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流的回忆:从两岸人读《约翰科利斯多夫》说起

虞立炜,bostonese.com 专栏作家

若干年前,甫出校门开始工作,除了基层员工外,主管兼拍档清一色来自台湾。有一天发现他闲遐时正在读《约翰科利斯多夫》,于是很好奇地想看看两岸的翻译风格有什么异同,不曾想居然也是傅老的版本,于是话题就扯了开去。在渐渐地谈到了本行后,自然也就谈到了电影。由于两地对电影和人物的翻译差别实在太大,往往是通过描述情节才得知对方在说那部电影。临下班前,他去宿舍拿了几本杂志来让我翻翻,这就是如今已成为图腾符号的《影响》。正当我对那些早期影片的剧照和大师们的形象兴趣正浓时,他忽然莫名其妙地让我晚上加班!
Movie_books




晚饭后我就一直等主管派活,就快等得不耐烦时,他终于出现了。他把我拖到了公司观摩资料片的放映室,神秘兮兮地用毯子将临近走廊的玻璃封住,电视音量调到最小,然后推进了一卷带子。渐显的灰色画面,底下有“创造社”的字样,起始的音乐声让我不由得想起《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类的中国老片,但几秒钟后出现的却是黄色的字幕:十月。

公司的放映室平时播放仅局限于比较经典的专业动画作品,能看到其他类型的片子是需要有些特权和身份的,我显然还够不上,但我和主管的谈话显然搔到了他的痒处。我们一起象作贼一样的隔三岔五地”加一次班”,从而认识了楚浮,高达,爱森斯坦和黑泽明。尽管制式不对,我还是将一些片子翻录了下来,期待它们会再见天日,最后果然通过朋友帮忙转成了PAL制。在录像带时代,我可以完全自信的说拥有上海最好的私人收藏。

远流的插曲就是在这段时日里发生的。我们谈到书,他抱怨台湾的书很贵,特别是他知道同样是《约翰科利斯多夫》,两地的价格差让他咋舌不已,即使台湾版的书籍的确精致。时隔不久,他将回台探亲,我给他买了套他向往以久的《静静的顿河》,《词综》和明清朝的诗歌别裁集。我则请他代买一本他平时手不释卷的志文版《电影的语言》。接下来就是过了一个月节衣缩食的日子,好把书钱攒出来。《电影的语言》书价台币折合人民币近80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等知道了他确切的回程日期后,我比任何人都兴奋,同时也很忐忑:万一他没有买到怎么办?

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他甫进公司大门便径直走到我的工作台前,将一个厚重的牛皮纸袋递给我,我会心地拿钱给他,他却没有收。

牛皮纸袋很压手,我奇怪一本书没有这么厚啊? 打开封口,先是《电影的语言》滑了出来,里面还有一本书,开面略大,抽出来一看,暗黄色的封面上的四个字是《认识电影》。

那笔钱他终于没有收,只是强调我给他的书要远远贵过他给我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想拂了他的一片好意,也就不提了。我随着《认识电影》知道了远流,也开始“认识电影”。他一直顺着章节给我讲述书中提到的电影范例,可能的话还找片子来看,断断续续维持了一年,直到我离开这家公司,但我们一直有往来。最后他回了台湾并搬了家,从此杳无音讯。

这两本书在我的书架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傲视同侪,当然是与大陆出版的电影书籍相类比,原因仅仅是昂贵的价格和精致的版本。当时大陆的电影书籍图片少得可怜,即使有也多是黑呼呼的不知就里(对照一下两地出的《电影剪辑技巧》和《电影是什么》就明白所言不虚)。“远流”的电影书籍于是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虽然那时也经常有朋友去台湾,但主要是托他们寻找《影响》,相比之下更为吃重。




与“远流”再续旧缘是在1997年。由于工作关系我一度往来于京沪两地,于是经常给在北京的媒体朋友带些VCD。那时上海的专业电影书籍主要是集中在静安寺的艺术书店,有香港的《电双》和台湾的《世界电影》和《LOOK》的过刊,最主要的是能买到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世界电影》。在北京出差时,我也曾专门去了离中影公司不远的中国电影出版社,补了不少《世界电影》的过刊。为了想买些北京人艺的话剧VCD,我去了韬奋三联书店,当然也少不了看看北京的专业电影书籍。我拿着挑选的碟片往电影类的书架走去,远远就看见最上面的一排书脊很特别,熟悉而又陌生的样子,再走近些,就能看清楚大大的数字,心里一阵狂喜,我意识到,这是“远流”。

我根本保证就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样偶然的机会下找到向往以久的东西,《认识电影》最后几页书目早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能力估量过多次了,一下子这些书活生生地堆在你面前是非分明反而乱了方寸。接下来的事情就可以想象了,我成了公司里最踊跃出差的人,以至于有人会想我是不是在北京新交了女朋友。当然,昂贵的书价不可能让我每次都有斩获,去的原因更主要是看看自己想买的那几本是不是还在,如果数量锐减的话就不能犹豫了,否则就等等,好在我每星期都去一次,象去国务院上访的人士,满腹委屈又不知道跟谁说。

很快,形势变得危机起来,北电的人也得到了风声,成群结队的往三联书店跑,据说那里负责该柜台的工作人员牛B的不行,打交道的都是名人或未来的准名人,找他们帮忙预订的人多了去了,象导演开戏,纷纷有人往里搀和,就差女一号自我牺牲了。总之是火了一阵,近水的楼台,于是先得了月。我只能眼见着品种凋零.后来北京的工作告一段落,去的就少了,三联书店的远流也就没有了下文,直到1999的上海电影节。

这其间还有一个插曲。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处,是个电影爱好者的聚会场所,有原版电影看,还有很多电影书籍和杂志,说是当时北京大凡喜欢电影的人都会去坐坐,老板庄松冽是台湾人,在北电读本科。传说其实他的学历已经可以读博士,但他想从头来起,所以就念了本科,不过未经本人证实。咖啡馆的名字叫做”雕刻时光”,当时听到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带着点好奇心和媒体的朋友就去了——说来惭愧,也就是在那时起我才知道塔可夫斯基,才知道了“雕刻时光”的由来。老板庄凇冽请我们喝杯咖啡后,我就起了贼心想把他这里的《影响》都买下来.其实我最想买的是《雕刻时光》,但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眉批和签注就打消了念头。媒体的朋友为我开了口,他是死活不肯,可让我空手回去,我也不肯。于是挑了本《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的资料书,还是志文版的。看的出,庄凇冽老大不情愿,但又抹不开面,于是把台币换算成人民币把我宰了一刀。我则根本顾不上疼,揣着它和刚买的《世界电影动态》回了上海。后来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庄凇冽怪她带了个上海小子去把他给坑了.

上海静安寺的艺术书店我对它慢慢失去了兴趣,因为它的《电双》比书城要卖得贵,更要紧的是它后来不进《世界电影》了,于是去的就比较少了。我的重心开始向书城倾斜,由于一直去买过刊,和那里的负责人就混熟了。他们有很好的服务,可以将名字和电话留下,然后帮你订书。没多久,他告诉我老妖也在那里出没,但他显然不知道我和老妖相熟。一次我接到他电话去领书时,他给我一个单子,问我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书要订。还没有看书名,就看到每个书名后面的出版社栏中跟着长长一排“远流”的字样,心中狂喜。尽管晚了些时日,但终于来了。好象老妖那时已经勾了一些了,具体细节有些记不真切了。1999年的电影节,我正被电影节中的沮丧所折磨,这位负责人——我会记住李榕斌这个名字的——给我来了电话,“远流”来了!我当即联络了老妖,在同一天我们先后去“迎驾”,我把《电影叙事》给“请”了回来.

北京的故事于是在上海又演了一遍,当然这次是不用“急吼吼”的,慢悠悠地一个个将它们捉将进来,暂时售缺也可以再补进。除了一两本已经停版的除外,远流的《电影馆》应该在京沪两地都出全了,从第一本买的《暗恋桃花源》开始,陆续也增加到有几十本,而当时编号24的《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则始终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才有朋友帮我从台湾带来,了却了心愿,但已经是换了出版社,和远流没有什么关系了。最近有出版社出版远流的“电影馆”丛书是影迷的幸事,不过如果不是因为远流的话,它是否会引起这样的关切和话题则成了疑问,尽管这不是第一次。《认识电影》曾经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过,售价80元,插图彩照一应俱全,初在上海艺术书店上架即被卖至脱销,供不应求,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书在印象中没有那个被如此热卖过,很大程度上是拜“远流”的口碑所赐。

我跟老妖关于远流的谈话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两小时的长电话上说到《电光幻影一百年》,不过我们都没有说电影,而是谈读后感。就我个人而言,《认识电影》的确是扩展了我对电影的视野,但平心而论,台湾的翻译风格和一些纯电影理论并不能让我完全接受,有些书与其说是需要,更不如说是出于某种说不出来的情感。在翻看《电光幻影一百年》里一则电影史上的散页,仿佛也真正把我内心一些难以表述的东西倾泻了出来,它的记述方式让我不由得想起自1996以来的所有可能只能属于个人感受的故事。即使是后来买了万象的《十导演丛书》以及《电影欣赏》杂志,为了电影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将一个几近破灭的梦想按自己的方式延续下去。

“远流”应该还会继续《电影馆》的行程,但它作为大陆影迷时代见证的身份已然消退,它现身时所负载的功能已经被网络和DV轻松地取代了。但正如我不喜欢在网上看书一样,手执书卷时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油墨的芳香,书本自身的个性能让指尖在书页上滑动时使你全然忘我。每一本书都有属于它的一段历史。我想只要我还是热爱电影,那么“远流”就一直会在我的书架上存在,也许有些已经看熟了,有些已经被遗忘了,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故事,它们不会消失。黄舒骏在他的歌里说:“世界不停地改变,我的心思却不愿回到从前。”不愿是无奈,不能则是悲哀了,这似乎也是在昭示“远流”的宿命,注定无法成为大众的记忆,但对某些人而言,这些记忆弥足珍贵,而且还会逾久逾深。