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双语网记者李强9月30日图文报道】第12届“倡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三番棋半决赛在哈佛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战罢。经过三天的激烈比赛，最终邱峻胜出。这样连笑和邱峻均以2-1击败各自对手李钦诚和柁嘉熹，闯入决赛。决赛将在11月2日在广州进行，连笑和邱峻均将争夺冠军头衔和40万人民币的奖金。
上图：应明皓接受波士顿双语网的赠书（李强 摄）。
在比赛现场，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应明皓先生接受了记者专访。他感谢两位国际围棋大师常昊九段和俞斌九段一同前来哈佛大学同美国围棋爱好者交流，并对能够在哈佛大学举行“倡棋杯”这样的专业围棋大赛的半决赛感到高兴，希望这样高水平的比赛能够进一步推动美国围棋运动的发展。
当记者告诉应明皓董事长，波士顿华人将在10月11日举行千人《黄河大合唱》音乐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应明皓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告诉记者说：“我老家在宁波，1943年出生在江西，之后随着抗战的形势先后随父亲应昌期搬家到长沙、贵阳和重庆。1946年全家搬到台湾，父亲代表国民党接管台湾银行。他表示抗战胜利70周年是值得全世界华人共同庆祝，永远都不能忘记先辈先烈们为取得抗战胜利所作出的巨大牺牲，《黄河大合唱》要一代又一代地传唱下去。
应明皓董事长感谢波士顿双语网赠送的《华人之光：登陆诺曼底的二战老兵》一书，并答应回国后将寄一本《应昌期传》给记者。他还提到1967年曾经到路易斯安那大学（LSU）留学，攻读电机专业，1989年回台湾，在美国生活了22年。
在谈到应昌期的时候，应明皓说父亲是家族中围棋下得最好的，曾经到波士顿下过棋，达到业余五段。应昌期先生创办的”应氏杯“每四年举行一次，奖金高达40万美元，堪称围棋届的奥林匹克大赛。应明皓先生向波士顿双语网的读者们推荐了下面这篇纪念的父亲的文章，该文被收入《群星灿烂——现当代宁波籍名人》文集。
商界奇才 棋坛祭酒——记台湾应氏企业创始人应昌期
作者：李建树
志存高远 崭露头角
1917年10月23日，应昌期生于慈溪县城慈城镇（今属江北区）玉皇阁桂花厅内的一家书香门第。父亲应星耀，毕业于宁波高等师范学堂，1911年应聘慈城中城小学执教，两年后举为校长。
应昌期六岁启蒙，就在其父任教的中城小学就读，成绩优异。在中城小学读书期间，除无师自通地学会围棋外，又师从名书法家钱罕先生，深得钱罕赏识。1932年，应昌期因为家中兄弟众多，经济拮据，便中断学业，怀揣父亲致其金兰好友陈润水先生的书信，只身远走上海，进入统源银行当练习生。
陈润水时任统源银行行长，对来自家乡的这位小世侄自然另眼相看。但应昌期却并不倚行长自重，而是恪守本分，老老实实从练习生做起。后来又跟随银行高级职员鲍英甫学习银行业务，下班后收集当天进出银行的所有单据传票，一笔笔拷拢对齐，核算清爽。半年后，整个银行的月结算、年决算也由他做了，为时不久，便被破格升为正式行员。他的聪明才智自此显露，诚如别人所言：“对银行业务，悟性特高，尤其对会计实务，可谓闻一知十，无所不谙；日常工作，辄游刃有余。”
1937年夏，福建省银行在上海吸纳三名高级行员，应昌期以“同等学历”资格报名考试，结果“连闯三关”，在百余名竞争对手中，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被福建省银行破格录用。
抗战期间，福建省银行迁址长汀办公，应昌期已擢升为省行副理。他听说厦门大学也迁至长汀开课，赶紧托人介绍，进入厦大学英文；又拜厦大教授周辨明先生为师，研习汉语语音学。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1月23日，应昌期随同严家淦到达台湾，接收台湾银行。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算、交接，台银很快复业，应昌期担任了总行业务经理。以后又任副总经理、代总经理兼国外部经理、营业部经理及业务部经理等，可说是实际上的台湾银行当家人。
这期间他运筹擘划，建树良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件业绩为：
１．顺利发行新台币，稳定台岛金融。
1949年6月15日，为稳定金融，蒋介石颁布台湾省的《币制改革方案》，由台湾银行具体执行。方案规定：发行新台币以美金为计算标准，对美金汇率为新台币5元折合美金1元，旧台币则以4万元折合新台币1元。新台币发行总数为2亿元，但当时台银只有一家印钞厂，新台币根本来不及印。市民蜂拥来兑，台银营业部无法招架。时任营业部经理的应昌期急中生智，提出以发行定额本票的办法来缓冲，即规定由本行两位高级职员人工签字的本票来代替现金，待钞票印出来后再将本票换回。开始时严家淦认为此法不妥，应昌期则认为在现钞不足以应付银行开门营业的紧急情况下，运用本票过渡并无不妥，所以坚持执行，使局面很快得以缓和。直到币制改革顺利结束，都未出现任何弊病。事实证明了应昌期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在台湾银行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２．倡议台银举办政策性及功能性贷款，促进台岛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台湾，所有重要的工矿、道路、电力因炸毁或无法维护保养而陷于停顿，仅有极少数企业勉强开工。应昌期经过周密调查，发现台湾纺织业有一定基础，但因资金缺乏而陷于瘫痪。于是他首先大力发放原棉贷款，由各纺织企业联合采购进口美棉，使当时资金极为短缺的纺织业者不啻枯木逢春，欣欣向荣，进而带动了台湾轻工业的发展——此事在一般人心目中以为只是一批放款而已，但事实上这一种非常原则性的经济政策的决定与实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极大。几乎与此同时，应昌期又发现那时台湾空泊的轮船很多，因没有资金，这些轮船风吹雨淋，最后只能沉没。因此他大胆提出了对省营轮船联合贷款的设想，经批准实施，很快便挽救了台湾航运业的危机。台湾银行担当起了为工业“输血”的功能。后人评说，台湾所以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端赖纺织业拓展外销带动工业起飞”。而纺织业又何以能自枯而荣呢？是由于原棉贷款之滋润。
３．编撰SYDX电报明码字汇，革新银行电汇操作方式。
1947～1949年间，台湾与大陆内地（尤其上海）之间的汇款往来频繁。由于时局不稳，金融动荡，通货贬值甚速，从台湾汇款至上海，汇本瞬息数变，稍有迟缓，汇款收受人即会遭受损失——这一切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银行信誉丧失，客户锐减，业务下降，且易引起地下金融的介入。因此银行必须尽力提高电汇速度。但那时银行电汇的操作方式，特别费时费力，一时间台银的报房内积案如山，客户急，银行也急，群相责难，纠纷迭起。于是应昌期用上了研习语言学的成果，决定将汉字用英语字母拼音化后直接拍发，省却转译电报密码的时间，从根本上提高银行电汇效率。他结合实际，殚精竭虑，很快就拿出了一套日后被命名为“SYDX”的电报明码字汇（即《国语电码辞典》），并立即调训行内业务人员学习使用。电汇速度几乎是原先的十余倍，原先堆积如山的汇款单立见理清。台银如释重负，客户也高兴满意，令台湾金融界啧啧称奇。
就这样，从1946年至1963年，应昌期在台湾银行业做了17年。这期间，台银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人选时有更换，惟有他一人砥柱中流，长期主持全行业务，其才能和品格受到历任董事长的赏识，并充分授权，让他独当一面地操作。
由于应昌期主持台银实务期间多有创举，成绩斐然，且操守清廉，声名远扬，因此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二度礼聘应昌期任法商学院兼职教授，讲授银行实务。前后3年，应昌期在台大主讲了银行实务课程，不仅有理论也有实践，更由于他谈吐幽默风趣，讲课深入浅出，能令大学生不时开怀大笑或低头称是，所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其他学校也前来邀约。应昌期见此情景，只得以公务过繁和体力不克等原因，索性一概辞卸教职，不再兼课。
审时度势 投身实业
1963年初，应昌期正式离开台湾银行，投身实业。那一年应昌期47岁，于人生来说，正处于成熟期，此时离开台银，最直接的动因是新任台湾省省主席的黄杰指派了一位完全外行的亲信下属出任台银副总经理，而将应昌期调任为台湾省中小企业银行总经理。他拒绝了这项任命，决意离开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金融界。
离开台湾银行之后，应昌期在朋友诚邀下担任过董事长的第一家企业，为国华海洋企业公司；而真正独立创办的第一家企业，为利华羊毛工业公司。
60年代之前的台湾基本是个农业社会，经济“起飞”后才有棉纺业和毛纺业的大发展，只是好景不常，曾经欣欣向荣的毛纺企业由于毛条完全仰赖高价进口而跌入低谷——利润完全被外商赚走了。为彻底打破外国毛条商（主要是日本）的垄断，台湾区毛纺公会建议：尽快在本岛创办一个专业生产毛条企业，并认为惟有应昌期才能当此重任。
1964年7月，“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正式成立。公司名称是应昌期亲拟的，“利华”即利我中华也。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一改过去完全仰赖日本、澳洲供应毛条的局面，不让外国人赚去高额利润。
但以进口原毛制作毛条，对台湾来说毕竟是破天荒头一回，毫无经验，所以创业之路历尽坎坷。 应昌期原先以为，日本的毛纺业发达，离台湾又近，若能吸引日商投资，今后在生产技术和外销业务上均可借鉴。但是，三菱、伊藤忠等日本商社均提出以独家代理进口原毛为条件，这是应昌期无法接受的。最后找到一家丸红饭田株式会社，表示可以无条件投资，但希望基于股东关系，照顾其代购原毛的生意。应昌期认为这还可以接受，所以口头同意在与别家供应商同等条件下可予优先，于是丸红投资了400万新台币，占资本总额16％。
利华与丸红合作，开初尚称顺利，谁料半路上丸红的羊毛部长忽然易人，此后所购之原毛到货，常发现与发票所开规格不符。这当然是不可原谅的，应昌期即指示验收人将差额折算成毛价记录在案，日积月累，最终向丸红提出巨额索赔。但此事经数度谈判，难有结果，应昌期遂亲赴日本交谈，“舌战群商”，终使日商低头认错，并作了一定数额的赔偿。
通过这件事，还使应昌期下决心另开购毛渠道，这才有了日后利华澳洲公司的成立，因此可以说这是利华公司创办以来所经历的最关键的一步。
1979年4月，利华羊毛公司的股票正式在台北挂牌上市。这是应昌期的第一个上市公司。历经十余年的努力，他终于将自己一手创办的一个实业公司推上了股市。这意味着成功，同时也意味着将自己置身于众目睽睽的盯视之下——因为公司业绩孰优孰劣，将有多少股民为之日夜牵挂！ 但应昌期有这个魄力，也有这个能力。在这期间，他不仅将利华公司打理得红红火火，而且几乎就在同时，又接办了国泰化工公司、创办了国际票券公司，并将它们一一推上了股市。
国泰化工公司的前身，是刘鸿生在高雄所开的中联化工厂，产品为制造火柴的主要原料——氯酸钾，后因市场萎缩以及同业竞争激烈等因素而转产保险粉，但效益低下，面临窘境。无奈之下，有人辗转找到应昌期，希望由他去接办这家化工企业。
应昌期认为：有用的东西就必定会有市场，有市场就不愁办不好工厂。但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赴高雄，考察国泰化工，结果发现，原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未能利用，白白地从污水沟排掉了；再加上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自然也低。低效率高成本，这样的企业注定亏本。
当然，要接收这样一个制造高级化工原料的工厂，绝非想像中的那么简单，资金、技术、市场、组织等要素就像战场上的一个个堡垒，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员率领得力助手去攻克。而应昌期正是这样的一位人选,上述问题他一一解决。国泰化工很快步入正轨，产量日渐增加，品质不断提高，内外销业务不断拓展。特别是由于应昌期的有力周旋，在关税保护方面，也很快得到了政府合理的回应，从而使保险粉在市场上有了较强的竞争力，外销数量也在节节上升。
随着产量增加，原先的生产设备不敷使用，该厂的工务科长张万幸及时提出自己仿造设备的建议，应昌期积极支持，张万幸也着实努力，同样的生产线仿造了四套，都取得成功。这些机器设备挤得车间里满满的，以致来参观的欧洲工程顾问公司的工程师发出惊呼：“贵公司的机器怎么多得像森林一样！”
但国泰化工的产品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应昌期接受那位外国工程师的建议，率团去哥伦比亚、英国等地考察，然后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现有设备进行扩充和技术改造，到90年代，就使原先月产只有20吨左右保险粉的企业打破了月产1800吨的记录，纯度也从原先的70％提高到90％以上，其品质已大大超过国际标准。
1990年1月31日，国泰化工的股票在台北证交所上市，正遇台湾股票市场难得的好年景，国化股一炮而红，股东及员工皆大欢喜。
随着台岛经济“起飞”，台湾工商企业界在资金往来方面，违规操作甚至坑蒙拐骗的现象层出不穷。为整顿金融秩序，加快融资，当局便设想在台北组建票券金融公司，作为银行的延伸，担任部分金融业务。然而，由谁来出面筹组这样的公司呢？有关人士首先想到的便是应昌期。据张子湘回忆，应昌期出任国际票务董事长，乃因“财政部”与中国银行钦仰其在金融界之声望及其经济管理方面之长才，“先认定人选而专行敦聘的。”
一切就如预见一样，票券公司开张后，运作情况非常好，年年赚大钱。应昌期为了让公司的员工也多赚点“外快”，年末发红利时不发给现金，而发公司的股票。这种股票实质上要比现金好得多，因为这些股票又要不断的配股、送股，到后来“国际票券”在台北证交所公开上市时，原先34.50元新台币一股的员工内部股，最高市值竟达到了200余元新台币，员工个个都发了一笔财。但最重要的是，这类相对属于公营性质的公司，被应昌期通过股权分散，员工配股比率等手段，而逐步改为民营化并予以公开上市，使股东及员工都获得利益。 作为台湾首创的第一家票券金融公司，国际票券公司在其成功运行的10年里，不仅公司本身赚了钱，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对稳定台湾金融秩序，推动台湾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应昌期近乎“点铁成金”的成功经历，使他在台岛名声大噪。1968年，又有几家企业找上门来了。
首先是民营的中华毛纺厂，因经营不善而负债甚巨。由于债权人是公营银行及海关，所以企业一旦倒闭，最终吃亏的还是政府，所以时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李国鼎，希望应昌期在中华毛纺重整期间代为经营，“死马权当活马医”。接着，台湾毛绒与中本纺织两家毛纺企业，也因面临倒闭而求应昌期帮忙经营。而应昌期考虑，反正租厂经营，一样管理，多租几厂应该更能体现效益——这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规模效应”。
但是，要将这种既存在体制不同（公营私营）又有现实差别的三家企业“合并”经营，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他运用其独特的理财智慧和魄力，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敢明确手段，将三家不同体制的毛纺企业合并成了“益华纺织工业股份公司”，并且很快让它成了上市公司。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应昌期经过缜密思考，首创了一种比较灵活的“租厂经营”的方式，即益华纺织除每年付予各组成公司以固定租金外，如有盈余，再按比率分配“变动租金”，也就是说，原属三家公司的工厂、土地、房产、设备等，其产权仍归属原公司所有。像这种灵活的机制双方都能接受，且三厂只负责生产，销售经营一概由益华公司负责。
大方针确定后，应昌期一手抓产品质量、管理及降低成本，另一手主动出击，一边拓展市场，一边又陆续派员工赴日培训，提高技术水平，时间因素也像是竭尽配合——当时毛纺业正处在景气阶段，益华公司的业绩日趋上升。企业开始赢利，很多积存问题迎刃而解。
五年后，由于台岛经济发展，地价飚升，原先的那些老企业因为都占了好地盘，老板一见只需出售地皮就可得丰厚回报，所以就想抽身而退。应昌期因时度势，趁机与三家公司解约，归还工厂，双方皆大欢喜——这可以说是以时间换取空间而取得经营成功的一个最好实例。
最终结算时，益华的5000万资金已经增值至8600万元。余下的大笔资金做什么呢？适逢其时，又有朋友跑来求助，说是台南有一家通发油脂厂，曾向世界银行贷款进口一套日处理300吨黄豆制作豆油的设备，谁料设备到港，企业却因经营不善，连付进口关税都成问题了。于是应昌期急人所难，将原来的“益华纺织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益华股份有限公司”，接过原先由通发油脂厂订购的那一套设备，上马生产黄豆色拉油。就这样，由应昌期创办的又一家公司于1976年顺利开业。
1968年，应昌期前往澳洲考察原毛市场，与James公司老板Sir James爵士有过交往，对方表示愿以最好的羊毛质量和最优惠的供货条件与利华合作。他就派侄子应仲艺进入James公司实习考察。应仲艺一学三年，真正成了羊毛业的行家。1973年，应昌期见时机成熟，又派出得力助手、也为慈城人的冯泳莩赴澳，与应仲艺一起在悉尼注册成立了利华澳洲公司。
利华澳洲公司自行采购原毛，成了当时澳洲前所未有的第一家中国人开的公司，颇受澳洲政府及羊毛供应商的重视，当地银行为争取利华公司的澳洲业务，甚至破例以无担保方式给予500万美金的购毛融资——30年前500万美金尚是一笔大数字，这在当地可称得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利华澳洲公司日渐壮大，至1981年，已有能力收购一家澳洲的老公司了。这家公司名为“吉期”，专事对外采购，台北利华生产所需的羊毛，有95％来自澳洲，此外还向世界其他一些公司客户供毛，业务蒸蒸日上。利华澳洲公司的发展令世人瞩目，社会上很快有了“利华澳洲和吉期公司唱响了台湾对外贸易主角”一说。20多年前，利华澳洲公司曾作为台湾贸易发展过程中主要的大公司之一，也是台商早期介入澳洲贸易的主要桥梁，着实风光了好一阵。 开发澳洲市场的成功，使应昌期向海外拓展的勇气大增，下一个出击目标是美洲。这就是1983年成立于美国硅谷的“印科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由应昌期的儿子应明皓打理，生产一种名为“PELLICE”的高科技产品，因技术含量高，所以收益不错，公司员工发展到170余名，客户遍布全球。此外应昌期在美国还注册有两家房地产投资公司，且都有不差的业绩。
应昌期“年近半百学吹打”，紧紧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在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而世事又变幻莫测的30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创下这一份成就。1991年应昌期一手创办的国际票券公司股票成功上市（这是应昌期的第四个上市公司）时，已经74岁了。他主动向董事会提出退休申请，希望董事会另推年轻而有能力的董事来担此重任。虽经董事们一再挽留，应昌期还是坚辞不受，所以就聘他担任名誉董事长。他又以同样理由辞去了国泰化工和利华羊毛两大公司的董事长。从此，应昌期办公室的门牌上只写着“创办人办公室”6个大字。
贡献围棋 不遗余力
应昌期逝世后，台湾一些报纸纷纷以标题报道，称颂他为“一盘磅礴的人生好棋”，是“世界棋坛无可取代的祭酒”。
应昌期生前也曾说过：“世上有钱的老板多的是，但像我这样一生缘结围棋，发明计点制规则，在全国举办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全世界大力推广围棋的，找不出第二人”。
应昌期6岁学会围棋，12岁报名参加慈溪县围棋比赛，获冠军。从此，他与围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海统源银行当练习生时，虽收入微薄，但仍不忘围棋，悉心钻研；同时还投书上海《新闻报》，建议举办新闻棋赛和开设围棋专栏，《新闻报》主笔阅信后击节赞赏，还真的开出了围棋专栏，成为美谈。
八年抗战，应昌期随福建银行搬迁，虽颠沛流离，艰辛备尝，但一副围棋总是随身携带。1946年到台湾，生活安定后，即在家设置棋室，号称“五窗填满斋”，广邀亲朋好友会棋，切磋棋艺。
1952年，“中国围棋会”在台北复会，应昌期出任围棋会总干事，作为复会庆典的一项大活动，便是邀请旅日围棋大国手到台北会棋，极具轰动效应。
倡导新闻棋赛，这可以说是应昌期早年的一个梦想，到台北后，更是常常动员台湾各大媒体出资举办各类赛事，不仅借助媒体力量大大推动了围棋事业，而且还常有“意外收获” ——如后来被称作台湾新闻界办棋赛之滥觞的“中央日报围棋赛”，就让应昌期一下子发现了好些围棋天才——林镇峰、王铭琬、王立诚等。 应昌期平生自谓贡献有二：前10年研究汉字拼音，曾编写SYDX国语电码字典用于银行电汇业务，效率大增，因而受到蒋介石接见；后20年潜心研究发明“计点制填满法”新围棋规则，达到了“绝无判例”、“几无和棋”之目标，号称“迄今为止最合理、完备，符合时代需求的围棋规则①”。
应昌期早年萌生研发新棋规的念头，其动因有二：一是他考察世界棋坛，发现围棋从日本人吉备真备带出中国至今逾1200余年，在世界普及的程度远不如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占领世界棋坛只用了100年时间）。围棋走向世界的速度为何如此之慢呢？应昌期认为主要是因为“围棋没有一个完善的、统一的书面规则”。
二是他在考察了大国手吴清源两次“含冤告败”之后，痛彻感到棋规再也不能如此含糊“软弱”任人摆弄了。在他想来，围棋规则必须完善到像如来佛的手掌，不管你孙悟空（棋艺）翻什么样的跟斗，我都可以将你包容在手掌心（棋规）里，惟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公平，让对局双方心悦诚服。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自1973年起，应昌期一头扎进了发明新围棋规则这一深不可测的学术领域，开始潜心研究撰写起来。
应昌期的个性是：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必定将其做好。从1973年开始到1996年《应氏棋规》正式出版，20余年时间，无论在家，在办公室，甚至出差在国外，一有空便想新规则，一想到什么新点子便记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生以90％的精力办围棋，只以10％的精力办实业。” 就这样，应昌期一坐20年，真正是“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地绞尽脑汁，颠倒思量，终于发明了完善的“计点填满法”新棋规。为考验这个新棋规，他在由他举办的一切国际性围棋赛事中，除冠、亚军高额奖金外，又单设了一项奖金高达5万美元的“判例奖” ——即谁如能下出一盘无法用新棋规判定的棋，便可获得这５万美元的奖金。
多年实践的结果证明：对局双方，谁都有可能获得冠军，但谁也别想拿到这“判例奖”！
美国的威廉姆·迈思先生（MR·WILLIAM MANN）在评介“应氏棋规”时说：“‘填满计点’算法精妙绝伦，但黑白子数必须各180子，绝对无法办到。”为了这句话，应昌期在完善新棋规的后十几年中，又沉浸到了围棋棋具的研制之中。他亲自动手设计一种能不多不少正好装满180子的棋罐，为此仅钢模就做了35副（每副造价逾万美元），终于有了玲珑剔透的棋罐与他的新棋规配套。在此期间，应昌期还同时发明创作了许多新棋具，如旋转型棋几、书桌型棋桌、量斗棋具以及电子计时器等；用之于比赛的，则又有“延时罚点”、“黑子贴还8点”、“品位棋士局差制”、“胜负符号”等多项创见。 台湾的“中国围棋会”、“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自1977年9月开始即规定由他们主办或协办之围棋比赛，一律采用《应氏棋规》。
欧洲围棋联盟（E.G..F）于1995年7月在波兰举行的第38届全欧围棋大会中，由欧联所属围棋规则委员会提案，并经24个会员国投票表决，通过采用《应氏棋规》作为E.G..F的正式规则。
1983年8月26日，“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在台北宣告成立。应昌期为此独立捐资1亿元新台币，并礼聘沈君山、萧理昌、张长卿、张子湘、姚祥义等为董事，组织第一届董事会，互推沈君山为董事长。
由于基金会的成功运行，如今这1亿元的捐资已增值至8亿元新台币。而在这期间，应昌期与他的基金会的确办成了很多件大事，如自1984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十余届“世界青少年围棋赛”，这些棋赛可以说是完成了杰出少年棋手必经的洗礼过程，现在活跃在我国棋坛上的常昊、刘箐、邵炜刚、罗洗河、周鹤洋、王磊、余平等名将，差不多都是从这项世界赛中脱颖而出的少年英雄。
在台北，应昌期与他的基金会还成立了围棋的“神童训练营”，不知有多少青少年，由此进入围棋行列。
在祖国内地，应昌期与他的基金会又多次赞助一些重大赛事，同时又为一些学校赠送大量的棋具和书籍，使《应氏棋规》逐步深入人心。
放眼世界，应昌期与他的基金会于1985年首先设立“世界电脑围棋赛”，邀请世界各顶尖高手与电脑角逐。1990年，应昌期与他的基金会开始举办欧洲“应氏杯”围棋赛，1991年又在纽约举办美洲“应氏杯”围棋赛。应昌期指挥着他的黑白之旅直冲欧美大陆……
1996年10月23日，在应昌期80寿辰的日子里，由他捐资1.6亿人民币创建的上海“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成立，应昌期围棋学校开工典礼也在上海同时举行，应昌期以带病之身亲赴上海，并在开工典礼上热情致词，谓“大病初愈，美梦成真”。
当然，在应昌期所做的这一切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数他所发起举行的就是后来被媒体称为“迄今为止全世界影响最大、奖金最高、最具国际性”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自1987年8月17日作出决定，1988年8月第一届“应氏杯”在北京开幕，在应昌期生前，这一项世界职业围棋赛事一共举办了三届，冠军奖金高达40万美元。每届比赛均由世界最强的16位棋手参加，其中预赛淘汰的8位棋手每人仍有1万美金的奖金可得，初赛淘汰的4位棋手奖金为每人3万美元，复赛淘汰的2位为每人5万美元，亚军10万美元。如果加上世界各地巡回比赛的费用40万美元，每届“应氏杯”赛的开支高达110万美元以上，而从预赛复赛直到决赛、颁奖，每届赛事的时间长达一年有余。
“应氏杯”赛开幕前后，的确是轰动全球，全世界的媒体纷纷予以关注，称它是围棋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应昌期本人则被誉称为“中国一人”、“黑白世界的诺贝尔”。长期从事围棋赛事报道的台湾著名记者林英喆先生特别撰文总结道：“应昌期先生推展围棋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在第三届应氏杯决赛记者会上，极力推崇应氏杯创办人应昌期，并认为应昌期对围棋的影响，将会在下一世纪时渐渐浮现”。②
泽被后世 诚实家风
1988年9月，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北京的初赛刚一结束，应昌期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阔别43年的故乡慈城。 尽管不喜张扬的应昌期以完全私人旅游性质回乡探亲，但事先得到消息的家乡人还是给了他应有的礼遇：当地政府将他玉皇阁桂花厅的出生地老宅作了修缮，江北区的区长、宁波市的市长都主动登门拜访，欢迎老先生的第一次回归。 应昌期在参观完母校中城小学之后，主动提出：“像中城小学这样的老房子，修是修不好的，只能拆掉重建。”而且说到做到，回台北后即派其四弟应昌世来宁波考察，具体落实捐资重建事宜。
3年后的1991年8月10日，由应昌期捐资140万美元重建的中城小学落成。为了借机“教育”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亲友和子女，他又自己作东，邀请了由74位海外来宾组成的参观团来宁波出席落成典礼。
正是在这一盛大的庆典上，应昌期又愉快地接受当地政府和友人的建议，索性在家乡搞一个“一条龙”的教育样板工程—— 1994年8月15日，由应昌期捐资450万元人民币建造的“倡棋幼儿园”落成。1994年8月27日，由应昌期捐资1300万元人民币重建的慈湖中学工程全面竣工。
应昌期在家乡捐助的公益事业，还有1997年7月17日在宁波举行的150万美元扩建保黎医院捐资仪式，此项工程也已在1999年完成，遗憾的是老先生已因病于1997年8月27日去世。没有赶上新保黎医院的落成典礼。
此外，还投资举办实业，如投资3000万美元兴建的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项目，于1992年10月动工（地处宁波三官堂），1993年8月投产，到1997年8月已引进世界一流的5条生产线，投资总额达4000万美元。现在现代公司已成了江浙两省最大的瓷砖企业，其产品质量上乘，除畅销国内，还出口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这自然成了应昌期生前津津乐道的一件事，用他的话来说，那真正是“同乡兄弟一条心，烂泥变黄金”了。
投资5000万美元的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原本是考虑建在上海浦东的，由于宁波方面的积极争取，为了振兴家乡经济，应昌期最终还是选择了宁波。它于1992年8月签约，10月动工（位于宁波小港衙前），至1993年3月投产，真正创造了一个“宁波速度”。1996年8月，病中的应昌期又决定上利华二期的投资2500万美元。扩建工程自1996年底动工，至1999年初投产。现在的利华（宁波）羊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和产量已遥遥领先于原居亚洲第二的日本，而若将利华台北和利华宁波两家公司合起来算，则可成为世界第三（第一为法国霞日公司，第二为德国的BWK公司）。
注： 孔庆隆：《世界围棋统一规则的基石》，《应氏棋规》第5页，1996年。 ② 林英喆：《应昌期贡献大陆推崇》第76页，《民生报》199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