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志华，中国美术评论家
艺术要把人的思考引向事物的反面，在没有哲学指导的条件下，人生活在正面和顺光下，事物也不会自动借助逆光展示真实的部分，恰好，艺术就在这些事物的反面产生价值。生产此类价值的艺术就得首先展示终结一切旧秩序的理由，否则人们无法从艺术中获得类似于生产型的力量来认识习以为常的秩序。
上图：经典油画《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目前收藏于卢浮宫。
艺术终结旧有秩序的前提是首先拒绝持如下逻辑的艺术思想：任何客观事物的价值都等同于创作过程中的劳动价值。对于艺术创造者而言，这一逻辑无疑将艺术生产闲置在文化之外。任何错置文化生产点的创作其意义只会令人承认固有的信仰。而艺术无疑是将花朵的生产点放在冬天，令冰的生产在夏天完成。只有在事物的反面或是相对的地点，艺术才不会被众多定义模糊真实的本质意图，同时也在其经济价值以外提供人最深切的需要。如果我们把达维特的《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看成一个事物并站在它的反面，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数化时代亟切需要的许多东西，就会质疑军队机制、战争、国家形式等等旧秩序下的众多产物。
法国画家达维特的《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多处文字记叙源自于有关古罗马的故事，但是我相信在罗慕勒斯建立罗马古国的某个时期，古罗马确实缺少妇女，罗马的统治者为了罗马的兴旺，发动战争从萨宾城掠来了许许多年青美貌的妇女，做战士和罗马公民们的妻子。萨宾人当然吞不下这羞辱，他们积极练兵屯粮，锻打武器，几年后萨宾有了足够的力量，于是萨宾向罗马人宣战，决定要夺回自己的姐妹，也要雪因当初力量薄弱而遭遇的耻辱。战争一触即发……!纸张、线条、色彩，色彩关系、形与形之间的关系，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但是纸张、线条、色彩、色彩关系、形与形的关系的最终目的不是讲述故事，它让艺术家期待的观众直观地看到国家这种最高社会形式的性质属于残酷系列，而构成这残酷性质的是大家最感亲昵温存的利益、尊严、国家立场。这或多或少让人出乎意料，因为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到让万人备感亲昵，让万人不弃的利益、尊严，一纳入国家机器范畴，其性质就发生巨大变化，甚至是走向事物本身的反面。国家可以改变事物的性质，使温润的利益具备可伤害一切的锋利。这个结论是什么?虽然显而易见，但是对于现在还存在国家，而大家还对国家坚信不移并深怀憧憬的情况下，回答是危险的。不过，国家的性质的复杂性与国家的力量的大小成正比，这是可以肯定的。文明的美国，以及美国的国家行为不是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吗!
下面接着看画。当罗马武士与萨宾军队就要展开殊死搏斗的千钧一发之际，已经成为罗马人妻子、罗马人后代子民的母亲的萨宾妇女痛不欲生，冲到两军之间，用自己丰腴而柔美的体躯挡在两军中间……。达维特把代表国家的人物的个性处理得十分板块化，不那么具体，就连武士们近乎优雅的舞台姿态让战争都感到陌生。或许达维特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对国家性质的理解本身就不想太具体(从他的《马拉之死》、《荷拉斯兄弟的宣誓》以及没画完的《雷卡埃米夫人像》可以看出此画在摆脱人物个性和寓言性悲剧性质)，或许是艺术家的线、色、形受到了国家与战争的惊吓，不小心让疯狂的战争逃进了优美。而挡在两军之间的，站在矛尖与利剑之间的萨宾妇女、满地哭喊的儿童则个性充满具体鲜明。相比艺术家的创作审美动机，国家发动战争的动机显然十分野蛮，相比罗马和萨宾武士闪着寒光的剑锋，艺术家的画笔就显得那么善良与虚伪。艺术作品背后的国家并没有出现，它的残暴性质也没有坦呈纸上，但是，战争毕竟是国家的产物，是利益的产物，它使用的是武力、智慧或者说是智慧转化而成的诡计，属于非正义性质。可耻的古典主义原则鼓动可怜的达维特抽去色彩中的残酷性质，掩耳盗铃似的用柔情的色彩掩盖了战争的残酷与惨烈。连罗马和萨宾将士的形体就像舞台演员的造型。被战争吓坏了的已经十分胆小可怜的达维特，他期待他喜爱的、令他崇敬的萨宾妇女用她们的正义消灭战争。我以及我代表数化人对画的挑剔，败露出来的审美差异，使我感觉到数化人的审美良知经不起战争的摧残。或者只适合在写字楼里玩弄一些远比战争狡诈得多的尔虞我诈的数字游戏(同样具有战争性质)。这让我们可以把这幅画虚拟成现代数化人之间的一场战争，只不过在现代数字战争中人性的退化显得十分严重，因为现代数化战争中已经没有萨宾妇女或者是萨宾妇女的类符号来消解战争了。
画还没有读完。萨宾将士高举的宝剑依然寒光闪闪，罗马武士的长矛透过萨宾妇女就可直指敌人的心脏。萨宾妇女的左边是她们的兄弟，她们儿子的舅舅，在她们的另一边是她们的丈夫，她们儿子的父亲。萨宾的妇女站在武器与战争的中间，宝剑寒光闪闪，矛尖上血色飘荡。站在剑与矛之间的萨宾妇女有的高举柔美的双臂，有的高举着自己的孩子，有的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着丈夫或是兄弟的腿。以美为原则的萨宾妇女表现出痛不欲生的面容，她们张开双臂阻止兄弟与丈夫之间的撕杀。母亲已经无暇顾及的儿子哭号着在地上爬动。我们发现，战场上双方的武士首领的目光还是注视着敌方，并显示出战场的恐怖与紧张，在地上哭喊的孩子显然没有引起武士们的注意，但是在地上哭喊的孩子显然引起了隐藏在目光和武器后面的同情与怜惜。看了这样的画，你的心肠有多硬呢!达维特以及他的古典主义原则似乎预料到漠视利益与战争的关系、漠视国家与战争性质的现代人会有煊染自我知识与优雅的爱好，它在十八世纪就败露了数化人在所有具有战争特征的特定场所，比如一场商务谈判，人与人不得不进行的交流中，或者是两位商务代表一次偶然的邂逅，都会表现出优雅的冷酷。哦，因其仪态优雅，举止文明，我们不需挑剔吗?达维特的这幅《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没有告诉我们怎么面对!
国家、军队、战争虽然一直沿承到现在，并且仍确定战争是解决矛盾的一种“可行”方式，历史学家的著作通过歌颂某一些领袖人物来肯定国家军队战争得到了改良与完善。但是在十八世纪甚至更早的罗马时代，不只是一位画家，就让国家、军队、战争露出了它们的嘴脸。十八世纪的达维特通过这幅画以及《荷拉斯兄弟的宣誓》等画，让三者的狰狞无藏身之处。虽然在这本书里所有传统的语词都无法确定我的肯定与否定，但如果我借用(借用过去的词汇只是为了让人们听懂我的意思)还不失其正义的词汇如伟大，那么这幅画有一个不可勿略的意义是，比国家、军队、战争伟大的是萨宾的妇女，她们的伟大不在于阻止了一场惨烈的战争，而是在于她们既可以放弃渺小的利益，也可以放弃伟大的利益，而且仇恨在萨宾妇女的心中是最小的，那么什么在萨宾妇女心目中最大呢?和平!如果我们——无论你是智者还是白痴——无法从内心深处接受这些，那么就请你放弃人的资格，甚至无法进入被改写的行列，继续留作笑柄。
达维特的画早就进入艺术的行列并被冠以经典，直至二十一世纪人继续成为神的笑柄，那么艺术做了些什么呢?一张桌子是木匠对理式的模仿，画家画桌子是对理式的模仿品的模仿，如果对理式的模仿的再模仿是艺术的全部，那艺术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混淆真实世界。当然我们不会再傻得要求艺术提供真实，但要求艺术比普遍经验独立，这点要求谁也得承认这不算是无礼了。可是，当达维特通过形与形的关系、色与色的关系、体与体的关系、形与色的关系、色与体的关系展示出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时，他的画笔显然丢失了理式的要求，并且把艺术的独立认识、独立表述权力与经验混杂在所有的线、形、体、色中了。如果经验等同于木匠的桌子，独立表述权力等同于木匠的工具如尺、锯、刨、凿，那么艺术家的创作——即使艺术家的创作力图想接近经验之外的表达如理式的表达——就消失在这些工具特定的条件和性质中了，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同人云亦云的传说(相关这幅画的战争题材故事——语言的)有什么两样呢?
一幅授之以经典之誉的艺术作品都没有保留住其独立表述权，目前的艺术——包括数化时代的绘画、诗歌、小说、音乐就没有可继承的前提条件了。一度有艺术家强调艺术作品有说不的精神与权力，这或许是艺术独立表述权力的复苏，力图摆脱世俗的审美形态、社会审美心理、经济时代价值观、从众心理、政治审美干预，但是这一呼吁还没有进入一道感性的门槛就被数化主义声浪淹没了。因此现在失去独立表述权力的作品们，已经远远不如达维特的画那样能提出对国家、军队、战争、生命、牺牲、和平的认识了。如果这样的画再冠之以艺术是不是有些勉强，或者也需要改写艺术这个概念呢!或者把艺术束之在过去时，对现在的绘画、诗歌、小说、音乐，特别是现在用身体写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而还借用艺术之名之类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命名呢。
一幅画告诉我们用国家研究哲学会失去其根据。用国家研究哲学，与用锤子研究哲学没有本质区别。之前苏格拉底用城邦研究哲学，他把城邦长官、智者和鞋匠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但是城邦长官、智者和鞋匠们没有坚守苏格拉底给他们的位置，等到有人如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马丁.海德格尔等用国家研究哲学时，鞋匠迁徙到了国家元首的位置，城邦长官摇身一变成为金融操纵者，智者操起了锤子，用科学的力量为他们提供他们认为是必需的工具。——而后，鞋匠的后代们比达维特用画笔改变形与形的关系、线与线的关系、色与色的关系更容易，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得出适合自己生活的结论。用国家研究哲学的海德格尔放弃了前先的研究单位人，民族主义的情绪——民族利益就开始支配他的研究行为，我们在用国家研究哲学的哲学家那里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关系核心就是“利益”。数化社会对待国家哲学得出的结论有自己的形式，它告诉人们不必去领会国家的日常意义，而是关注国家哲学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它将国家哲学得出的结论转化为数化关系，并且确定由“绝对利益关系”的日常意义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