鐘英老師轉發給波士頓雙語網編輯部。】

1903年父親出生於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註:清政府於1862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1912年,北京發生兵變,梁家被變兵洗劫,從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職,不愁生活,以讀書為樂。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時,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幾個孩子,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於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這都應歸功於早期教育賦予的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修養。父親14歲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父親是一個老式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外闖蕩過,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尋常之事;況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更是難以想象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決定後,便急得哭起來。父親很順利地考上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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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父親梁實秋同母親程季淑婚前合影。

我想清華八年的教育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清華學校”,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進行西式教育。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一律用英語講授―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下午的課则是中文教学,畢業時上午課必須及格,下午课的成績則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父親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下午的課他從不掉以輕心。在清華的八年學習中,對父親影響較大的一位是梁啟超。那時梁思成是父親的同班同學,畢業前一年,學生們商議想請梁啟超來演講。通過梁思成這層關係,很順利地請來了梁啟超。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又自負的話是很難聽得到的。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里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講到動情處,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啟超的激情和文采給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这些父親尚可勉強應付,最難的一關是游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跳進水後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人又浮到水面,未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虧他有“先見之明”,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出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他又一直沉到了池底,連着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体育老师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勉强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




1923年8月父亲与清華同班畢業生60余人從上海搭“傑克遜總統”號遠赴美國留学。那时父親對远去美國並不熱衷,一则是舍不得暗地里爱恋的女友程季淑;二则對陌生的異域生活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先生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曾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來信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年夏,父親在四川北培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的消息,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的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您修習什麼?”“文學。你呢?”父親回答:“文學批評。”然後兩個人就沒話說了。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緻勃勃地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的旁邊,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悵》、《紙船》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並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秋郎”,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了一生。

“文革”中,父親在台灣聽說“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他非常悲痛,寫了《憶冰心》一文,回憶兩人幾十年的友情。文章見報後,女作家凌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探望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见到了前兩位。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去見冰心,當時冰心正在醫院养病,雖然一直躺在那兒,我仍能感覺到她的風度和優雅。冰心見到我非常高興。我交給她父親叫我帶給她的書,我說:“爸爸讓我帶句話‘他沒變。’” 冰心很開心地笑了,說:“我也沒變。”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父親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年秋,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里的醬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着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但是炸醬只有一小碗,於是暗地在醬里加了四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拚命找水喝。

1925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齣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里看戲。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父親主演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並特請波士頓音樂學院的一位教授任導演。這位教授很認真,演到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 冰心站在那裡微笑,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走過去,只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只好搖頭嘆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實外國人並不懂得他們究竟在演了些什麼,只是覺得那些紅紅綠綠的服裝和正冠捋須甩袖邁步等的姿態很有趣,當時還有這樣一個趣事:他們讓演趙五娘的那位中國留學生抱着琵琶,選個詞闕自彈自唱,結果“趙五娘”唱的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要知道這是唐朝賀知章的詩,而唱的人“趙五娘”卻是東漢時期的人,不過好在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父親在美國只呆了三年,獎學金是五年,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着回國,是因為我的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之言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着年紀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意中人,家裡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着了急,所以學習三年後就趕緊回國了。1927年2月11日,父親與母親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與胡適、徐志摩等過從甚密,有人稱他們為“新月派”。父親不認為新月成員是一派,因為他們都崇尚自由,獨立思考,有不同意見時彼此尊重,不成一派。後來各忙各的事,就來往不多了。父親在那段時間,與魯迅爆發了著名的“論戰”。父親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那時我們在台灣,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過節”。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父親很平靜地說,他們之間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作品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寫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現在關於那場論戰,已經有書把他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來,現在的讀者也有閱讀所有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年,父親又帶着家人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年在青島出生的,1歲多時,因為父親被胡適邀請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1999年我特地到青島尋訪我的出生地,当我看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有一块石碑,上刻着“梁實秋故居”幾個字,我忍不住潸然淚下。我們北京的生活沒有安定多久,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父親聽說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在天津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後,又輾轉到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七年之久。1944年,母親帶着我們三個孩子十一件行李,從北京南下,藉助於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我們團圓的那一天,母親帶着我們站在雅舍屋子裡,等人去國立編譯館通知父親我們到了,父親趕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盯着我們三個孩子,用手指着我們一個個激動地說:“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裡,父親也許是個“洋派”的人,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他們當時一半時間住在美國白人家庭里,和美國人一起吃飯,就要遵守美國傳統家庭在那個時代的規矩:吃飯要打領帶,正襟危坐。但骨子裡,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一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說英文?”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只說北京話。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穿中式長袍,千層底布鞋,疊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父親也不以為意。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併沒有就此熄滅,1948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二人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同行。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當我們漂泊了16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內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着樹枝尖起飛。後來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當時大姐文茜已結婚,沒有同我們一起走。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覺得台灣沒有什麼好的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北大。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半年後,我們漂泊到台灣,那時可以說是“無立錐之地”。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旦家人分散,只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長物。我們初到台灣時,對“228”事件毫不知情,只知道大陸人與台灣人的關係十分緊張。當時台灣有個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灣屬一屬二的工業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紹我们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親很過意不去,林先生就請父親到他辦的工業學校教課,教的是初中生,中文、歷史、英文,哪門老師找不到,他就讓父親教哪門課。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學習,父親的課他都坐在最後一排旁聽,並且記筆記,非常認真。每隔一段時間,他都來向父親請教問題,每次來都畢恭畢敬地向父親鞠躬,他們的談話絕對不涉及個人閑談,全部都是為人處世之類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幫助,我們度過了在台灣最初的艱難時期。台灣那時有“白色恐怖”,報紙、雜誌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專心教書、寫稿。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入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竟直接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道父親是否有“思想問題”。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查此事,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然說出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的信件也會被偷偷地檢查。查私人信件、將內容外傳、又傳回寫信人,我們當時除了覺得滑稽,也只有無奈。

在台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着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的心臟,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來,但仍以槍指着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待我回來時,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歐米伽”手錶、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帘都拉起來,請求警察保護。結果警察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那個“歐米伽”是父親過生日時,30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是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警察就在當鋪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察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梁先生,對不起您!”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我和母親替他求情,也無濟於事 。

到了台灣,父親重新開始了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只有3歲。後來因為抗戰,顛沛流離,只譯了十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在台湾生活安定下來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台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台灣的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但無論天氣多熱,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經常是揮汗如雨地坐在那兒翻譯,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建議請父親與徐志摩、聞一多、葉公超、陳源五人合作的一件事。陳源沒有接受,後來徐志摩早逝,其餘兩位中途退出,只剩下父親一人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很苦的事,因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寫的,首先很難讀懂,再“信達雅”地翻譯出來,更非易事。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你的莎士比亞譯文,父親笑着說:“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 翻譯的後期對父親來說尤其艱苦,因為他喜歡的劇本已先譯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較枯燥艱澀的。這時就更需要毅力才能堅持下來。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訂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親。這一點,在我小的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長大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只喜歡品。到了台灣、去了美國以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麼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的,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嚐了後,總是搖頭嘆氣:“不一樣,不一樣!” 我在台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為哥姐的失散,我成了“獨生女”。飯後,我們經常喝茶閑聊,話題多半是“吃”。從當天的菜肴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最後,總是懷念在故鄉北京時的地道做法,然後慨嘆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搬到西雅圖與我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里發現,他們手拉着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親與母親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室前,母親以一慣的自我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預感,對父親說:“你不要着急,治華(註: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術室門口,母親還應醫師之請微笑了一下。(註: 腦溢血病人不會笑,此為診斷手續.)幾個小時之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的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籍到北京開會之便,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蹤。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託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只好收藏起來,不敢多看 。他時常陷於對母親的思念中不能自拔,每年在母親的祭日寫一首詩懷念母親。父母在世時,他們盡量不提对哥姐的思念,儘管他們心裡都明白對方的痛苦。母親信佛,每天为我的哥姐誦經焚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母親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得到哥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到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台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平時的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台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彙報,其中包括哥姐33年的大陆經歷,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行前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着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着腰,全身在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麼叫出租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做他的沒出過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開父親,充滿了不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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