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梁文薔是梁實秋的幼女，1933出生於青島，成長於北平，现居西雅圖，抗戰末年曾就讀重慶南開中學，畢業於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1958赴美求學，在伊利諾伊大學獲得食品營養學碩士學位，華盛頓大學高等教育博士學位。在海滨社区学院教授营养学26年，1999年退休，閑暇之餘從事藝事和寫作。本文係由梁口述及其兩本著作《長相思》與《春華秋實》中之片段組合而成，由梁文薔重慶南開中學同學趙鐘英老師轉發給波士頓雙語網編輯部。】
1903年父親出生於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註：清政府於1862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1912年，北京發生兵變，梁家被變兵洗劫，從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職，不愁生活，以讀書為樂。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時，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幾個孩子，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於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這都應歸功於早期教育賦予的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修養。父親14歲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父親是一個老式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外闖蕩過，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尋常之事；況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更是難以想象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決定後，便急得哭起來。父親很順利地考上清華。
上圖：父親梁實秋同母親程季淑婚前合影。
我想清華八年的教育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清華學校”，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進行西式教育。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一律用英語講授―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下午的課则是中文教学，畢業時上午課必須及格，下午课的成績則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父親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下午的課他從不掉以輕心。在清華的八年學習中，對父親影響較大的一位是梁啟超。那時梁思成是父親的同班同學，畢業前一年，學生們商議想請梁啟超來演講。通過梁思成這層關係，很順利地請來了梁啟超。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又自負的話是很難聽得到的。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里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講到動情處，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啟超的激情和文采給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这些父親尚可勉強應付，最難的一關是游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跳進水後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人又浮到水面，未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虧他有“先見之明”，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出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他又一直沉到了池底，連着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体育老师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勉强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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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父亲与清華同班畢業生60余人從上海搭“傑克遜總統”號遠赴美國留学。那时父親對远去美國並不熱衷，一则是舍不得暗地里爱恋的女友程季淑；二则對陌生的異域生活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先生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曾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來信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年夏，父親在四川北培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的消息，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的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您修習什麼？”“文學。你呢？”父親回答：“文學批評。”然後兩個人就沒話說了。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緻勃勃地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的旁邊，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悵》、《紙船》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並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秋郎”，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了一生。
“文革”中，父親在台灣聽說“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他非常悲痛，寫了《憶冰心》一文，回憶兩人幾十年的友情。文章見報後，女作家凌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探望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见到了前兩位。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去見冰心，當時冰心正在醫院养病，雖然一直躺在那兒，我仍能感覺到她的風度和優雅。冰心見到我非常高興。我交給她父親叫我帶給她的書，我說：“爸爸讓我帶句話‘他沒變。’” 冰心很開心地笑了，說：“我也沒變。”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父親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年秋，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里的醬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着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但是炸醬只有一小碗，於是暗地在醬里加了四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拚命找水喝。
1925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齣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里看戲。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父親主演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並特請波士頓音樂學院的一位教授任導演。這位教授很認真，演到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 冰心站在那裡微笑，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走過去，只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只好搖頭嘆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實外國人並不懂得他們究竟在演了些什麼，只是覺得那些紅紅綠綠的服裝和正冠捋須甩袖邁步等的姿態很有趣，當時還有這樣一個趣事：他們讓演趙五娘的那位中國留學生抱着琵琶，選個詞闕自彈自唱，結果“趙五娘”唱的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要知道這是唐朝賀知章的詩，而唱的人“趙五娘”卻是東漢時期的人，不過好在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父親在美國只呆了三年，獎學金是五年，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着回國，是因為我的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之言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着年紀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意中人，家裡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着了急，所以學習三年後就趕緊回國了。1927年2月11日，父親與母親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與胡適、徐志摩等過從甚密，有人稱他們為“新月派”。父親不認為新月成員是一派,因為他們都崇尚自由,獨立思考,有不同意見時彼此尊重,不成一派。後來各忙各的事，就來往不多了。父親在那段時間，與魯迅爆發了著名的“論戰”。父親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那時我們在台灣，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過節”。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父親很平靜地說，他們之間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作品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寫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現在關於那場論戰，已經有書把他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來，現在的讀者也有閱讀所有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年，父親又帶着家人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年在青島出生的，1歲多時，因為父親被胡適邀請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1999年我特地到青島尋訪我的出生地，当我看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有一块石碑,上刻着“梁實秋故居”幾個字，我忍不住潸然淚下。我們北京的生活沒有安定多久，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父親聽說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在天津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後，又輾轉到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七年之久。1944年，母親帶着我們三個孩子十一件行李，從北京南下，藉助於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我們團圓的那一天，母親帶着我們站在雅舍屋子裡，等人去國立編譯館通知父親我們到了，父親趕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盯着我們三個孩子，用手指着我們一個個激動地說：“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裡，父親也許是個“洋派”的人，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他們當時一半時間住在美國白人家庭里，和美國人一起吃飯，就要遵守美國傳統家庭在那個時代的規矩：吃飯要打領帶，正襟危坐。但骨子裡，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一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說英文？”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只說北京話。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穿中式長袍，千層底布鞋，疊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父親也不以為意。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併沒有就此熄滅，1948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二人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同行。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當我們漂泊了16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內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着樹枝尖起飛。後來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當時大姐文茜已結婚，沒有同我們一起走。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覺得台灣沒有什麼好的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北大。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半年後，我們漂泊到台灣，那時可以說是“無立錐之地”。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旦家人分散，只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長物。我們初到台灣時，對“228”事件毫不知情，只知道大陸人與台灣人的關係十分緊張。當時台灣有個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灣屬一屬二的工業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紹我们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親很過意不去，林先生就請父親到他辦的工業學校教課，教的是初中生，中文、歷史、英文，哪門老師找不到，他就讓父親教哪門課。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學習，父親的課他都坐在最後一排旁聽，並且記筆記，非常認真。每隔一段時間，他都來向父親請教問題，每次來都畢恭畢敬地向父親鞠躬，他們的談話絕對不涉及個人閑談，全部都是為人處世之類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幫助，我們度過了在台灣最初的艱難時期。台灣那時有“白色恐怖”，報紙、雜誌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專心教書、寫稿。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入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竟直接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道父親是否有“思想問題”。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查此事，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然說出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的信件也會被偷偷地檢查。查私人信件、將內容外傳、又傳回寫信人，我們當時除了覺得滑稽，也只有無奈。
在台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着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的心臟，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來，但仍以槍指着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待我回來時，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歐米伽”手錶、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帘都拉起來，請求警察保護。結果警察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那個“歐米伽”是父親過生日時，30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是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警察就在當鋪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察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梁先生，對不起您！”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我和母親替他求情，也無濟於事 。
到了台灣，父親重新開始了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只有3歲。後來因為抗戰，顛沛流離，只譯了十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在台湾生活安定下來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台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台灣的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但無論天氣多熱，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經常是揮汗如雨地坐在那兒翻譯，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建議請父親與徐志摩、聞一多、葉公超、陳源五人合作的一件事。陳源沒有接受，後來徐志摩早逝，其餘兩位中途退出，只剩下父親一人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很苦的事，因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寫的，首先很難讀懂，再“信達雅”地翻譯出來，更非易事。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你的莎士比亞譯文，父親笑着說：“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 翻譯的後期對父親來說尤其艱苦，因為他喜歡的劇本已先譯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較枯燥艱澀的。這時就更需要毅力才能堅持下來。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訂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親。這一點，在我小的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長大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只喜歡品。到了台灣、去了美國以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麼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的，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嚐了後，總是搖頭嘆氣：“不一樣，不一樣！” 我在台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為哥姐的失散，我成了“獨生女”。飯後，我們經常喝茶閑聊，話題多半是“吃”。從當天的菜肴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最後，總是懷念在故鄉北京時的地道做法，然後慨嘆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搬到西雅圖與我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里發現，他們手拉着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親與母親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室前，母親以一慣的自我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預感，對父親說：“你不要着急，治華（註：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術室門口，母親還應醫師之請微笑了一下。(註: 腦溢血病人不會笑，此為診斷手續.)幾個小時之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的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籍到北京開會之便，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蹤。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託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只好收藏起來，不敢多看 。他時常陷於對母親的思念中不能自拔，每年在母親的祭日寫一首詩懷念母親。父母在世時，他們盡量不提对哥姐的思念，儘管他們心裡都明白對方的痛苦。母親信佛，每天为我的哥姐誦經焚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母親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得到哥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到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台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平時的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台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彙報，其中包括哥姐33年的大陆經歷，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行前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着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着腰，全身在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麼叫出租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做他的沒出過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開父親，充滿了不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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