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引言—陈维昭校长今天很荣幸请到张董事长来讲他的学思历程。我们都知道张董事长在国内企业界是相当有名气的，他现在是台积电、世界先进以及慧智科技等公司的董事长。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士、硕士，史丹佛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张董事长发表过很多演讲，目前也在交通大学授课，同时也出书。对他个人而言，关于学思历程的演讲，可能是第一次，我相信同学们早就拭目以待。其实我们这周已开始期中考了，这么多同学仍然拨空来听张董事长的演讲，而且坐无虚席，可见张董事长的魅力很大，现在就请张董事长来为我们进行这场演讲。
谢谢陈校长。今天我很荣幸也很高兴来到这儿讲我的学思历程。我的学思历程应该要从我生长的时候讲起，在我自传中的第一句话，我说：「我是生长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在自传发表之后，有很多人问我，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看到「大时代」三个字，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那是一个跟现在很不同的时代。我出生两个月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被日本人占领；我六岁的时候，中日战争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进入八年抗战时期，后来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都被卷入战争之中。所以我从六岁到十四岁都是在战争中逃难、轰炸、枪炮，生活非常的苦。可是那个时候的精神，是我们现在很难想像的，也很难再把它重新找回。那时候，不论是年轻人或年老人都有一个想法：为什么要有战争？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苦？当时谈到未来的抱负，很少人会想到怎么样才能赚更多的钱，大家想的是先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大家都关心国家为什么那么弱，主要是因为不够团结，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所以大家重视的是团队合作、注意的是大我而不是小我，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大家的生活非常清苦，可是大家的精神非常高昂，很多人都称这个时代为「大时代」，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生长于大时代
一个人大概是十几岁开始成形，而我就是在那个大时代成形的。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念初中跟高一，它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把这八个字当作我们现在公司的一个教训，我觉得应该是相当恰当的。 「允公」主要就是说「大我」，「允能」是自己个人的贡献；而「日新月异」，英文就是innovation，这些都是现在西方国家特别强调的。当时的爱国精神，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一九四四年我念南开中学，也就是战争胜利前一年，当时战况不乐观，国民政府打算征召十万青年军，每一个都须要是受高等教育以上，大部份的对象是大学生。此外，也要征召一部份的高中生，主要以高二、高三为主。那个时候的口号，到现在我还记得，「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个运动开始以后，很多的年轻学生要去当青年军，结果是他们的家长想尽各种方法才把他们留下来。现在再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社会有它的黑暗面，而且那个黑暗的程度也是满高的，有贪污、有奸商，可是对绝大多数的国民而言，他们的心是很纯的，他们对「大我」的看法也是比几十年以后还要重视的多，所以那个时代如果要再把它重新捕捉，我觉得是很难了，那就是我成形的时代。小时候，我也不知道长大以后会做什么，但是我非常喜欢看书，非常喜欢中国文学。还记得那时候我父母替我买了一套儿童文库，一共有几百本书，有当代的文学，有古代的文学，是给小学、初中程度的人看的。我也看过很多小说，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在我看过的长篇小说之中，我最喜欢红楼梦。小时候，幼少年时期多是在看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尤其是中国文学或者小说。
哈佛盛宴–毕生最有意义的一年
到了美国，在哈佛念大学的第一年，可以说是我西洋文化的启蒙。假如要为我的人生找出一个最有意义的一年，我想我会找那一年，就是在我十八岁到十九岁之间，第一年进大学－What a college！第一年在外国－What a country！五十年以前的美国跟现在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小时候虽然受的是中国大时代的薰陶，但是其实在美国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中国儒家的道德观念，与美国民主科学守法的道理是不相抵触的。
儒家理想的社会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在当年的美国(一九四九年)是完全可以适用的。我想各位很多人都到过美国，你们或许会觉得现在的美国乱象很多，可是美国在这五十年来有很大的改变。前不久美国共和党上次的总统候选人杜尔来到台湾，他跟我见面聊天，他说他是在经济萧条的时代生长，在大战中当兵，经过战后美国的极盛时代，到一九九六年，他的政治事业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竞选人。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说，他年轻时代的价值观，在现在的美国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他要建立一个桥梁，要回到那个时候的价值观，把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少部份转移到现在的美国社会。他讲的话，民主党就拿来做题目，说这个人老了，他要建立对回到过去的桥梁，而民主党是要建立到未来的桥梁。问题是，未来的桥梁会导引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是不是更多的犯罪，是不是更多的离婚，是不是更多对政府的依赖？我跟杜尔谈到他在竞选时的价值观，他是眉飞色舞的，非常感概地说：「为什么现在看到一个不对的事情（他指的是柯林顿的事情），连愤怒都没有了。」九六年的选举，他的得票率远不如柯林顿那么多，他把这个归罪于经济。但是我相信这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几十年以来价值观的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十八、十九岁在哈佛的第一年，对我来说是西洋文化的启蒙。我用「文化」两个字来形容，因为这并不只是西洋文学，除了文学以外，还包括音乐、艺术、政治、社会的理念等等……，各方面我都有接触，这对我来说就好比是一个盛宴。对科技的兴趣也是从那个以后才开始的。在哈佛那年虽然知道自己想做工程师，用「想做」两个字其实是有语病的，其实我并不想做工程师，可是想到将来要找工作，就认为工程师是唯一的途径。不过，念工程的确是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如果你想要念到顶尖，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可以说是不容许这种文学、经济等其它的爱好。我在大学第二年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可以说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用在工程，对于刚刚开始有浓厚兴趣的西洋文化，以及童年时代所喜欢的中国文学，都只好把它压缩在剩余的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可是那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才是我最快乐的时间。我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工作了几年，后来公司又把我送回学校去念博士，我三十岁开始念博士，到三十三岁才念成。所以从十九岁离开哈佛到麻省理工学院，到三十三岁博士念成的时间，可以说科技就是我的第一生命。
企业建立于三个基石–远景、价值观、策略
我大概是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对企业产生兴趣，为什么会对企业发生兴趣呢？可能是我父亲在我念大学的时候，送我几张IBM的股票。在美国的公司，股东的权力比台湾还要齐全，假如你是股东的话，公司每一年都会寄年报给你，但是在台湾，你是拿不到年报的，除非你去参加股东大会，然后你才可以领一份年报，否则公司是不会寄给你的。我始终觉得台湾这个制度不好，对股东不尊敬。在美国，只要是股东，就一定会寄年报给你，而且绝大部份的公司还有季报。我虽然是很小的股东，可是看到这个季报，当然也会看看它的业绩。在年报中有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而季报通常是只有盈亏表，盈亏表是很容易看的，当然其中也有比较重要的地方，但是要深一层去了解才能真正懂得欣赏。资产负债表其实是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报告，这点一般股东都不太了解。如果各位对企业有兴趣的话，建议各位要懂得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盈亏表。一个有智慧的投资人，这三个表都要看，而且还要看三个表的附注，「附注」比它的表更重要，但是前题是要有负责的会计师签证，假如是不负责的话，那这个附注也没有什么用处。
我在当了IBM股东之后，至少皮毛地看懂了这些东西，后来就开始对企业的盛衰有兴趣，为什么有的公司原本做的很好，可是后来很快就衰弱下来，那种情形在五十年以前就有，这二、三十年来更多，例如：IBM公司一直到十几年前都还是很神气，可是这十几年来可以说是一厥不振；我服务了二十五年的德州仪器公司一九六０、七０年代，也是一个顶尖的公司，它那个时候的地位绝对不亚于现在的英代尔公司，可是后来也衰退了。当我观察企业的盛衰情形的时候，同时也对企业的人物，尤其是总执行长(CEO)开始产生兴趣，因为在美国的公司，总执行长的权威，绝对不输于美国总统在一个国家中的权威，甚至不输于当年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权威。在这段时间我开始看报表、看财务表，开始研究企业的盛衰、企业的历史、企业的总执行长及企业的策略。
其实每个企业都有它的策略，通常这个策略是机密的，是不能公开的，但是在过了几年以后，这个策略无论是成败都会表现出来的。我在交大讲企业管理，我不太喜欢「管理」这两个字，「管理」感觉上是多么的静态，而且是多么的被动。我认为一个企业是建立在三个基石上面，一个是远景(vision)，这是很动态的，它远远的就在前面，你要努力去达到这个远景，它永远都是动态的；第二个是价值观，这是比较静态，是可以永远不变的，像杜尔的价值观几十年都没变过，而我的价值观，几十年来也许有点变，可是变得并不太多；第三个是企业的策略。这三个基石当中，远景是不应该常常变的，但是它应该随着企业的成长而成长，如果这个企业只是一个刚开始的小公司，那就不应该好高骛远，可是成长到一个规模之后，就必须要把公司的远景提高，所以远景是不会常常变，可是它随着企业的成长在变。而价值观不太应该变，策略则是可以随时在变。
尽量把事情做好 不相信生涯规划
我对科技企业的兴趣，刚开始是因为科技，可是那个时期是相当短的．很快的，我对企业的兴趣慢慢超过了我对科技的兴趣。三十几岁以后，在史丹佛念Ph.D.，其中有一件事是影响我人生观的一个因素。我在史丹佛念博士之前，已经在外面工作了好几年，我待过两个公司，第一个公司不是很好，后来我就换到德州仪器公司(T.I)，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时代黄金时期的公司。我在T.I.做的错，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级的经理，不太管业务方面的事情。有一天公司的副总来找我，他说：「Morris，我们觉得你做得很好，所以我们想要把你送到学校去Ph.D.。我们相信你的潜力可以做到全公司的主管人，也就是副总的阶级。」我听了以后受宠若惊，当然就去念了Ph.D.，念完回来之后，当初跟我讲我有潜力的副已经走了，但是他讲的那些话应该是没有改变的，我一回来就被他们派到研发部门，做了三个月，第三个月之后升上了总经理，后来升到T.I.集团的副总。集团副总是在总裁以下，总裁又在董事长以下，所以董事长、总裁下面有好几个集团副总，而我是最大的集团副总，全公司的一半业务都在我的集团里面，我升了集团副总之后，不到一个礼拜，我的上司，也就是总裁告诉我说：「我们稍微给你做了生涯规划，你再过几年，很有希望坐我这个位置。」但是过几年以后，看起来希望非常的渺茫，所以我就离开了那个公司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当总裁。这对我的人生观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人生是不能预先规划的，现在很多人喜欢讲生涯规划，但是我觉得生涯规划这个观念是一群从事人事工作，吃饱饭没事做想出来的，这些我从来不相信。我做事一直都是尽量把事情做好，然后自然会有人来告诉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一生当中只有那么一次生涯规划，而那一次却是完全不成功的。
再回到我刚讲的，我一直以为科技就是我的生涯，以为在技术方面，或者是制作，或者是管理就是我的生涯，甚至念了Ph.D.，这也是公司认为我将来会做这方面的事情，可是几个月以后公司要我去做生意，把之前的规划全都推翻了。所以这对我后来的人生观有相当大的影响：第一，你不要去做生涯规划；第二，人生有时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本来以为大概走这条路，可是突然就换一条路，也许当时会失望，事后反而会觉得是一个好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