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行者”和“波士顿先生”

郑达,萨福克大学教授

蒋彝,画家、诗人、游记作家,笔名“哑行者”。1952年,他赴美搜集资料,计划写一部以波士顿为题材的游记,期间结识了有“波士顿先生”之誉的美国历史学家白山。两人文化背景迥异,却成为至交,维持了一段长达25年的深厚友谊。


1952年11月16日,蒋彝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给沃尔特·缪尔·白山写信:

亲爱的白山博士:

我们共同的朋友陈世骧让我到了波士顿之后就马上来见您,聆听您介绍有关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您曾向约翰迪出版社打听我的行程,至为铭感。我理当早就给您写信,但我抵达纽约后,马上被带着去观赏康涅狄格州附近的秋色余韵。前几天,我在桥水镇住凡·维克·布鲁克斯家,但现在已经来剑桥了。


我急切地盼着与您晤面,不知何时合适,恳望赐告。

11月17日,蒋彝的信尚未抵达,白山恰好也发了一封信,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新朋友:

但愿您能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本星期五,11月21日晚上,马萨诸塞州殖民地协会举办年度晚宴,这是一项传统活动,相当轻松,我猜想您会愿意参加的。您的房东杨教授要是也一起来参加,我们非常欢迎。通常大家都穿晚宴礼服,但您因为便装远行,就不必在意了。牛津的理查德·利文斯顿爵士也在这里,晚宴之后,他要讲演,但除此之外,那天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吃喝而已。

白山还为蒋彝准备了一张雅典娜图书馆的借书证,附在信中。

蒋彝接受邀请,出席了殖民地协会的晚宴。一年之后,他忆及此事时说,那次晚宴是“我们俩友谊的开端”。的确,在波士顿的灯塔山,这两位文化背景迥异的文化人邂逅相识,就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深厚友谊。

蒋彝是画家、诗人、游记作家。1903年,他出生于九江,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又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专攻化学。毕业之后,他投笔从戎,加入北伐的队伍,然后又先后在芜湖、当涂、九江担任县长职务。1933年,他离开中国,西行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西方政治,为的是将来报效祖国。但是,政局的动荡、战争的炮火、生活和工作等因素,使他不断推延归国的打算。结果,他在英国留了下来,以其伦敦、牛津、爱丁堡等游记作品闻名西方。1946年,他应赛珍珠和出版商的邀请,来美国住了六个月,准备撰写以纽约为题材的游记,1950年,《纽约画记》出版,荣登《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这次再度来美国,是为了搜集资料,写一部以波士顿为题材的游记。

经由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陈世骧介绍,蒋彝认识了白山。白山与蒋彝年龄相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担任波士顿雅典娜图书馆馆长。他有一张胖胖的脸,神情镇定,胡髭又浓又密。他身材粗壮,走起路来从容不迫,《纽约客》给他起了个雅号——“和蔼的海象”。1926年,他从哈佛毕业后,去伦敦大学学习中世纪西班牙的罗马式建筑,1934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他到塞勒姆匹博迪博物馆任职,二战中,他服役海军并获奖。战后,他调到雅典娜图书馆担任馆长。他知识渊博,著述广泛,极富声望,有“波士顿先生”之誉,是新英格兰地区文化界的中心人物。

波士顿雅典娜图书馆建于1807年,属于美国最老的私立图书馆。它坐落于波士顿市中心,其建筑和内部的装潢设计精致无比,加上画像和雕塑,古典高雅,还有文学艺术方面的大量收藏,为公认的最佳私立图书馆。经由白山的安排,美术部门的大卫·麦基宾帮助筹划,在图书馆的展厅陈列展出了蒋彝的湖区、伦敦、牛津、爱丁堡、纽约等游记作品中的插图原作。1953年3月,雅典娜图书馆的内部通讯中,白山还撰文热情赞扬了蒋彝和他的艺术创作。

白山工作繁忙,社会活动频繁,但还是抽出时间,邀请蒋彝到自己北安多佛的家做客,陪他去波士顿周围参观名胜古迹,为他介绍认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谦恭地说,自己与蒋彝成了难舍难分的至交。

1953年10月,蒋彝回牛津后不久,他的《中国书法》就再版了。那是关于中国书法的第一本英语作品,1938年初版早已售罄。麦勋书局有意再版,需要找一家美国书商搭档,联合发行。蒋彝在美国的时候,白山就帮他与朋友汤姆·威尔逊接洽,威尔逊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任编辑。没过多久,麦勋书局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开始商谈美国版本的细节,随后便推出了《中国书法》的第二版。蜚誉国际美学界的评论家赫伯特·里德作序,称蒋彝不仅在中国的艺术和文明、而且在整个艺术和文明上,大大拓宽了西方读者的知识面,属于“少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外国人之一”。

白山与蒋彝遥隔大西洋,但保持通信往来。他们认识仅一年左右,但两人之间的友谊已经远非一般。白山是个历史学家,风度优雅,善于言辞;蒋彝是个艺术家和诗人,才思敏捷,风趣诙谐。蒋彝凡有困难或想法,即向白山倾诉讨教;而白山富于同情且从不傲慢,对蒋彝提的要求,他总是有求必应,认真作答,或给予忠告,或帮助解决。彼此之间熟稔了,正规的礼节似乎成为无谓的羁绊。1954年4月27日,蒋彝的信中改用“沃尔特”和“简”的称谓,并向白山夫妇建议:“你们就直接称我彝吧!”白山欣然接受,马上改用这称呼,双方因此更亲近了。

白山为人诚恳,沉稳可靠,加上博学众览,交际又广,是难得的好朋友。蒋彝对白山鼎立相助促成《中国书法》再版一事感激不尽:“要不是你的帮助,我真怀疑《中国书法》是否能发行。我欠你的太多了。”他与白山探讨自己在美国的出版前景,谈论在北美的出版商和他的经纪人保罗·斯坦达德。蒋彝表示,希望自己日后在美国的出版能得到白山的帮助。


1955年2月,白山成为蒋彝在美国的文学经纪人,但拒绝接受蒋彝提出的佣金报酬。他说:“我不愿接受你所建议的按惯例付我10%的佣金报酬,我希望纯粹作为朋友来帮助你。一旦我花了钱——那仅限于我为你而专程去某地出差办事的开支——我会同意从版税的账户中将有关的花费扣除(总是在10%的限度之内);除此之外,我宁愿此事不涉及到金钱。”此后20年间,白山担任蒋彝的经纪人,始终如一,忠心耿耿,一丝不苟,代表蒋彝与出版商联系、商洽、谈判,他把所有的变化发展及时转告蒋彝。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他会报销小量的费用开支外,他分文未取。听到蒋彝为此表示感谢时,白山谦逊地回答:“这些年来,我的生活因为你的友谊而丰富了不少。”

1955年,哥伦比亚大学聘请蒋彝去讲授中国文化。9月9日,蒋彝从南汉普顿码头乘船去美国。他知道,前程途中艰险难免。他没有正规的教学训练,对语音的了解微乎甚微,但他勇于学习,甘于探索。

翌年2月底,蒋彝接到哈佛大学的通知,请他在优等生荣誉学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讲。优等生荣誉学会是美国大学文理科最早成立的荣誉学会,哈佛分会始于1781年,每届年会上,哈佛邀请诗人朗诵原创诗歌,并邀请学者或社会名人作演讲。一百余年来,这已经成为哈佛的传统,历年的演说人中包括约翰·昆西·亚当斯、伍德罗·威尔逊、弗兰克林·罗斯福等。爱默生的《美国学者》一文,曾被誉为美国“知识界的独立宣言”,就是1837年在哈佛优等生荣誉学会的演说辞。如此众多的演讲人中,泰戈尔是唯一的亚洲人,蒋彝将作为第二个亚洲人、也是第一个华人跻身此行列。这次蒋彝获得提名,全仗白山的举荐,并得到哈佛优等生荣誉学会会长麦科德的支持。蒋彝马上复信接受邀请,并开始思考讲演的题目。他提出《我的旅行目标》和《跨文化的影响》,麦科德则建议他讲《中国学者》,既符合他的身份背景,又与一百多年前爱默生的演讲遥相呼应。蒋彝一听,决定把题目改为《中国画家》,这与他的背景和文化传统更为贴近。

6月11日早上,白山陪蒋彝一起去哈佛校园,然后与其他教员一起,排成长长的一行,由鼓乐手引领,去桑德斯剧场。优等生荣誉学会会长布鲁克斯首先致词,接着,诗人约翰·霍尔姆斯朗诵长诗《第十一条戒律》。其后,轮到蒋彝发言。他走上讲坛,台上所有的人都穿着绛红色长袍,头戴学术帽,唯独他穿着一身中式长衫,与众不同,格外醒目。他以爱默生的《美国学者》作为引子,强调他们两人相似的背景:爱默生生于1803年,他生于1903年;爱默生第一次赴英国是1833年,他抵达英国是1933年。但是,爱默生很快回美国,强调美国学者的独特品质,而他却留在了英国,学习英国语言和西方的文化。他在演讲中说:

就本质而言,我的身体和灵魂还是中国人,但我在英国20年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接触,使我对西方的文化获得了相当的了解。我发现自己到处受到欢迎,不是作为一个吸引人的异教徒,而是被看作一个有所奉献的伙伴。时代导致了这种转变,近年来人们不再互相看作奇特怪物。我出生比爱默生晚100年,对此,我深感幸运。我研究西方文明和现代艺术,虽然知识有限,但我能看到中国画家在世界文明的演变进程中发挥作用。我演讲的主题,就是考虑中国绘画艺术与未来的世界艺术融合的可能性,以及“中国”一词用于描述画家时仅仅指代其出生地的可能性。

蒋彝的讲演涉及中国画家对人与自然的诗意真理的处理,谈到中国画家兼集思想家、学者、诗人、书法家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事实,并且阐述了西方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他指出各种文化互依互存,并认为这是达到世界上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重要一步。最后,他强调相互了解:

在我们这现代世界中,一种文化要独立于其他文化,是不可能的。传播思想、观念、艺术的渠道方法如此之多,如此之快,甚至连爱斯基摩人都毫无理由能实行文化上的分离。我们现代人都是文化交叉的产物,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是行不通的。在种类和技术之下,隐含着人与自然的诗意真理,即一切文明的依据。我们的目标与爱默生的不同,需要我们公认的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文化。

整篇演讲气势恢宏,一气呵成,可谓回肠荡气。当晚,波士顿电台全文转播,蒋彝专心致志地听了一遍,相当满意。几十年之后,他的老朋友夏志清先生谈到此,依然连声称赞,认为这篇演讲内容扎实,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11月底,《巴黎画记》正式发行出版。报章杂志纷纷登载书评,盛赞这一部新作。《巴黎画记》销路很好,至12月31日止,卖了近5600册。蒋彝的版税收入达3312.91美元。一月底,7500册全部售罄。蒋彝的作品读者广泛,平均每本都能卖到25000到30000册,他的儿童读物《明》更是卖了将近25万册。作为畅销作家,蒋彝的版税收入可谓丰厚,但完全依赖于版税、以此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毕竟不可靠。他在哥伦比亚任教,但那不是全职工作,所以心里一直不够踏实。来美国之后,他刻苦努力,想在这里开辟出新天地。一晃4年过去了,主要的作品只出了《巴黎画记》一本,那其实还是他1955年赴美前就已经完稿的作品,而当年他在英国时,几乎每年出版一本新作。每念及此,他总不免颓丧,似乎感到自己才思衰竭,精力远不如前,再加上与美国的出版商很难打交道,著述出版变得困难重重。

经过白山的好朋友麦科德的斡旋努力,1958年至1959年,蒋彝受聘在哈佛大学任爱默生诗歌客座研究员。白山认为,蒋彝可以利用这一年时间专心写作和绘画,重新获得像从前在牛津一样的感觉。

在哈佛期间,蒋彝除了写作、讲学、社会活动,还抽空完成了四幅描绘哈佛的横卷,每一幅120厘米长,35厘米高。他精心准备了这些画作,打算赠送给哈佛,以示谢忱。2月间,他让白山和麦科德先过目一下,然后送去香港装裱。那四幅横卷,分别以春夏秋冬四季为背景,选择了四个不同的角度表现哈佛,暗示四种不同的诗歌情绪。白山认为,蒋彝是第一个用中国画再现哈佛校园内景物的现代画家。5月26日,蒋彝把其中的三幅画赠送给普西校长,校方在毕业典礼期间展出了这些画作。

根据蒋彝的观点,哈佛校园内的红砖楼房,因绿树映衬而显得和谐,校园的魅力也为之倍增。这些绿树的色调、形状,随四季更替而变化,为哈佛的校园营造了不同的氛围情调。其中的《哈佛校园雪景图》,天空阴霾,校园中心的红砖楼房在雪地上撒泼了一层红色,黑色的树干和光脱的枝丫错落有致,稀疏却优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画面。有些人觉得这幅横卷过于沉闷,颇有微词。白山却不以为然,并在哈佛校友通讯上撰文介绍那三幅横卷,充满激情、令人信服地表达他的观点,下面是他对《哈佛校园雪景图》的评论:

蒋彝唤起了一个清教徒式的哈佛大学近乎世界末日的意象。那些楼房的外部轮廓是熟悉的,但是,整体的冷涩表示室内绝不可能温适惬意。冰雪覆盖的墙砖,阴霾的天空,黝黑的树干,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某些成分,从哈佛初创期得以传承沿袭迄今,只有观察能力极其敏锐的人才能辨认出来,而且只有东方的艺术家才能通过画面传神地表现。

1959年夏天,蒋彝去英国探亲访问,白山夫妇恰好去欧洲度假,便一起同行。对蒋彝来说,去英国就像回老家一样,充满了甜蜜和欢乐。自从1940年以来,他在牛津南莫尔街28号住了15年,书房里还寄放着他的杂物,书架上堆满了书。他很高兴与房东吉恩全家又见面了,还见到了儿子蒋健国和媳妇芭芭拉,见到了刚满两岁的小孙子斯蒂芬。白山夫妇途经伦敦时,蒋彝还把他们介绍给健国一家。此外,他还抽空去看望里德等许多朋友。

然而,英国变了,四年的美国生活,似乎在蒋彝和第二故乡之间构筑了一道鸿沟。“英国与我离开波士顿之前所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他告诉白山,“我深思了整整两天,决定9月初一定回你的国家去。”

该年10月,《波士顿画记》出版。这一部新作吸引了媒体极大的关注,马萨诸塞州主要报纸以及美国各地报纸都发表书评,有的甚至认为它是整个哑行者游记系列中最好的一部。塞缪尔·威廉姆森认为此书不仅仅是一本悦人的读物,更是一个理解沟通的指南,他在《纽约时报》中写道:“这位从地球另一边来的客人,在书中捕获和描述的,不是成见或者丑化,而是波士顿精神永恒的含义。”文学批评家爱德华·瓦根内克特认为,蒋彝所观察到并了解的内容,超过了许多当地人。

在书中,哑行者带领读者,在波士顿和周围地区寻找波士顿人:灯塔山、波士顿雅典娜图书馆、法尼尔厅、哈佛校园、芒奥本公墓、普利茅斯、鳕鱼角、康考德以及塞勒姆。最后,他终于发现了这个年轻的国家能持久繁荣的秘密,那就是波士顿遗产,即“五月花”所表现的“波士顿精神”, 几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到这里,寻找自由,奋斗创业,继承这传统,并且发扬光大。

圣诞前夕,美联社发表哈尔·博伊尔的短文,开列了19本书,作为向一些名人或机构推荐的圣诞礼品,其中包括推荐给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的《洛克菲勒家族肖像》,给民主党的《幸福的家庭都一样》,给卡斯特罗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错误》。有趣的是,《波士顿画记》也名列其中,被推荐给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一个星期后,肯尼迪宣布参加总统竞选,脱颖而出,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总统。1959年12月13日,《波士顿画记》荣登本地畅销书排行榜,第二个星期,从第六名跃居第二,一直持续到翌年1月底。1月份,它还上了《出版商周刊》和《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值得一提的是,白山的新书《波士顿:地形历史》恰好也同时出版发行,销路也很走俏,1月份成为波士顿当地的畅销书。白山此书详尽地记述了波士顿这一城市三百年间的演绎变迁。白山与蒋彝的作品,同一个题材,却写法迥异:蒋彝的《波士顿画记》,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有诗情,具画意;白山的《波士顿:地形历史》,从本地人的角度,重史料,详图证。白山送了一本自己的新作给蒋彝,后者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但我真希望这本书在我开始写波士顿游记前就已经出版,它一定会给我许多启发。我发现书中许多插图美轮美奂。”《波士顿画记》的美国版是献给白山夫妇的。白山写信告诉蒋彝:“简看到书的献辞,深感意外,乐不可支,她原先对此一无所知。”白山夫妇都看过此书的初稿,并提出过修改意见,看到它如此成功,他们也很欣慰。白山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介绍自己的新书时,也帮着宣传蒋彝的《波士顿画记》。

《波士顿画记》与其他哑行者游记作品一样,附有作者自绘的线描插图、彩色插页、书法,洋洋大观,精美无比。其中,彩色插页全都以当地的著名景观为题材,如康科德桥、公园街、基督科学教堂、路易斯堡广场、塞勒姆海关大楼等等。这些线描、书法以及彩色插页,现在都归波士顿雅典娜图书馆收藏。蒋彝以往游记作品中的插图,基本上都卖给了私人收藏,分散在世界各地。他的艺术经纪人J. B. 克拉夫向白山建议,联系一家波士顿地区的博物馆,把波士顿游记中所有的插图一起收藏。白山赞同此观点,立即与波士顿美术馆等单位接洽,但均未成功。于是,他考虑改由雅典娜图书馆收藏,并立即开会商量筹款事宜。11月30日,他写信通知克拉夫,雅典娜图书馆的图书馆委员会已经批准决定出价5000美元,买下这批插图。蒋彝本人对这笔买卖不知底细。同一天,他还写信给白山发牢骚说:“写作不是一条谋生之道。”他觉得写作艰难,开支太大。为了写游记,他总是自己掏钱,四处旅游,观察了解人情风俗。

《波士顿画记》的销路比《巴黎画记》好得多。1960年1月底,诺顿又赶印了3000册,那已经是第4次印刷,总印数达20500册。根据诺顿的内部备忘录,蒋彝的读者遍布全国各地,“我们接下来出版他的旧金山游记,那是稳赢无疑的。”

蒋彝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使他成为“美国最杰出的华人”。美国新闻署与白山联系,请他写一篇报道文章。白山欣然应允,马上动笔,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写了一篇题为《蒋彝》的文章,介绍其文化背景、生活经历、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白山写道:“这位谦谦君子,25年前,离开中国,四海为家,为的是追求文学和艺术。他从不沽名钓誉,但获得了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了世界各地无数人的爱戴和钦佩。”

蒋彝在美国度过了生命最后的20多年,美国成了他的第三个家。虽然他住在纽约,但一直与白山保持联系。他们相互尊重,惺惺相惜,这一段友谊,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可以说,白山、雅典娜图书馆,还有许许多多的个人和团体,都热烈地欢迎蒋彝,同时,蒋彝也以他的画笔和文字描写美国的文化历史、人情风貌,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