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返城之路

作者:赵铁汉

我们这一代,每个知青下乡的返城过程中都有着旁人无法理解的感受。而我的返城之路,布满荆棘,一步一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68年我的户口从所在地北京西城区厂桥派出所迁至陕西延长县刘家河公社,直到1990年我家四口人的户口从内蒙古迁回北京西城厂桥派出所原址,经历了整整二十二年。从我申请返城到实现返城,也用了八年。这也成为我人生的关键转折点。

上图:赵铁汉先生(前排右二)出席新英格兰知青联谊会2019年新年聚会。

办不回来你 妈死不瞑目

1948年北平,我出生。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我最小。我和我的老母亲相依为命。自1962年考入北京男十三中,到1968年上山下乡,我始终靠政府助学金生活。作为68届高中生,我和我的同学向泽、于洪第一批报名去了陕西延长县插队。当时我们壮志满怀。我的母亲是位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前辈,非常支持我到农村去。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乘上列车去往陕西的第二天,北京厂桥街道却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将我的老母遣返原籍河北雄县。当我接到这一惊天消息,立即扒车,几经周折返回北京,北京的家已人去楼空。我冒着风雪骑着自行车驰向我陌生从未回过的老家。我在望台村南的大堤上的一个土屋找到我的妈妈。当时我的妈妈正在昏暗的油灯下烧着几个老玉米。看到我,放下活,指着我,怒喊:谁叫你来的?怎么这么沒出息?赶紧回延安去,那是你的出路。你记住,你妈这辈子是问心无愧的好人!妈妈沒有留我过夜。我连夜又冒着风雪往回赶,但这一路上,我的泪水伴着雨雪流下,脸上似乎失去了知觉。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一种怨恨……

家庭的变故并没有使我改变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然而,在知青和乡亲们面前我掩饰着不能说的心声,隐藏着无法流露的心情。我绝不甘于平庸、不甘屈服、不甘得过且过,我要寻找新的天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69年秋收之后,生产队长赶着毛驴,我们冒着蒙蒙细雨翻山越岭赶到五十里开外的县粮食局,卖了麦子和玉米,换上三百多斤全国和陕西粮票。队长递过来粮票说:“北京娃能行,铁汉别忘了咱刘家沟啊!” 这一年我转到了刚刚成立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被分配到六师五十七团三连一排三班。这个团散落在百里无人烟的科尔沁草原深处,霍林河畔,罕山脚下。兵团战友们在这里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打眼放炮,下井挖煤,立杆架线,兴办电厂,仅仅三年,就建成了一个新兴“五七”集镇,纳入了地方地理版图。

七十年代中期,知青中开始出现了困退、病退、选调、上学的机会。而我则没有这些权利。我的姐姐来信说:扎根边疆和调往城市、自学成才和高校深造、成家立业和追求报负都要正确处理,要有一个更大的情怀。正当知青们高歌联欢,打道回府的时候,我却在草原安家落户,后来在草原我们收获了一双儿女。虽然我夫妇俩的收入只有六十五元,却靠牧民的母牛乳哺育了我们的儿女。兵团归交地方,我们一家四口又调到了内蒙古棉纺厂。一九八二年春上,接到了老母亲发来的电报:市劳动局局长同意帮助你调京,速归。当我赶回家看到母亲时,见她脸上泛红,兴奋地讲述她上劳动局,见到局长,为儿子讨回公道的情景。原来妈妈拿着平反证明,拿着她的奖状,说动了领导,给她破例写了个条:经研究同意商调进京。局长亲自派司机把老太太送回了家。母亲说:“政府就是得讲理。办不回你,妈死不瞑目!”什么是商调?就是对调一出一进。偌大京城上哪找去呀?一年中我找了七八个商调对象。其中有一个农牧学院的,她就是不想去北京,已经回京的丈夫无奈只得回来,开出的条件是给他二千元的安家费。天哪!我上哪弄去呀!我只好骗我老母:别再找了,我把孩子上学的事安排好再回来。其实我是想凑齐了钱再办吧。

借调进京慰籍老母那是1984年,我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大专二年脱产班。1985年暑假我带着妻子儿女到北京探望老母。正赶上老三届同学回校聚会,都打听“铁汉哪去了,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呢,你到底怎么了?”当老师知道我没干出什么大事业,老母又体弱一个人生活时,都说:我们帮你办。正是我的老师把我推荐给中国青年杂志社“农村青年致富刋校”,使我获得了借调进京的机会。真是喜出望外,当我拿到调令的当天,只身返回内蒙古,办理了大学转学手续,三天后就报到上班了。沒想到一借调虽然为我提供了真正办回北京的机会,但怎么也沒料到竟走上了“五年三无”的返城之路。

这时,我不但上班还要上学。为了生存,每天天不亮我就乘公交车奔往学校赶上第一节课。下第一节课我就赶往杂志社处理农村青年致富遇到问题的稿件;中午饭后,又忙着赶到青年建筑公司搞工程材料沙瓦砖石五金交电的釆购;晚上还要去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搞策划。从早到晚,披星戴月,三个单位上班,拿到三份工资加上妻子做零工的收入养活四口人的生活,勉强度日。五年没有正式工作。我的两个孩子靠我十三中初中时的班主任许先生给安排在西城中华路小学借读。一个二年级一个三年级,老师想让孩子降级,怕跟不上北京的教材。可我执意不叫降级,因为降级会挫伤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还会叫蹲班生。我的两个孩子都知道爸爸妈妈的不易,学习上非常努力,有时候晚上我睡了一觉还看见女儿趴在窗台上看书。

没有北京户口上中学难上难。女儿小学毕业,老师说:借读生可以考试但不分配中学,自谋出路。十三中的领导认为我的情况特殊,没有收一分钱赞助费,令我们全家十分感动。班主任搂着女儿说:“你是个小公民,有权力读书,你要努力学习一定可以考回来。”我的女儿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弟弟,并朝着自己的目标始终拼博着。女儿刚开始在重点中学念书,各科成绩都在全年级垫底,但她不急不躁.虚心求教,非常用功,在初三最后一次家长会上期末,女儿已经排到了第一百五十多名。

主持会议的老师说:如果每个学生都能付出她的功夫、那我的学生就都能考上理想的学校。没有房住,文化革命前,我家租房东的门洞的两间小屋。文革中被政府收走,母亲平反只落实了一间,只有7点8平方米。我只好租房,而每三个月就得搬家。这是因为房东怕我占了他的房子,谁叫你是知青呢!有一次我看到了女儿一篇作文,题目“家”,其中讲到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人家。默默地数着这三年就搬家十八次,…..” 。看到这里我落泪了,作为父亲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有粮票,除了朋友资助就买高价粮食,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五年。1989年对于国家、对于知青、对于我的家庭都发生了很多大事。这一年北京市允许未回京的知青办回一个子女回京落户。办谁呢?有人建议办儿子,女儿可以嫁人回来。可我们还是按顺其自然先办理女儿的。




上访遇上贵人 返城迎来机遇

女儿的户口是妻子返回内蒙古迁至北京的。全家人甭提多高兴了,似乎看到了全家落户的希望!一天晚上,妻子见到我笑出声说:’咱们家遇上贵人了,劳动局叫你去,你能办回来,你回来他答应把我办回来,儿子的户口随迁进京.’我半信半疑,但是她把姓名电话和一张纸条递给我时,顿时感觉天上掉馅饼了。:“赵铁汉办回来一年内把你办回来,办不回来你进来我出去。”这是何许人也?第二天我在市劳动局信访处见到了这位工作人员果大哥。他说:你转干了的事归人事局办。把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特事特办。我们劳动部门负责办理你妻子…..原来,我妻子见我忙,自己就上市劳动局上访非要讨个说法。所以果大哥特意叫我来一趟,尽一切努力协调有关部门,妥善解决问题。

几天后我到市人事局调配处咨询。话不投机,我大发脾气,开始喊冤。人家却是心平气和说:你这么多年都没找我,怎么知道你的情况,你的问题要找区里,他们会按照政策研究你的问题。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迈进西城人事局调配科,吴科长很热情,但很严肃的说:你先到厂桥街道办事处人事科领表填写好报上来再答复你吧!谁知道报表之外还要许多证明,其中包括还要陕西插队知青证明。在我去陕西时,北京已经戒严,一路上乘车的人都要证明和检查,我心急如焚,硬是凭着记忆,连夜从县城摸黑走进山沟,乡亲们在队长家里围着我听我讲北京六四风波的那些事,彻夜未眠。二十年回故里,感慨万千,山村巨变,开着手扶拖拉机可以进城了,真是要致富了先修路。第二天我的房东开着拖拉机载着一麻袋乡亲们给我装的芝麻和豆豆。

这年秋天,通知我找一个接收单位,上哪去找呢?因为早在两年前,农青刋校停办,我已离开了中青社,投奔到了北京科技情报中心,被聘为新技术应用研究所所长推广应用技术。这是一个民办单位,人事局不认。天无绝人之路,新街口办事处成立华农公司招聘人才。经介绍我被破格录取,并同意接收我的人事关系,但是必须保证办回北京后,要把人事关系拿走。我只能骑着马找马,这已经是天大的好事。后来我承包了中国科产业杂志社经济部。利用杂志为华农公司招商引资、拓展合作项目。

1990年初,我的关系办回了北京。杂志社主编把我推荐到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办公室工作,发挥我的联络和写作优势。当我决定把我人事关系放到中国科协时,我的妻子说:“咱别折腾了,还是找个固定工作吧”。就这样我进了大集体企业,北京市化油器厂。起初我都不知道汽车里有个化油器,当在前门大栅栏街道左转右拐的终于在陕西巷里找到了化油器厂。见到潘厂长,肃然起敬,十分干练,我当即决定留下来就在这里干了。三个月后,果然应了果大哥的话,妻子和子女的户口也迁回了北京。1991年我们一家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家过了一个欢天喜地的春节,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的老母亲笑出了激动的泪花……

【作者简介:赵铁汉,北京知青。下乡回城后,大学专科毕业。参加工作四十余年始终在基层从事文化宣传教育、社区建设与城市管理工作。现移居美国波士顿生活。】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